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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古的朝鲜日本和南亚次大陆（第2页）

五、人民起义和反抗蒙古侵略的斗争

12世纪初以降，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田柴科制度无法继续实行。本来已拥有私田（功荫田柴）的王室、功臣和贵族，仍千方百计地扩大私田和加强对农民的榨取，于是国家掌握的公田和收入越来越少，许多原属国家的良人农民沦为大地主的私民（佃农）或奴婢。结果，“良民尽入于巨室，田柴之科废而为私田。权有力者田连阡陌，标以山川，征租一岁或至再三……”[18]12世纪末，有材料记载：“在位者贪鄙，夺公私田兼有之，一家膏沃，弥州跨郡，使邦赋削而军士缺。”[19]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使中央权力衰落，出现武臣专权局面。1126年，拥有食邑数千户的权臣、外戚李资谦发兵包围和火烧王宫，一度夺得政权。1135年，西京（平壤）两班奉僧人妙清为首，建“大为国”。毅宗（1147—1170年在位）大兴土木，广征搜刮，到处游逛，彻夜饮宴，不理朝政。武臣头目郑仲夫、李义方等乘机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废黜毅宗并将他放逐于巨济岛。1196年，将军崔忠献兄弟举行政变，夺得中央政权。他们在家里私设“都房”，发号施令，实际成了政府。崔忠献及其子孙先后废立四代国王，实际统治高丽60余年（1196—1258年）。

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从12世纪中期起到13世纪初，终于爆发高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国农民大起义。

1176年1月，忠清南道公州鸣鹤所农民，在亡伊、亡所伊领导下，攻占公州，揭开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亡伊自称“山行兵马使”，意思是老百姓的指挥官。“所”是贱民居住的地方，说明贱民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公州辖四郡八县。农民军占领公州，是对政府的沉重打击。2月，农民军打败政府派来进行镇压的3000精兵，声势大振。与此同时，全罗道、庆尚道也发生农民起义。面对南方声势浩大的起义，政府于6月宣布升鸣鹤所为“忠顺县”。这一招是想把贱民集体变为良民，以诱骗起义者对政府“忠顺”。然而，农民军没有上当，继续战斗。到1177年4月，农民军先后攻占骊州、镇川、牙州等地，控制了忠清南北道和京畿道南部，直接威胁首都开京。农民军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和发扬革命精神。亡伊等大义凛然地揭露开京朝廷说：“既升我乡为县，又置守以安抚，旋复发兵来讨，收系我父母，其意安在？宁死于锋刃下，终不为降虏，必至王京然后已。”[20]7月，政府以谈判为名，背信弃义地诱捕亡伊、亡所伊，投入监狱，起义军渐渐瓦解。

从1177年5月到第二年10月，有四支农民军活跃于平安南北道和慈江道一带，一度到达黄海北道和咸镜南道部分地区，总称为西北农民军。1177年5月，农民军攻占西京（平壤），击退政府军进攻。9月，农民军主动撤往妙香山建立根据地，编为前、中、后三军，各设“行首”（指挥员）和“指谕”（参谋），在清川江和大宁江流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政府哀叹：“贼依阻山林，无定居，诸郡人又多为贼耳目，军中动静辄先知之。战始交，辄败北，士卒气沮，逗留不进。”[21]政府三易主帅，围攻达一年多。后来，有些农民军领袖被收买，再加上粮食困难，西北农民军失败。

1193年2月，孝心和金沙弥分别领导庆尚南北道农民举行起义。政府派将军带兵讨伐，屡遭挫败。次年2月，敌人诱骗金沙弥并加以杀害。4月，农民军在密城与敌人决战，不幸失利，被俘被害者7000余人。年底，孝心被捕，起义失败。

1198年，开城的私奴万积等6人，经常在城北松岳山集会，提出“将相宁有种乎？时来则可为也”。他们联络许多公私奴婢，密谋起义，计划杀死崔忠献等统治者，“焚贱籍，使三韩无贱人”[22]。后因叛徒告密事泄，万积等百余名志士被投入江中。1199年2月，江原道爆发农民大起义，并和庆州的起义军联合，活跃在东南沿海一带。1202年，庆州驻军举行起义，并联合西南方云门山的起义军，组成三军，称“正国兵马”，攻陷永州，声势很大。1204年前后，惨遭镇压。

上述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但规模大，波及地区广，斗争时间长，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和改进斗争艺术，英勇顽强，沉重地打击了高丽统治阶级。许多贱民、奴隶参加农民起义，他们斗争坚决，许多人成为起义的领袖。农民、贱民和奴隶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上摧毁了高丽社会残存的奴隶制残余，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3世纪初，蒙古兴起。1231年8月，蒙古借口使节被杀，派大军渡鸭绿江侵入朝鲜。兵锋所至，庐舍为墟，杀掠人民，不可胜计。当时，府兵制已破坏，国家无可用之兵，若有急需则临时募兵，称“别武班”，后称“别抄军”。许多地方的农民、奴婢自发组织起来，请缨杀敌。龟城军民坚守城池4个月，击退蒙古军的6次进攻。但是，高丽的实际统治者崔瑀却向敌人乞和，然后迁都江华岛。1258年，崔氏政权被推翻，“复政于王”，但王室也害怕人民，准备投降蒙古，从江华岛还都开京。守备江华岛的三别抄军（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抵制王室的投降活动，毅然举行起义。起义军主力南下珍岛，继续抗敌，受到各地人民的热情支持。史书记载：“三别抄反，据珍岛，势甚炽，州郡望风迎降，或往珍岛谒见。”[23]高丽王室无耻地联合蒙古军镇压，起义军转战济州岛。1273年4月，济州岛陷落，历时三年的三别抄义军英勇抗战最终失败。

1280年，蒙古在朝鲜设征东行省，派“达鲁花赤”（理民官）监督国政。然而，高丽人民反抗蒙古侵略的斗争一直未断。1368年，中国农民起义推翻元朝，有力地支援了高丽摆脱蒙古统治的斗争。高丽国王辛禑却继续勾结元朝残余势力，公然派兵进攻中国辽东。1388年，宰相崔莹率领的军队抵达鸭绿江中的威化岛，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班师回京，废辛禑，夺取政权。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国王，自立为王，并迁都汉城，改国号为朝鲜，开始了朝鲜史上著名的李朝（1392—1910年）。

六、李朝前期封建社会的发展

高丽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24]，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大农庄。而兼并之家，收租之徒，“自秋至夏，成群横行，纵暴侵掠，倍于盗贼”[25]，许多良人农民又沦为大农庄主的奴婢。李成桂兵变上台以后，积极着手田制改革。政变当年，李成桂立即宣布将佛寺的300多处土地收归国有，没收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所有私田文契。1390年，焚公私田籍于市街，大火数日不灭。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共79万多结（包括耕地和荒地），并宣布实行科田法。国家规定，京畿一带土地按科（等级）授给在京任职的官员，故称“科田”。第1科得田150结，依次递减，至第18科得田10结。京畿以外的地方置军田，以养军士。地方官吏和“闲良”，不论资品高下，随其本田多少，各给军田10结或5结。从“凡受田者身死后，其妻有子息守信者，全科传受；无子息守信者，减半传受”[26]看，科田和军田都允许程度不同的世袭。另有功臣田，可以子孙相传。公私奴婢、工商、卖卜、娼妓、僧尼等，不许受田。凡公私田租，水田1结糙米30斗，旱田1结杂谷30斗。除陵寝、仓库、官司、公廨、功臣田外，有田者皆纳土地税，水田1结白米2斗，旱田1结黄豆2斗。科田、军田、功臣田都是私田，其余土地为公田；公私田的比例无资料可查，无疑公田占绝大多数。军田和科田须向国家纳土地税，所以又是不完全的私田。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公私田租的数额，“此外有横敛者，以赃论”[27]。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李朝除加强对土地的支配权外，还竭力把生产者束缚在土地上。1413年9月，实行号牌法。国家规定10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均按身份佩戴一种号牌，上书姓名、住址、面色、身长、有无胡须等，在发牌时进行户口登记。如有不戴或伪造、遗失、借用者，要受处罚。两班贵族的号牌用象牙或鹿角制成，平民的则用杂木。[28]1407年起，实行邻保制，以连环保的方式加强统治和保证对国家的负担得以实现。李朝实行奴婢辨正，把高丽末期沦为奴婢的人改为良民，把寺院的私奴婢改为国家控制的公奴婢，使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劳动力和兵源。

李朝废除高丽的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1400年），集兵权于中央。为统一法制，1469年编成《经国大典》6卷。大典详细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刑律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一直适用到李朝末年。

对外方面，1419年李朝远征对马岛，彻底制止了倭寇的骚扰。15世纪中期，对北方女真的斗争取得胜利，确立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天然国界。李朝对明朝实行友好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比较密切。

李朝初期，经济上有很大进步。高丽末年，全国有耕地和荒地79万多结，1430年左右增加到170多万结，翻了一番，同时也是李朝土地面积最多的时期。轮作制代替了休耕制。水稻的品种增加，插秧渐渐取代直播。棉花种植从中国传入，并逐渐推广。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政府发行朝鲜通宝金属货币和纸币。

科田法推行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废弛。起初，科田仅限京畿，后来由于赐给功臣贵族的功臣田和别赐田不断增加，京畿的土地不够，逐渐扩大到外地，特别是土地肥沃的忠清、全罗和庆尚各道。1404年起，土地买卖合法了。[29]贵族和官僚纷纷利用特权兼并土地。于是，又出现公田、公民减少，私田、私民增多的现象。中央的经济、政治实力削弱。1467年，李朝实行职田制，将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分给现任官吏，但兼并之风仍然不能制止，对农民的榨取有增无减。农民往往逃往海岛深山，或者掀起新的武装起义。1467年，咸镜道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要求取消号牌法、减轻捐税和惩治贪官污吏。此后百余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

15世纪末，李朝政治腐败，党争不绝。在朝的功臣勋旧官僚集团称“勋旧派”，在书院接受儒家教育的两班子弟和靠科举入仕的新官僚称“士林两班”或“士林派”。两派相互斗争不已。成宗（1469—1494年在位）不满勋旧派的飞扬跋扈，利用士林派加以遏制。士林派势力膨胀。1498年，继位的燕山君（1495—1505年在位）转而依靠勋旧派清洗士林派，史称“戊午士祸”，是为党争之始。此后数百年间，党争不绝，两派又各自分裂成不同的小派，彼此诛戮，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

七、朝中人民抗击日本封建主侵略的斗争

16世纪末，正当朝鲜党争不已的时候，日本却通过兼并战争结束长期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积极准备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战争前夕，他在给朝鲜国王李昖（宣祖）的信里，公然叫嚣要“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30]。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1592年4月（宣祖二十五年，岁在壬辰），日军近20万人在釜山登陆，接着**，连陷三京（汉城、开城、平壤），并分兵直趋东北部的咸镜北道。许多地方官员不战而逃，朝鲜国王仓皇北走义州。侵略者的“锋焰所被，千里萧然。百姓不得耕种，饿死殆尽”[31]。在此危急关头，朝鲜人民纷纷组织义兵，奋勇抵抗。他们在釜山和东莱一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民族英雄、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1545—1598年），忧国忧民，决心以死报国，尽扫妖氛，一雪国耻。正当日军在朝鲜半岛上横行之时，他率领水军在南海一带接连取胜，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侵略计划。朝鲜人民创造的龟船，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龟船长11丈，宽丈余，穹窿如龟；船身覆铁壳，装锥刀，敌人无法接近，也难以焚烧；船首有龙头，能喷吐烟雾迷惑敌人；船身四周有72个炮眼，可从各个角度射击；船内能载较多的粮食和饮水，便于长时间航行。龟船是铁甲舰的前身，是当时优秀的战舰。5月初，就在汉城陷落后几天，李舜臣率领舰队向庆尚道沿海出击，在巨济岛附近的玉浦、巨浦和赤珍浦击沉敌舰40多只，自己无一损失，大大鼓舞了朝鲜军民的士气和抗敌的决心。从5月底到7月中旬，李舜臣率领水师在唐浦、唐项浦和闲山岛一带痛击敌人，特别是闲山岛之战，击沉敌舰59艘，毙敌数百，不仅取得海上主动权，而且挫败了敌人的水陆并进计划，使之不敢从平壤北犯，为明朝援军的到来赢得了时间。9月，李舜臣会同友军袭击釜山，又毁敌舰百余，毙伤无数。朝鲜政府封李舜臣为资宪大夫和全罗、庆尚、忠清各道水军首任统制使（仍兼全罗道左水使），设大本营于闲山岛。

1592年12月，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明朝派大将李如松率领4万军队援朝，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次年1月，朝、明联军经过激烈战斗后收复平壤；4月19日，光复汉城，将侵略者赶到釜山沿海一带。日本遭受沉重打击后，提议和谈，妄图争取时间卷土重来。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迁延三年之久的和谈以破裂告终。

1597年2月，丰臣秀吉派遣14万日军再次侵略朝鲜，水陆并进，但把重点放在海上。当时，由于党争，李舜臣被解职，统制水师的是昏庸无能的元钧。7月，固城海面一战，元钧失败被杀，大本营闲山岛落入敌手。8月，朝鲜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舜臣，但朝鲜水师仅剩12艘战船和120余名战士。李舜臣和水师将士发扬高度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誓死杀敌。他们充分利用珍岛东南鸣梁海峡（涨潮时有巨响如鸣）的有利地形，暗设两道铁索，使敌舰能进不能出（退潮），以巧制胜，竟以12艘战船和120余名士兵击毁敌舰300多艘，歼敌4000余人，创造了海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杰出范例。

1598年7月，明朝政府派陈瞵和邓子龙率水军援朝，与李舜臣将军的水师并肩战斗。8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嘱吩咐从朝鲜撤军。与此同时，朝明联军在陆上进击日军在南方沿海的重要据点蔚山、泗州和顺天，敌军不支企图从海上逃走。11月18日，朝明联合舰队驶往露梁海面（南海郡西北）迎敌，击沉敌舰300多艘，歼敌万余，给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在这次海战中，李舜臣击毙日军大将，打退包围明军统帅陈瞵的敌舰。明军70岁老将邓子龙坐的船不慎起火，李舜臣驶舟来救，左胸中弹。他把战旗交给侄儿代施号令，嘱咐不许声张。名将李舜臣和邓子龙都在这次海战中壮烈牺牲，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战斗友谊的颂歌。壬辰卫国战争终于以朝鲜人民的最后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大量减少。战后，全国耕地面积仅等于战前全罗道的耕地，受害最深的庆尚道仅为战前的16。直到17世纪初，战争创伤才逐渐恢复，但又遭到女真贵族的侵略。1627年和1636年，后金（清）两次入侵朝鲜。1637年1月，朝鲜被迫降清。

八、朝鲜文化

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友好往来。我国的汉字、汉文和儒家思想早就传入朝鲜。4世纪时，高句丽设太学，学习汉文和儒家经典。682年，新罗统一后不久，在首都庆州设国学，由博士助教讲授儒家经书，广招贵族子弟学习。788年开科取士，儒家经典是主要考试内容。新罗政府经常派贵族子弟或僧人去中国学习。如崔致远（857—？），12岁入唐留学，18岁中进士，著有《桂苑笔耕》20卷，回国后任侍读等官，影响很大。佛教早在372年已从中国传入朝鲜。新罗统治者提倡佛教，广修佛寺，不断派出高僧出国取经。僧人慧超（704—？，亦作惠超），少年入唐，通晓汉文和梵文，后取道南海赴印度，遍访北印度佛教遗迹和研究佛经，727年回到中国后从事佛经翻译，终老于五台山。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传》3卷，记述旅途见闻，是研究印度和中亚历史的重要资料。原书早已散失，1906年在敦煌石窟里发现该书的部分抄本。新罗学者薛聪，利用汉字拼写和判读新罗语，史称“吏读”，大大便利了朝鲜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12世纪，著名画家李宁来中国，宋徽宗命翰林待诏王可训、陈德之等从宁学画。徽宗十分欣赏李宁的《礼成江图》，称李宁为“妙手”，赠以酒食和锦绮绫绢。

朝鲜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编修史书。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学者兼政治家金富轼等人，根据《旧三国史》《海东三国史》和中国史籍中有关朝鲜的丰富史料，用汉文编成一部纪传体的《三国史记》。全书共50卷。13世纪，僧人一然（1206—1289年）根据古文献和民间传说的资料，用汉文编成《三国遗事》5卷，以补《三国史记》之遗漏。该书往往从佛教角度决定史料的取舍，但也保存有不少宝贵的资料。1451年，李朝学者郑麟趾等根据高丽诸王实录，编成纪传体《高丽史》139卷，这是研究高丽历史的主要史书。1415年成书的《高丽史节要》（35卷）和1484年成书的《东国通鉴》（56卷），也是有关高丽时期和朝鲜历史的重要史籍。李朝诸王注重编修前代实录，最后按年代顺序辑成包括27代国王的《李朝实录》1893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正组织人力将《李朝实录》从汉文译成朝鲜文。

朝鲜字母——训民正音的创制，是李朝时期重要的文化成就。世宗时（1418—1449年在位），朝鲜学者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根据朝鲜语音、参考汉字音韵，创制表音字母28个，其中母音字母11个、子音字母17个。新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笔画简单，拼读灵活，一直沿用到现在。

朝鲜的印刷术、天文学和医学，成就显著。高丽显宗时（1010—1031年在位），着手用雕版刻制汉译《大藏经》，历60余年，印出6000多卷，可惜不久被蒙古军烧毁。1236年（高宗二十三年），政府下令重刻《大藏经》，费时16年完成书版86600张，俗称“八万大藏经”。高丽人民还推陈出新，发明铜活字印刷，比西方的类似发明约早200年。大约647年，庆州就修建了瞻星台，8世纪时又创制天文观测仪和漏刻器。李朝初年，发明利用水力自动报时的自击漏。1441年，发明世界上第一个测雨器，并建立定时报告雨量的制度。1613年，太医许浚参考中、朝医书500多卷，编成《东医宝鉴》23卷，至今仍有参考和临床价值，受到中国和日本医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