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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国篇02（第2页）

培根的腌制方法有干湿两种，前者使用干盐在猪肉表面涂抹摩擦，充分入味，再置于阴凉干燥的环境中进行数周乃至数月的风干熟化；后者是将猪肉浸泡在盐水或盐糖混合溶液中浸渍，或者用针头将盐水注入肉内，完成腌制。现代食品工业多使用湿式腌制法加工培根，可将熟化过程缩短到几个小时，便于批量生产，相比传统方式制作的培根盐度更低，但保留水分也更多，加热后甚至会失去三分之二的重量！欧洲很多地区的民间肉类加工者仍坚持用传统方法生产腌制肉品，以追求原始的风味，而且不同地区还会在腌制过程中加入其他配料或调味品，以获得各具特色的味觉感受。在某些地区，比如意大利和美国，还会对培根进行烟熏加工，加强杀菌效果，延长保质期，同时增添更多的风味元素。根据烟熏温度的不同又分为冷熏法和热熏法，未经熏制的培根被称为“绿色培根”，不过熏制肉品也带有更多有害健康的物质，增加致癌风险，现代健康饮食理念已经不提倡人们过多食用熏制或腌制肉类。在西餐体系中，培根绝对是百搭食材，可以搭配各种食物，变幻多元风味，很多西餐经典菜式都少不了培根的参与，如培根生菜番茄三明治、小牛肝配培根、英式培根苹果馅饼等。

在英国人的饮食生活中，培根最重要的食用方式是作为英式早餐（Fullbreakfast）的头牌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一直以来，人们对英国饮食一直抱有简单粗陋的刻板印象，但英式早餐的丰富程度完全能够颠覆这种偏见。英式早餐的源头可能是中世纪贵族在乡间别墅的奢华早餐，也可能与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好客传统有关。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英式早餐是多种油炸食物的复杂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油煎培根切片和鸡蛋，鸡蛋可以采用煎炸、水煮或翻炒等多种做法，此外还有油炸或烤制的番茄、油炸蘑菇、茄汁烘豆、香肠、烤面包片或奶油吐司等，油炸土豆、油炸洋白菜、黑布丁等有时也会包含其中，在英格兰中北部地区人们还习惯用燕麦薄饼取代面包，搭配的饮料通常是茶或咖啡。英式早餐的菜单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会有基于地方特色的变化，但几乎都不会缺少培根。如此众多的食物被装在一只盘子里呈现在面前，必定会带来感官上的极大满足。在英语中，英式早餐也被称为“全英早餐”（FullEnglish），还有个别号是“全蒙蒂”（FullMonty），源自二战英军名将蒙哥马利元帅，他在北非作战期间每天都要享用一顿丰盛早餐。虽然名为早餐，但英国、爱尔兰的咖啡馆和酒吧在一天中任何营业时段都能提供这样丰富的一餐，因此也有了“全日早餐”（All-daybreakfast）的名号。

从培根的来历和它在英国饮食中的地位不难看出，这种食物相当大众化，然而在战局依然僵持的1943年，培根在战时环境下的确又很特殊。首先，战争爆发伊始英国就采取配给制，对肉食限量供应，而培根更是被严格管控，普通民众往往很长时间都吃不到培根。就算在拥有优先配给权的空军部队中，培根的供应也不充足，指定提供给战斗人员，其他官兵日常只能以红茶加面包权充晚餐。其次，培根在英国人心目中不仅是美食，也带有双关寓意，被运用于俚语俗话中。例如，briheba有着“养家糊口”“维持生计”“诸事成功”等含义，saveonesba含有“出手相助”“脱难解困”之意，因此在出击前吃上一顿培根煎蛋应该也有“任务成功、平安返回”的美好祝愿吧。

尽管参加“惩戒”行动的每一名机组成员都吃到了难得的培根和鸡蛋，但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并不会让任务难度有丝毫降低，能否活着回家全凭运气。5月16日21时28分，第617中队的19架“兰开斯特”分为三组按计划依次从斯坎普顿基地起飞，在夜幕掩护下向预定目标飞去。第一组9架飞机由吉布森亲自率领，攻击默讷河水坝（M?hneDam），得手后仍有余弹的飞机将攻击埃德尔河水坝（EderDam）；第二组5架飞机的目标是索尔珀河水坝（SorpeDam）；第三组5架飞机为预备队，视前两队的攻击情况进行补充打击。为了规避德军雷达的探测，飞机保持30米的超低空飞行，有时甚至比树梢还一份内容丰富的英式早餐，汇聚了包括培根煎蛋在内的各种食物，令人满足要低，各组从不同的地点越过海岸线进入内陆，并采取曲折航线避开德军防空阵地和人口密集的城镇，尽可能隐蔽行踪，以达成奇袭目的。遗憾的是，运气并不在英国人一边，在飞越海岸线后，攻击编队就陆续有飞机被德军高射炮火击落或击伤，后者不得不带伤返航，还有飞机因为迷航未能找到目标。最终，仅有11架飞机于5月17日凌晨成功抵达目标上空，其中7架突防成功，投下炸弹，而真正发挥威力的炸弹只有3枚！有4座水坝遭到攻击，其中默讷河水坝和埃德尔河水坝被炸毁，索尔珀河水坝和另一座水坝损坏轻微。

“惩戒”行动的代价相当高昂，19架飞机中损失了8架，133名机组成员中有53人阵亡，3人被俘，损失率高达40%。不过这份牺牲也得到了足够的回报，其中以默讷河水坝的溃塌造成的破坏最为惊人，炸弹在堤坝上炸出一个76米宽、89米深的巨大裂口，3。3亿吨河水倾泻而下，10米高的巨浪以24千米小时的速度席卷了鲁尔河谷西部。洪水淹没了部分矿井，有11座工厂和92栋房屋被冲毁，114座工厂和971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另有25条公路、铁路和桥梁被冲垮，洪水波及范围远至堤坝下游80千米处，至少造成1600余人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是2座大型发电站被毁，7座发电站受损，导致鲁尔工业区的电力供应瘫痪，很多工厂和家庭断电长达两周之久，5月份鲁尔区的钢产量下降了75万吨，煤产量下降了40万吨。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Speer）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那天晚上英国人仅用几架轰炸机几乎取得了成功，要比他们投入数千架轰炸机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要大。”英国人失策的是，没有继续组织轰炸机实施常规空袭以干扰后续修复工作，德国调集人力在3个月内修复了堤坝，恢复了电力供应，鲁尔区的工业生产在9月份恢复正常。

尽管“惩戒”行动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持续影响也低于预期，但依然作为皇家空军最大胆的空袭作战被载入史册。所有参战人员均受到高规格褒奖，吉布森被授予英表现1943年5月17国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另有5人获得优异服役勋章，10人获得优异飞行十字勋章，这次行动还在1955年被搬上了银幕。值得一提的是，机组返航后吃到的第一顿早餐又是培根煎蛋，这也算是一份奖励吧。在完成战场首秀后，第617中队从此获得了“水坝终结者”（Dambusters）的名号，同时得到了恰如其分的队徽和座右铭，队徽中央图案正是一座在三道闪电打击下溃决的水坝，而座右铭更是由国王乔治六世（GeeⅥ）钦定：“在我身后，洪水滔天！”取自法王路易十五（LouisXV）的名言“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第617中队成为皇家空军的特种轰炸专业户，使用威力骇人的“高脚柜”“大满贯”超级炸弹摧毁了包括潜艇洞库、导弹基地以及“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等高价值目标，到战争结束时累计出击1599架次，损失飞机32架，相比取得的骄人战绩，这个战损率还是相当低的，或许每次出击前后都能吃到培根煎蛋真的能带来好运吧。

粮食大臣的救国饭——伍尔顿派

1941年的某日，英国陆军皇家工程兵军官贾斯帕·马斯基林（JasperMaskelyne）少校收到上级命令，准备前往北非执行任务。生于1902年的马斯基林当时已经39岁，他出身魔术世家，战前是英国颇有名气的魔术师。1939年战争爆发后，已近不惑之年的马斯基林怀着爱国热忱报名参军，他认为自己在舞台上练就的高超障眼法同样适用于军事伪装，但军方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以年龄过大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直到马斯基林利用镜子和模型在泰晤士河上“复活”了已经沉没的德国战舰“斯佩伯爵”号（GrafSpee）后才消除了军方的质疑，被特许入伍。战争期间，马斯基林将战场变成了另一个舞台，演绎了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战场魔术：他利用光影效果成功地隐藏了亚历山大港1943年5月27日，英王乔治六世访问斯坎普顿基地，对第617中队给予嘉勉，并为该中队钦定了座右铭：在我身后，洪水滔天！

（Alexandria）和苏伊士运河（Suezal），使之免于德军空袭；在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前夕他又利用充气模型制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假军团，迷惑了狡诈的“沙漠之狐”

隆美尔和精明的德军情报机构，掩藏了盟军的真实部署。不过，在马斯基林即将出征的日子里，他对未来的这些成就尚未形成具体想法，只想安心地品尝妻子玛丽为他特意准备的送别晚餐。

相比踌躇满志的马斯基林，玛丽正陷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恼之中。从1940年初政府开始实施食品配给制度后，包括肉、蛋、奶、黄油、茶、砂糖在内的大部分食品都定量供应，凭票证认购，很多食品已经从市场上消失很久了，她手中也没有钱去黑市购买高价食品。仅凭配给的可怜分量，她绝不可能做出可口又足量的一餐，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街串巷，挨个拜访平时相熟的邻家主妇，千恩万谢地讨来一些蔬菜，总算凑足了食材，准备为丈夫做一道伍尔顿派（Wooltonpie）。这是粮食大臣伍尔顿爵士（LordWoolton）向大众推荐的战时食谱之一，是一种只使用蔬菜和面粉制作的素食馅饼。玛丽按照报纸上的做法制作了伍尔顿派，但她的努力未能换来丈夫的赞许。在餐桌上马斯基林评论道：“这个派真难吃！”这让玛丽很不开心但又无法反驳，因为这道菜确实味道不佳，她只能对着全英国的敌人发泄情绪：“都怪希特勒！真想让德国佬也尝尝这个派！”

在两次大战中，德国海军认为“无限制潜艇战”可以让英国屈服的理由之一，就是通过大量击沉商船将使英国难以从海外获得足够的粮食，最后迫于饥饿而投降乞和，这种作战理念在理论上是存在可行性的。通过数个世纪的扩张，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战前作为职业魔术师

的贾斯帕·马斯基林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国内人口激增，在一战前夕已达4200万人，到二战时更接近5000万人，仅靠本土出产的粮食已经很难供养千万国民，只能大量从国外输入粮食。在二战爆发前，英国每年进口的粮食多达2000万吨，包括70%的奶酪和糖、80%的水果、70%的谷物和食用油脂、50%的肉类，而且国内的肉类生产也需要海外进口饲料来维持。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大部分依赖海运，因此“海运线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绝不是某种文学化的笼统描述，而是不容忽视的严峻现实。战时一旦海运线遭到破坏而致粮食进口下降甚至断绝，极可能引发饥荒、社会动**和反战浪潮，从而令战争难以为继。

进入现代社会，配给制是应对特殊时期物资缺乏时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在战时极为常见。不过，一战初期出于稳定民心的需要，英国政府拒绝任何形式的食品配给制度，直到德军无限制潜艇战初露锋芒，才在1917年2月引入自愿配给制，同年12月开始实施分阶段的强制配给制。当时英国国内的小麦存量只能维持6周，在一战的最后一年里黄油、肉类和糖也被列入了配给范围，幸而在粮食危机真正爆发前德国就已战败投降，英国得以渡过难关，但统计表明战时英国人均每日能量的摄入减少了3%，蛋白质摄入减少了6%。

一战的经验教训使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战时物资管制的重要意义，并在二战爆发伊始就将配给制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在1939年9月首先对汽油实施限量供应，但更重要的配给措施还是在食品供应领域，为此粮食部进行了数月的准备和筹划。在1939年底，剑桥大学的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测试在德军潜艇完全切断粮食运输的情况下依靠国内粮食生产能否维持供应。受试者在获得定量食物的同时从事模拟战时劳作的密集户外活动，结果表明只要合理分配食物就可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不会在健康方面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这项实验结果在战时被严格保密，但为政府推行食品配给制提供了理论依据，英国政府于1940年1月8日宣布对培根、黄油和糖进行定量供应。

随着1940年德军潜艇和袭击舰的活动日趋猖獗，英国的粮食运输出现了令人不安的1940年英国实施配给制后，一位店员向顾客展示糖、茶和咖啡的配给定量波动，到1940年底已经有72。8万吨谷物和肉类沉入大海，特别是当年的最后3个月就有15。9万吨粮食未能运抵目的地。这种形势促使食品配给制的清单变得越来越长，从1941年3月开始肉类加入了配给品行列，7月后食用油脂和茶也开始定量供应，接着奶酪、牛奶、鸡蛋、果酱、饼干、罐头、干果等都被禁止自由买卖，到1942年8月，除了蔬菜、面包、鱼、水果等少数品种，绝大部分日常食物都被列入定量供应范围内。鱼和水果虽然未受管控，但由于战时出海捕鱼的风险使得渔获数量明显减少，仅为战前水平的30%，海产品价格飙升。水果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供应紧张，进口水果完全消失，以至于战时出生的孩子们不相信香蕉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几乎吃不到这种热带水果！除了啤酒之外的所有饮料都变得稀缺，而啤酒被认为是能够鼓舞士气的重要物资而未受管控，但由于缺乏劳动力和进口原料，啤酒的产量和品质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滑。

食品配给制深刻地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生活，随着配给制的广泛实施，大部分家庭无论贫富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在市场上选购喜爱的食品，粮食部统一印制发行的配给簿成为获得食品和其他管控物资的必需凭证。配给簿内包含对应各类物资的兑换券，人们只能持配给簿前往居住地附近指定的店铺按照政府规定的配给量向店主兑换食品或生活用品，在交易时店主会从配给簿上撕去相应数量的兑换券。配给簿几乎人手一册，即使贵为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也要领取属于自己的配给簿，当然他平时无需亲自去购买食品。

为了与配给簿相适应，粮食部还规定了统一的配给标准，除了肉类外，其他食品都按照重量配给，肉类依然按照价格，而肉价由官方规定。战时成年公民每人每周食品配额的最高标准包括227克培根和火腿、454克糖、113克茶叶、1先令2便士的肉类（约战时英国人使用的配

给簿，用于兑换各种配给物资，包括食物、布料、纸张等等

合540克）、227克奶酪、227克黄油、340克人造黄油、85克猪油、1个鸡蛋和1。7升牛奶。糖果和果酱按月配给，每月标准为454克，而最低配给标准要比上述数量减少一半甚至更多。儿童、孕妇、慢性病人、素食者、特定岗位的工人等特殊人群将获得特别配给簿，通过不同颜色的封面加以区分，从而获得额外的配给量，新鲜水果、鸡蛋和牛奶优先提供给儿童和孕妇，素食者可以用其他食品替换肉类配给。当然上述标准能否得到执行还要看实际供给状况，在个别地区某种食品出现短缺的现象在战时并不少见。相比之下军队的配给标准要更高，比如陆军男性军人每周配给的肉类多达2。4千克，糖为850克，不过其他项目与平民相差不多或略少。

定量限供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相当不便，但战时民意调查显示，60%的英国人对实施配给制表示赞同，认为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公平地分享食物，从侧面反映了战前某些底层贫困家庭的饮食标准可能比战时标准更低，配给制反而能让他们吃得更多更好。不过，配给制起初只针对普通家庭的食品供应，而餐馆饭店并不受此约束，这意味着富裕人士可以通过外出就餐获得超出配额的食物，从而引发公众普遍的担忧和不满。作为回应，英国政府在1942年5月颁布法令，对公共餐饮做出限制：每餐不得超过三道菜，只有一道菜允许含有肉、鱼或家禽，且不得超过一种肉类；除非特别许可，餐馆不得在晚上11时至次日5时之间提供餐饮服务；每餐饭最高价格不得超过5先令，但豪华酒店可以额外收费。各地方政府还在学校和教堂设立了约2000个被称为“英国餐厅”（BritishRestaurant）的公共食堂为民众提供廉价饮食，只需支付9便士就能享用一顿包含三道菜的饭菜，而且无需兑换券。这种公共食堂起初是伦敦地方政府为救助因轰炸流离失所的市民而设，后来向公众开放，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公务人员和产业工人。此外，政府还向贫苦家庭和工人阶层发放食品补贴，仅在1942年到1943年这项开支就达到1。45亿英镑。

英国人难以支付黑市商品的高价。

在推行严格的食品配给制的同时，粮食部还想方设法提高国内粮食产量，增强自给自足能力，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发起“掘土保胜利”运动（DigforVictory），号召和鼓励民众尽可能利用闲置土地与公共绿地种植蔬菜和农作物，也可以养殖家禽和兔子，以获得额外的粮食供给。政府通过各种媒介为这场种菜运动进行宣传造势，甚至在广播电台开设有关种植饲养的专题节目，听众多达百万人。英国王室也发挥了表率作用，将肯辛顿公园内艾伯特纪念亭（维多利亚女王为纪念亡夫而建）周围的空地向公众开放种植，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的草地在英王乔治六世的支持下都种上了蔬菜，伦敦海德公园的部分草坪也被开辟成农田。在政府和王室的大力推动下，这场英国式的“大生产运动”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蓬勃开展，从居民自家花园到乡村荒地，从铁路两侧的空地到体育场、高尔夫球场，都被见缝插针地利用起来种植果蔬、养殖禽畜，甚至有人将公寓楼顶、露台和炸弹弹坑都改建为菜园，这种民众自行建立的农圃都被称为“胜利花园”（Victarden）。据统计，到1943年全英国“胜利花园”的总面积已达140万英亩，年产蔬菜100多万吨！

除了鼓励种菜，粮食大臣伍尔顿爵士还提倡民众多吃菜，少吃肉，以代用食品取代紧缺食品。在从政前伍尔顿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深谙市场营销手段，为了宣传食用蔬菜的好处想出诸多招数。比如请著名歌手兼喜剧演员沃特斯姐妹（Elsie&DorisWaters）创作以土豆、胡萝卜为主题的歌曲和音乐节目，通过新闻影片和广播电台广为播放，还请人绘制将土豆、胡萝卜拟人化的儿童绘本，希望引导孩子们用蔬菜食品取代甜点糖果。

当孩子们的零食，而这样做的家庭会受到粮食大臣的公开褒奖。

伍尔顿爵士还在各种场合向大众推荐各类战时爱国食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爱国面包（NationalLoaf）和伍尔顿派。所谓爱国面包是1942年由全英面包师联合会推出的一种代用面包，以减少精制白面包的消耗，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小麦储备。爱国面包采用全麦面粉添加钙质和维生素后烤制而成，色泽灰暗、质地粗糙、口感很差，很不受欢迎，甚至被嘲笑为“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唯一的好处是不限量供应。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在1942年访问白金汉宫时惊讶地发现，被放在奢华的金银餐盘中端上桌的面包也是家家户户都要食用的爱国面包。

拉特里的这道蔬菜馅饼一经推出立即受到美食评论家的热捧，被视为健康又易于烹饪的美食，伍尔顿爵士更是对其赞赏有加，经常在公务用餐时点这道馅饼，并请记者拍照刊登在报纸上。他还亲自在电台节目中现身说法，与听众分享食用馅饼的感受，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他的名字将这道菜称为“伍尔顿派”。然而，并不是所有家庭主妇都有战时担任英国粮食大臣的伍尔顿爵士从街头移动餐车的女服务员手中接过一杯茶，他大力提倡节约粮食，推广各类战时菜肴拉特里那样高超的厨艺，真正进入普通人家的伍尔顿派味道千奇百怪、参差不齐，比如本节开头玛丽为丈夫马斯基林制作的派就要算是失败的作品了。对于早已习惯吃肉馅饼的英国人而言，要接受这道无肉馅饼确实并不容易，在战时伍尔顿派的受欢迎程度始终不高，战争结束后就迅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不过，伍尔顿派作为战争时期英国大众饮食的缩影而被铭记，每逢战争纪念日，都有人复刻这道战时料理以缅怀那段艰难岁月。

在食品店前排起长队却空手而归，每周少得可怜的肉类和奶蛋配给，还有餐盘里寡淡无味的菜肴，配给制留给英国人的战时记忆是苦涩辛酸的，但无可否认的是，配给制是确保英国坚持战斗并赢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它不但切实保障了战时物资紧缺时社会供给状况的稳定，最大限度地合理分配了生活资源，并保证了广大国民的生存所需和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配给制的实施使很多底层民众的饮食条件得到改善，而且不论家境贫富、地位高低，大多数英国人都要领取相同的食品配额，并肩在“胜利花园”中挥洒汗水，一起忍耐对饥饿的恐惧，这种共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和弥合了阶层间的差距和分歧，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发展，形成了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氛围，加强了社会凝聚力，为战争持续进行提供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定量配给还消除了战前食品浪费的陋习，形成了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严苛的食品配给还改善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肉类和糖分的摄入减少，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的摄入增多，使得营养结构更为均衡合理。战争期间英国人患中风、心脏病的概率以及儿童死亡率都大幅下降，实际上经历战争的英国人要比战前更加健康。

伍尔顿派是英国战时料理的代表菜式，如果厨艺出众也能做出不错的味道

坦克炮塔里的迷人茶香——红茶

1944年6月13日，距离英美盟军登陆法国诺曼底海岸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战局进展大大落后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预计，德军的反击来得既迅速又猛烈，盟军全线陷入苦战，尤其是英军正面的进攻近乎停滞。英军原计划在D日当天就夺取交通枢纽卡昂，由于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实现，被德军第21装甲师挡在了卡昂郊区。数日间，随着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等精锐部队投入战斗，卡昂前线的德军实力增强，英军的连续攻击均告失利，战斗演变成静态的阵地战。相比之下，美军的攻势稍有起色。6月9日，与英军右翼相邻的美军第1步兵师进攻得手，在德军第47装甲军与党卫军第1装甲军的接合部科蒙（t）地区撕开一道约12千米宽的缺口。统领英军部队的蒙哥马利决定派出麾下的王牌——有“沙漠之鼠”称号的第7装甲师从缺口突入，向德军侧后迂回，占领小镇维莱博卡日（Villers-Bocage）及其附近的山脊，从而迫使装甲教导师撤退，进而打开挺进卡昂的通道。

6月13日清晨，第7装甲师的先锋第22装甲旅在前出侦察后向德军战线后方开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零星的德军都望风而逃，沿途不时有法国民众夹道欢呼，迎接解放者的到来。上午8时30分，英军的摩托化纵队开进维莱博卡日，没有看到任何德军存在的迹象，唯有小镇居民的热烈欢迎。这种友好又感人的场面让情绪紧张的英军官1944年6月13日在维莱博卡日街头被德军虎式坦克击毁的英军“克伦威尔”坦克兵放松下来，在派出一部分兵力去占领镇外的213高地后，大部队在镇内原地休息，很多人下车舒展筋骨，接受当地人的热情款待。然而，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突然被一声炮响和随之而来的剧烈爆炸声所打破，镇外升腾的浓烟宣告了战斗的猝然降临，很快所有英军电台里都传递着一个可怕的消息：“虎式坦克来了！”

其实德军已经注意到防线上的缺口，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Dietrich）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大将也针锋相对地甩出王炸，命令党卫军第101重装甲营前往堵漏，其中由米夏埃尔·魏特曼（MichaelWittmann）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党卫军中尉）指挥的第2连已在12日夜间抵达维莱博卡日外围的树林中。魏特曼早在东线战场就是出名的坦克王牌，行动果敢、经验老辣，在得知英军进入城镇后，他立即命令连队做好战斗准备，自己亲自指挥一辆虎式坦克先行侦察，最后干脆变成单车突袭。魏特曼首先以精准的连射报销了镇外的英军坦克和车队，随后沿着公路杀进镇内，凭借88毫米的强悍火力和厚重的装甲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这辆坦克在路口被英军反坦克炮击伤抛锚，车组弃车，才结束了这场一边倒的屠杀。在不到15分钟时间里，英军有13～14辆坦克、2门反坦克炮和13～15辆运输车辆被摧毁，伤亡百余人。

维莱博卡日之战是二战中最著名的坦克交战之一，也是“装甲战神”魏特曼的封神自17世纪以来，红茶就是英国人最为喜爱的饮料，饮茶之风盛行于各个社会阶层之战，更是有关虎式坦克的战场神话中最为人熟知的部分。战后，关于维莱博卡日之战的各种传说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魏特曼之所以能创造如此神迹，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英国人的配合，当他发起进攻时，镇内的英军正在车外享受上午茶，并不在战斗岗位上，是在极为松懈的情况下被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种说辞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久经沙场的“沙漠之鼠”居然会在交战前沿还有闲情逸致喝茶吃点心？然而，如果你了解英国人对茶的痴迷，明白茶在英国饮食生活中的地位，感受英国在数个世纪里形成的深厚而独特的茶文化，就可以理解这种看似荒诞的说法其实大有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