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习俗化交流的出现（第1页）

习俗化交流的出现

除了社会生活会经过习俗化成为集体文化实践、规范和制度，现代人类也会约定俗成一些自然手势，使之成为集体性语言习俗。早期人类自发性的自然手势，对于他们协调众多合作活动是很重要的，但是约定俗成的手势和发音，也就是那些只有成长在我们文化群体中的个体才熟知的手势和发音，使得与群体中的成员交流和社会协作更能脱离情境，形式也更灵活，即使是与那些我们从未互动过的人交流协作也是如此。

朴素地看言语交流的本质，个体会假定使用语言时不需要考虑交流协作的意图，也就是说，我用语言表达了我的意图，而你需要解码这一意图，就像是电报使用莫尔斯密码运作一样。但事实上，这并不是言语交流发挥作用的方法（Sperber&Wilson，1996）。例如，平常说话用的大部分词都是代词（他、她、它），指示词（这里、现在）或者专有名词（John、Mary），这些词的参照对象并不是什么密码书，而是很多非言语的共同概念基础。而且，我们日常的谈话中有很多看似不连贯的对话。比如，我说，“今晚想去看电影吗？”你说，“我明早有个测验”。如果我要理解这个回答代表着“不去”，那么我必须有这样一个背景知识：测验是需要事先准备复习的，一个人是不能同时学习和看电影的。这个背景知识使得我意识到，你今晚是不会和我去看电影的。

所以，言语交流中最基础的思考过程，同第三章所探讨的指示和手势语是一样的。在信息性的言语交流中，我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所以我会把你的注意或者想象力引导到某一情境中（我的引导行为），希望你可以明白我想要你知道的事情（我的交流意图）。然后，基于我们两个的共同知识基础（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文化的），你会考虑到我想要你注意到的情境，来假定我的交流意图可能是什么。因而，我可能会走进你的办公室，说：“今年夏天，莱比锡市会有一个为期两个月的网球夏令营。”你可以很好地理解我的这一指示性行为，但是你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突然想起来，我们上个星期一起探讨过你的孩子假期可以做什么，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件事情了。如果我能预计到这一过程，那么为了成为一个有效的交流者，我需要提前模拟你可能的推理，并根据我的交流目的来制定自己的指示**流，就像是指示和手势语那样。例如，我预计到如果我只说“网球夏令营”，而不提“今年夏天”，她可能会认为我是为了她而不是她的孩子而告诉她网球夏令营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会考虑到她会如何考虑我的交流行为。

毋庸置疑，交流习俗相比于指示和手势语，虽然多了很多清晰的语义内容，看起来会让交流行为变得更简单。但实际上，两人如果要成功地对复杂情境进行交流，仍需要进行一定的模拟、推理和思考。另外，言语交流不仅与自发的手势交流有一些最基础的共同过程，还能为人类的思考提供更强有力的新资源。我们接下来会从四个部分对此进行探讨：

（1）继承来的交流习俗（uioedceptualization）；

（2）具有复杂表征形式的言语结构（linguististruplexrepresentationalformats）；

（3）谈话和反思性思维（disdrefleking）；

（4）共同决策并给予原因（shareddeakingandthegivingofreasons）。

继承来的交流习俗

早期人类会使用自发的象形手势作为符号，来引导另一人注意和想象某一相关的情境；而对于现代人类来说，这已经在群体中习俗化了。这意味着解释手势不仅需要像以前那样，需要基于两个交流者之间一些个人的共同基础，还需要基于一些文化共同基础，也就是我们群体中的个体，是如何预期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会怎样使用和解释这些手势的（或者认为他人是如何期待我们的预期等）。例如，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让其同伴注意到有蛇的危险情境时，通常会做一个波浪式手势来提醒这一潜在的危险。事实上，只有当个体知道其他所有人都会这样使用时，才会使用这样的手势（Lewis，1969；Clark，1996）。交流习俗通常是由构成性规范所支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使用它们，那么我就不属于这个群体。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5）曾尖锐地指出，习俗使用的标准并不是由个体决定的，而是由用户群体决定的。我可以不如此，但后果是什么呢？

交流习俗是文化共同基础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并且遵守的，其文化维度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人类交流行为是完全明确的（explicit）。早期人类以一种外显的方式告诉他人自己所指示的，如使用指示手势来引导他人注意某个情境。但是接收者有可能误解了或者假装误解了其手势，那么交流结束了。但是，如果现代人类使用了交流习俗，如预示着“有蛇—危险”这一手势，那么他的同伴就不能说他不明白，或者说正常情况下是不会不理解的。因为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我们都知道这一习俗，所以个体就必须有所回应。因而，现代人类理解交流不仅迫于其从交流同伴那里感受到的压力，还有来自整个团体的规范压力：如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那就知道如何应对这一习俗。任何不能理解交流习俗的个体，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就使其具有了文化规范性。

象形的交流习俗很快就会变成非象形的。这主要是基于手语的出现，听觉有障碍的人会使用自发性的象形手势与其父母交流，慢慢地就发展了出一些哑语（homesigns）。这通常是一些格式化的、短小的手势（Seal。，2004）。因此，代表“有蛇-危险”的波浪手势会缩略成一个几乎没有波动的手势。这通常是因为接收者可以预期在交流情境中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如果她正要翻起一块石头的时候，某人伸出了他的手，那么她可以将其解读为“有蛇-危险”。儿童和新来的人就会模仿这个简短的伸手动作，来使他人意识到有蛇[4]。强大的模仿能力和遵从就这样渐渐破坏了交流的象似性，因为在有文化共同基础的群体中，象似性是不必要的，群体中的个体知道交谈某个特定情境时应该使用何种约定俗成的手势。交流习俗就这样具有了任意性。

对于个体和其思考过程来说，这种习俗的、任意的做事方式暗含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儿童出生在一个使用一套交流习俗的群体中，这套交流习俗是群体的祖先发现在协作时十分有用的指示动作，而且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并使用这些交流习俗。因而，个体并不需要自己去发明概念化事物的方式，他们只需要去学习在历史长河中积累出的智慧结晶。个体就这样“继承了”大量的概念化和观点化世界的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对同一个实体或情境同时产生多个构念，如浆果、水果、食物或者交易资源。构念的模型并非基于现实或是交流者的目标，而是根据交流者的思考，即他认为如何表达一个情境或者实体，接收者会最有效地领悟他的交流意图。

除了这种基础且习俗规范和观点性的新认知表征形式以外，任意的习俗交流还会创造，至少是促进认知表征的另外两个新过程。其一，这种任意性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抽象性。当手势是很单纯的象形时，其抽象性水平通常比较低且很局部。例如，在这种自发性的象形手势中，开门和开罐头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这种模式对于聋童个体自己所创建的手语来说，是很典型的，因为没有其他使用者团体与聋童一起习俗化这些手势，于是它们就只能保持其象似性。但是，在一个团体中，对新学习者来说，象似性习俗越来越少而任意性习俗越来越多，就出现了对“打开”这一动作更程式化的描述，这些描述的抽象性很高，可以代表所有方式的“打开”。在习俗化的符号语言中，很多符号都以抽象性为特征，有声语言也是这样。在转向任意性后，习俗化滋生了抽象性。可以想象，习得了大量的任意**流习俗，会引发这样一种顿悟：既然我们所使用的交流符号与其目标指向物之间的连接是很任意的，那么只要我们需要，我们就可以创造新的。

其二，由任意**流习俗所创造的，或者至少是促进的认知表征新过程，同样涉及抽象性，但类型不同。当代语言中有很多最抽象的概念，都是用一个词来代表十分复杂的情境，其中涉及了很多个体在一段时间内所做的事情。例如，定义“正义”这一术语时，个体最可能做这样一种描述：正义是当某个人……之后某个人……很难想象如何用手势语来向他人描述像“正义”这样复杂的情境和事件，除非是将其完整的描述表演出来。事实上，对于很多具体的叙述性事件，如庆典或者葬礼，你也不得不将其按照完整的顺序表演出来。但是有了这种任意符号，个体就可以很简单地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些复杂的情境。这就意味着，本质上，任意符号使得符号化人类认知的关系性、主题性和叙述组织成为可能，而不再是符号化那些简单的分类或图式，如树或者吃，这就拓宽了人类思维的宽度和复杂性。如第三章中专栏1所探讨的，人类对于关系-主题-叙述性组织（relatioiarrativeanization）会形成概念，是因为他们有复杂的合作活动，需要共同目标和不同的角色分工，而这些组织是无法用简单的符号标识的。马克尔曼和史迪威（Markman&Stillwell，2001）以基于角色的概念来指代某一角色（如打猎中的追踪者），以基于图式的概念来指示整个活动（如打猎活动），而其他生物体是不可能概念化体验这种主题维度的。

任意**流习俗还会创造推理的两个新过程。其一，因为人们会在不同时机，以不同水平的抽象性，针对不同目的进行交流，故而来自有传统交流社区的个体，会继承众多有复杂关联的交流习俗。例如，可以想象，在某些语境中，个体会习俗化一个手势或发音使之可以用来描述瞪羚，而在其他场合会习俗化一个手势或发音来描述一般性的动物（或者是一个潜在的动物捕食者，无论其是什么物种）。这种文化下的儿童就可以在不同语境中学习到两类表述。这就使得因果推理和形式推理成为可能。如果我告诉你，山坡上有一只瞪羚，你可能会根据你的知识猜测山坡上可能有一只潜在的动物捕食者，但是如果将捕食者和瞪羚调换位置，你可能就不能做类似的推理了。尽管理论上，个体可以自发地表演出不同水平的普遍性，但是只有具有集体都知道的习俗化符号时，交流者才能确定接收者知道其传统含义，才能在他们的谈话中进行这些推理，才能根据这些推理来形成其交流动作。

其二，任意**流习俗还会形成一类“系统”，即因为其任意性，习俗的参考范围受到了同一“语义场”中其他习俗参考范围的限制（Saussure，1916）。因此，在我们文化共同基础中，个体会在众所周知的特定习俗表达和只限于我知道的表达之中做出选择。例如，如果我告诉我的朋友，我看到他哥哥和一个女人一起去吃饭，就可以推理出那不是他的妻子，虽然他妻子也是一个女人；因为如果是他的妻子，我会直接说他妻子而不是一个女人。或者，如果我说，我们的孩子吃了一些肉，就可以推理出，他没有吃掉所有的，因为至少在我们都很饿的情境中，如果他吃掉了所有的，我会直接说没有肉了。这类语用含义渗透在当代语言使用者的对话中，我们会为了交流目的而选择相对应的习俗语言表达［其中一些推理是循环性的，并成为我们所说的常规含义（Grice，1975；Levinson，2000）］。这类推理与那些自发性的手势语或者其他类型的非习俗化的符号形成的方式并不相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它并不是在群体的文化背景知识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的选择，并从其中挑选合适的进行推理。因而，随着交流习俗的出现，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概念化形式。现代人类从他们群体的其他人那里“继承”了一套他们文化共同基础中的交流习俗，并规范性地使用这些习俗。交流习俗的任意性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来概念化情境和实体，无论这些有多抽象，包括关系性的、主题性的和叙述性的图式。有了这些交流习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概念之间进行形式推理和语用推理，而这与自然手势绝不是同一种方式。

具有复杂表征形式的言语结构

如果我们设想早期的现代人类有一些单字句（holophrastic）的交流习俗，同时具有创造新异心理组合的认知能力（所有猿类都拥有的），那么我们很容易猜想他们能够创造复合的语言组合。例如，当请求吃的时，他们会把手移向张开的嘴；与此同时，请求去寻找浆果也有一个特定的手势，即模仿一个采摘的动作。这两个手势之间本是不相关的，但当有人提供了一些难吃的食物时，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先做吃的手势，紧跟着做一个找浆果的手势。那么，考虑到早期现代人类拥有的图式化这一能力，个体很容易猜出这个人将传统的“吃东西”的手势，应用到了某一食物的手势之中，这就类似于人类婴儿一开始的时候会说“还要果汁”，慢慢地开始说“还要牛奶”“还要浆果”等一系列“还要……”的句式（这就是所谓的基于项目的图式，Tomasello，2003a）。

语言结构开始于这类简单的基于项目的图式，并在言语交流互动中逐渐变得精细，也越来越抽象。这一过程的关键点是来自接收者的交流压力，即对有效信息的需求。这就要求交流者尽可能地表达明确。交流者如果结结巴巴地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表达风格、语言风格，接收者就必须根据推理补足其中的空缺。但这就出现了交流障碍，接收者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故而交流者需要更明显地表达出他们的交流意图。结合整合和自动化序列的能力，这一过程可以使“我用矛刺羚羊……它死了”这句话转变成“我用矛刺死了羚羊”。当有其他类似的图式出现时，如“我把葫芦喝空了”，就会形成习俗化的语言结构，在这里即动补结构（Laomasello，1998，2003b，2008）。用吉冯（Givón，1995）的话来说，今天的语法就是昨天的对话[5]。

完全抽象的语言结构也是如此出现的，这些语言结构成了类似于格式塔一样的符号习俗，有自己不同的交流含义，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情境。例如，说英语的年幼儿童会学习到早期的抽象结构：

（1）直接因果关系，如及物结构：XVERBedY；

（2）从作用对象的角度来看的因果关系，如被动结构：YgotVERBedbyX；

（3）客体运动的情境，如不及物方位结构，XVERBedtointoontoY；

（4）所有权转移的情境，如双及物结构，XVERBedYaZ；

（5）动作发出者的行为没有影响对象的情境，如非作格不及物结构，Xsmiledcrieds>

（6）没有特定动作者或因果关系而出现物体状态改变的情境，如非宾格不及物结构，Xbrokedied…（G，1995）。

更重要的是，这些抽象模式的交流功能是独立于其所用单词的，正如这些概要描述所举例的那样。

交流者采用某一结构，以引导其接收者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看待情境。因此，在习俗化的语言中，根据话题角度的不同，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指示主题，无论动作的发出者和接收者是谁。比如，同一个人、同一个动作你可以说“约翰打破了窗户”“窗户被约翰打破了”“约翰扔的石头打破了窗户”“石头打破了窗户”“窗户被石头打破了”等，而这取决于说话者希望听众如何看待这一情境。还有一些结构，是交流者基于对接收者知识状态和期望的判断而采用的。比如，英语分裂结构“ItwasJohnwhobrokethewindow。”（是约翰打破了窗户。）是用于说明是约翰做的打破窗户这件事情，而不是接收者所认为的其他人做的；用这个结构是为了纠正一个错误的信念（比如，你说，“比尔打破了窗户”，我说，“不，是约翰打破了窗户”）。麦克威尔（Maey，1977）认为，这些不同的用法源自交流者所挑选的出发点或者说是认知上看待这件事情的视角，这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语法问题。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抽象结构给了人类一种全新的认知表征类型，即以抽象、组合的方式而组织的习俗格式。这些抽象结构使得语言项目可以在多种不同结构中被使用，在不同条件下扮演不同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使用这种项目的灵活性就需要明确不同项目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用手势或声音示意“人、老虎、吃”，那么就需要知道谁是动作的发出者，谁又是“吃”这个动作的受害者。当代语言由很多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如格位标志和利用词序。指明参与者所扮演角色的标记，可以被看作一种二阶符号，因为他们是关于参与者在更大的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Tomasello，1992）[6]。克罗夫特（Croft，2000）认为，在一个话语中的语言项目，并不是通过其与其他项目之间的句法关系而获得自身的交流功能的，而是通过他们在话语整体中所扮演的句法角色。因而，语言结构可以看作一种符号性合作。

因而，抽象结构是习俗化语言和思维中概念的主要来源。个体根据图式和类比以创造抽象结构，并且可以把新的项目根据其交流角色，放入此结构中合适的位置。事实上，当你在某个结构中使用一个项目时，很可能使用的是这个项目的非常规用法。比如，我们经常会说类似于这样的说法“Hetreedthecat。”（他驱赶一只猫上树。）“Heatehispride。”（他吃掉了自己的骄傲），“Hecoughedhisage。”（他的咳嗽出卖了他的年龄）。这类隐喻式或类比式的思维说明，结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交流功能（G，2006）。总之，这种习俗化的抽象结构系统以及单词，可以被用于多种结构中，创造出了多种概念组合，从“flyingtoasters”（飞行面包机）到“creenideassleepingfuriously”（无色的绿色念头狂怒地睡觉）[7]。

所有的这些，都是关于交流者在与接收者进行第二人的交流互动中，是如何指明其要指示的情境的。另外，现代人类交流者经常会使用语言来指明其交流内容和他们与第二人的交流互动的参考资料的认知关系。这在交流过程中基本上是全新的。早期人类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指示事物，但是他们自己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却是隐含的，这种关系或许会无意间通过面部表情或声音表达出来，但绝对不是交流行为中有意图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