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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恋人不能骄傲的活便选择死（第2页）

“我能救她，敌人要的是我不是她。她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的同志，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

“你知道这么做要付出的代价吗？”

“可是值得。”

在那个年代，理想因坚定而浪漫也达到极致，他们会为信仰而死，理想和爱情都是他们的信仰。靳述说妻子死的那天，很安静，很深情，他用力止住泪水，在悲伤至极的时候闭上眼睛。

“那天特务押着她躲在房间里等我回来，她挣脱了特务，从窗户上跳出来，那楼很高，她在空中坠落的时间很长，那情景很像一本俄国小说的描述……‘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天空，突然在半空中停住，好像凝固在半空中，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飞，为什么停住。’”

我不喜欢电影中念这首诗的场景，但喜欢这首诗本身。这是很程式化的一个镜头，哥哥躺着，梅婷一个人表演。

安霞从楼上飞身跃下，为了拆穿那些特务等着她丈夫回来的阴谋。记得小学课本上的一篇文章，一个小通讯员去联络点送信，没想到那幢房子已经被特务监控，他们问他，“你来做什么？”他看情势不对，灵机一动说是来收豆腐钱的。危机关头，需要机智，更需要勇气。

这样的牺牲换来今天的现实是否是浪漫主义的现实回归？胜利的笑脸早已经被疲惫、茫然所代替，没有人记得那牺牲，可是不管怎么样，对这种牺牲的回忆，还能激起一丝久违的早已泯灭的**吧。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各国划分出自己的租界的上海。那些操着各国语言的外国人在上海作威作福，正如佩恩的旁白：“很多年以前，我生活在上海，和在这里的多数西方人一样，享受着这座美丽的城市所给予我们的各种特权。这种不用写在纸上，而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优越感，使我几乎忘记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困境。我们在这里，如鱼得水，纸醉金迷。”

但是他们不相信爱情，尤其是东方女人的爱情。

克拉克把一个故事讲了五遍，他说：“我爷爷是海军水手，在他带回家的战利品中，他最珍视的是一只小巧的绣花鞋，看来我爷爷爱上了她，但一个水手没法把一个大活人带回去，他把她给杀了，带回了那只鞋。不要用感情去解释东方女人。面对她们，只有两样东西：金钱和刺刀。”

佩恩也听了五遍，听得都要帮他把“金钱和刺刀”的答案补上去。然而，这个故事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他还是猝不及防地爱上了东方女人秋秋。佩恩说：“我真想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有没有合适我的角色？”

“有，一个医生。”秋说。

一句充满智慧的婉拒。她的信念让她对外界的**纹丝不动。

这部电影反响很大，张国荣的电影第一次被大陆主流媒体做了大力宣传。先前还有一些人担心，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怎么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长大的张国荣来演，结果哥哥演得很到位，摒除了大陆此类角色常有的那股生硬正气，增添了革命者的无力挣扎和似水柔情，这样看起来更真实，更能触动人心。张国荣说，这部电影让他记忆很深，又要讲国语又要讲外语，光台词就得一遍遍地练习。还有最后一场扭秧歌的戏，把他给难住了……

电影放映后，各处有媒体争相采访叶缨、张国荣和梅婷。

有记者问张国荣，“大陆每年皆有金鸡百花电影评奖，您对这会否有所期望呢？毕竟是十多亿中国人的大奖呀。”

张国荣说，“没有。我现在对什么奖都没有期望。百花奖好像已颁了奖，是葛优得奖，他不错呀，《不见不散》嘛。”

“香港金像奖呢？会否觉得可惜？”

“（《红色恋人》）算是外语片，没资格参加。我不觉得可惜，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演得那么出色。而且，一部电影不是光靠一个演员，应该是一个整体，但我觉得整体上不是太满意，还有我的戏价太少。这部片本来以美国医生为主的，后来因为我肯演，他们加重了我的戏份，并将我的名字放头排。其实，我本来是配角，不属于主演的，就像《红提琴》中的张艾嘉。”

叶缨说，“张国荣还是有蛮大的野心的，作为香港演员演地下党有难度，但是他还是非常欢喜地接受了这部片子，我觉得他还是想跟大陆建立某种联结，你看最后一场戏拍到国荣扭秧歌那一段，他兴高采烈的样子，看着叫人感觉亲……他是大明星，他接受我当然求之不得，他不需要太多化妆、造型设计，他本身跟角色就有一点相似。其实早期的活动家、政治家都有明星气质。”

梅婷说，“跟哥哥在一起，我觉得能特别快地投入到角色中去。他耐心体贴，仔细告诉你他的感受，给你一些建议。”哥哥逝世后，梅婷还回忆说：“当年和哥哥演《红色恋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听说和哥哥演戏，心里面紧张得不得了，结果在片场上发现他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他帮了我很多。我记得里面有一场**戏，他怕我有压力，就主动跟导演说要清场，事先还跟我交流了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