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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古的朝鲜日本和南亚次大陆（第1页）

第六章中古的朝鲜、日本和南亚次大陆

第一节朝鲜

一、原始社会和古代国家

朝鲜位于亚洲的东部，由半岛和3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朝鲜西临黄海，东濒日本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北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和我国相邻，东北角与俄罗斯接壤。朝鲜半岛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峰峦秀丽，河流短小，号称“三千里锦绣江山”（半岛南北长2100朝鲜里，东西最宽达900朝鲜里）。朝鲜是我国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朝鲜人从遥远的古代起就生活在朝鲜半岛上。最近几十年，在平壤市的黑隅里、砾浦区和德川郡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古人的化石。约四五千年前，朝鲜进入新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文化遗址遍布半岛南北各地，如在咸镜北道沿海，在大同江、汉江、洛东江流域，甚至在南方的海岛上都有发现。在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发现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称“弓山文化”。公元前5世纪左右，朝鲜进入青铜器时代。当时的朝鲜人用几块一人多高的宽大石板修建坟墓，所以又称“巨石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朝鲜的原始社会渐渐解体，出现最初的国家。

大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在朝鲜北部形成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即濊人[1]所建立的古朝鲜。“古朝鲜”意思是“古代朝鲜”，以与后来的李氏朝鲜相区别。古朝鲜有“八条”法律，现在只知道其中的部分内容，即“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2]。大体上可以看出，古朝鲜已有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而且阶级矛盾尖锐，已经制定保护私有制和富人利益的法律。

公元前2世纪左右，在朝鲜半岛南部韩族居住的地方，形成“三韩”部落联盟。马韩在汉江下游，弁韩在洛东江下游，辰韩在庆州一带。三韩之中以马韩最大。马韩统一了整个三韩，中心地区在月支，即今忠清南道的稷山一带。我国古书称之为“辰国”，称其王为“辰王”，并有其人“知蚕桑，作缣布”等记载。[3]

我国秦汉之交，政局动**，北方居民不断向朝鲜半岛迁徙。公元前194年，移居朝鲜的燕人卫满推翻古朝鲜政权，自立为王，势力达到今平壤一带，史称“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发兵攻打朝鲜，灭卫氏政权，在朝鲜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乐浪郡长期存在于原卫氏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带，其他三郡不久被撤销或内迁。汉四郡的设立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公元2世纪末（东汉末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氏又在乐浪南部设带方郡。公元4世纪初，乐浪和带方分别为高句丽和百济所占领。

二、封建制度的形成

从公元前后到677年新罗统一，百济、新罗与貊人在鸭绿江中游建立的高句丽形成鼎立之势。

传说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高朱蒙带领一批贵族，在“土壤肥美，山河险固”之卒本（今我国辽宁省桓仁县）建都，国号高句丽。[4]公元1世纪，高句丽向南发展到清川江一带。公元209年（山上王十三年），高句丽迁都丸都（又名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广开土王（391—412年在位，又称“好太王”）时，国力臻于极盛。427年，长寿王（413—491年在位）迁首都于平壤，从此统治深入半岛。

公元前后，半岛南部的辰国解体，在其辖区内的百济和新罗逐渐强盛。传说公元前18年（西汉成帝鸿佳二年），高句丽王高朱蒙次子温祚带领一批人来到土地肥沃的汉江流域，定都汉城，国号百济。汉江流域原为马韩故地，百济建国的故事反映了貊人与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3世纪时，百济扩展到半岛西南部。4世纪初，又占领带方郡，与高句丽接壤，两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百济势力不敌，先将都城从汉城南迁至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后迁至泗沘（今忠清南道扶余），并一度改国号为南扶余。

新罗兴起较晚，2世纪时形成国家。[5]新罗起初实行贵族民主制，由朴、昔、金三姓贵族交互继承王位，其他贵族按不同的身份（“骨品”）担任高低不同的官职。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的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当高句丽与百济争霸的时候，新罗乘机发展，扩张领土。到6世纪中叶，先后占领富庶的洛东江流域和汉江流域，收复日本在半岛南端的据点任那（562年），国势日强。智征王（500—514年在位）、法兴王（514—540年在位）和真兴王（540—576年在位）时期，实行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半岛统一奠定了基础。

新罗的强大和积极向外扩张，引起高句丽和百济的不安。642年年底，高句丽大将泉盖苏文乘军事检阅之机发动政变，拥立新王宝藏王，自称“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开始改变政策，联合百济，反对新罗。为了对付高句丽与百济结盟的严峻形势，新罗转而与中国的唐朝联合。660年，新罗和唐朝联军近20万人一举攻灭百济。668年，新罗乘高句丽内讧之机，联合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唐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设都督府，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由薛仁贵任都护，实行直接统治。670年，高句丽爆发反唐大起义，得到新罗的积极支持。到676年，新罗经过多次战斗，收复百济和高句丽部分地区。677年，唐朝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新罗实际上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与新罗划大同江为界，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属于新罗。

这个时期，朝鲜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公元前后，朝鲜人已知用铁，“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6]。经考古发掘，在鸭绿江和秃鲁江流域发现了当时的炼铁遗址、炼铁炉和铁制农具。这个时期，朝鲜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和五谷杂粮。朝鲜人很早就知道植桑养蚕，织造缣布。5世纪以后，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农业生产水平更是有了较大提高。6世纪时，我国史书记载朝鲜的“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7]。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古书里这样记载着当时高句丽的剥削关系：“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8]“大家”当然是统治阶级，而“下户”看来已不全是奴隶，主要是“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的农奴。高句丽在征服东沃沮之后，对当地也是“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9]。史书《三国史记》中多有封赐“食邑”的记载。2世纪的高句丽将军答夫，3世纪的密友、纽由、高奴，都因战功获得食邑。6世纪时，金官国主归顺新罗，新罗国王即以其国土赐之为食邑。在统一半岛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新罗名将金庾信，被赐田500结、食邑500户。可见，三国时代的朝鲜社会封建关系已成长起来。[10]不过，奴隶制度的残余还长期存在。“生口”“奴婢”“客奴”等在朝鲜史书中仍屡见不鲜。6世纪初，新罗国王下令禁止以奴隶殉葬。562年，新罗大将斯多含平定加耶国，新罗王赐给他300战俘为奴隶，斯多含把他们“放为良人”[11]，说明奴隶制度已经过时了。

人民担负着沉重的封建义务。他们除向国家交纳米谷和布绢丝麻外，还要承担修筑宫室、城墙、堤岸等劳役，往往15岁的男女就被征发。此外，丁壮还有服兵役的义务。《三国史记》中，有一则关于高句丽美川王乙弗（300—331年在位）早年贫困，为人佣作的记载。他避祸出奔，受雇于一家地主。地主令他白天砍柴，夜晚须去宅旁的草泽中驱赶鸣蛙，以保证地主能够安眠，“不许暂息，不胜艰苦”[12]。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大农奴的艰苦处境。

三、农民起义和高丽王朝的建立

新罗统一过程中，国家掌握的土地急剧增加，而且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新罗国王继续把大量土地连同奴婢赐给功臣和贵族，作为食邑。佛教寺院也得到大量赐田，有的达万顷。687年，神武王（681—692年在位）下令实行禄邑制，即国家把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按不同的等级赐给文武官员，作为俸禄。722年，圣德王（702—737年在位）宣布实行丁田制，即国家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授予15岁以上的男丁，其中口分田只限终身占有，不得买卖、转让，永业田可以传世；受田农民成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国家依附农民，不得自由迁徙，必须向国家提供租（田租）、庸（徭役）、调（贡物）。丁田制的实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了国家的剥削，但对生产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新罗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景德王（742—765年在位）时，设立中央（府、部）和地方（郡、县、乡）各级行政机构，扩充和加强军事力量。至于重要地方，早在神文王时已设置5个小京，由中央直接派官治理。新罗的土地制度（禄邑制、丁田制）和中央集权制度在后来的高丽和李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新罗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开垦荒地和大规模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为宫廷、贵族和寺院服务的金银细工、丝绸纺织和铸造寺钟等手工业，发展很快。其他如制陶、皮革、漆器和武器制造等，也有发展。首都庆州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

8世纪末，土地兼并盛行，地主的庄园日益扩大和增多。丧失土地的国家农民沦为官僚贵族和大地主的奴婢、家兵或依附农，处境日益恶化。禄邑制和丁田制无法实行。9世纪时，朝政腐败，贿赂公行，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地方的大贵族和官僚拥有私兵，抗拒中央，称霸一方。农民因灾荒不断、战争时起和负担加重而流离失所，只能“卖子孙自活”。早在9世纪初，已经爆发农民起义。到9世纪末，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全国性的起义**。

这次农民起义，以梁吉领导的北原（江原道原州）起义规模最大，控制了北方半壁江山。896年，西南海岸又爆发“赤裤军”（裤子上缝有赤色标记）起义，他们挥戈东征，直指首都庆州，到处打击封建势力。一些地方土豪和官僚贵族宣布归附农民军，乘机扩大自己势力。例如，王族出身的弓裔，先是归附梁吉领导的农民军，取得信任后于897年据铁原和松岳（开城）自立，接着击败梁吉，901年称王，904年立国号摩震，后改泰封。弓裔势力范围在包括平壤在内的高句丽故地，人称“后高句丽”。900年，土豪甄萱攻略半岛西南郡县，称“后百济王”，形成后百济国。新罗仅保有东南一带地方，与后高句丽、后百济一度形成三足鼎立的新局面。918年，后高句丽部将王建杀死弓裔称王，定都开京（开城），改国号“高丽”，是为高丽太祖（918—943年在位）。935年，新罗王室投降。936年，王建趁后百济发生内讧之机，灭掉后百济，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四、田柴科制度和高丽的强盛

高丽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立国后比较注意改革田制，取民有度并发展生产。在统一过程中，国家已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竭力加强对全部土地的控制权，并且着手改革土地制度和贡赋制度。

940年（太祖二十三年），定“役分田”，按“功劳大小”分配给参加统一战争的文武官员。976年（景宗元年），下令实行田柴科制度，国家将全部土地和山林登记造册，然后按“品”（等级）授给文武百官、府兵、“闲人”（土豪），共79品。最高第1品，得田（耕地）、柴（樵采地）各110结（33步见方为1结田），最低第79品得田21结、柴10结。998年（穆宗元年），改授田等级为18科。第1科得田100结、柴70结，第18科得田20结，不及此限者皆给田17结。1077年（文宗三十年），再次改定，减少樵采地。受田者享有征收地租的权利，但只限终生，不能世袭，身殁归公。977年，又授开国功臣和归顺的地方豪强以勋田，自50结至20结有差。还有公廨田柴，授给庄院、宫院、百司、州县和馆驿等，984年开始实行。[13]1050年（文宗三年），改定勋田数量。勋田又称“功荫田”，可以世袭。

高丽政府规定，年满20岁的良人农民有服兵役的义务，授给府兵田15结，60岁退役时还田。如有子孙亲戚，可以承袭田丁；无者籍监门卫，70岁以后给口分田，收回其他田地。这种良人农民必须缴纳田税（992年规定“四分取一”）、贡赋和服徭役。他们三四家组成连环保，负责承担正丁（直接参军）的费用。正如徐兢所说：“有警，则执兵赴敌；任事，则执役赴劳；事已，则复归田亩。”[14]

田柴科制度主要授予文武百官、地方豪强以征收地租的权利，国家则一直牢牢掌握对土地的支配权，并制定相应的维持官员薪俸、行政开支和保证兵源供给的制度，从而限制了新罗末年以来日益发展的地方割据势力，为中央权力的加强创造了前提。田柴科制度将良人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然而，贱民和奴婢无权授田，因而没有触动朝鲜社会长期存在的奴隶制残余。贱民的身份比良人低，稍高于奴婢，他们大多是官营手工业的工匠，居住地区称“所”或“部曲”。奴婢有公私两种，分属于官府和“两班”贵族（东班为文官，西班为武官，又称东西两班贵族）。奴婢的地位最低，主人可以随意买卖。986年，国家重新规定奴婢的价格：年15～60岁的奴值布百匹，年15～50岁的婢值布百二十匹。

高丽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设三省、六部和御史台（司法、检察）、翰林院（掌管机要文书）和中枢院（负责军事）。地方划分为十道，设节度使；道以下设府、郡、县等。军事方面，中央设二军六卫，约5万人；地方军约10万人，由节度使统制；15万常备军，是高丽王朝中央集权的重要支柱。高丽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在朝鲜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丽军民英勇奋战，先后三次（993年、1010年、1018年）击退契丹数十万大军的入侵，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这个斗争中，涌现了著名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姜邯赞。

从击退契丹入侵到12世纪初，是高丽王朝的盛世，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说：那里多深山大谷，少平地，“故治田多于山间，因其高下，耕垦甚力，远望如梯蹬然”；还说出产黄粱、二麦、黍、粟和大米，米粒特大而味甘。[15]到文宗时（1047—1083年在位），“大仓之粟红腐相因，家给人足，富庶之治于斯为盛”[16]。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农业生产确有发展。高丽的手工业，特别是官营手工业比较发达，徐兢也说：“高丽工技至巧，其绝艺悉归于公。”[17]1040年，政府下令统一度量衡。1097年，设官铸钱，陆续制造海东通宝、东国通宝和三韩通宝等钱币，但流通时间不长。民间小额贸易常用米、布和碎银为媒介。对宋朝和日本有经常性贸易往来，有时一次有数十或数百商人渡黄海去宋朝贸易。高丽的人参、狼毫笔、纸和墨颇受宋人好评。首都开城住有数百名中国人。11世纪时，阿拉伯商人也多次来高丽进行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