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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缘政治 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第1页）

第二节地缘政治: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

一、地理与文化

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才”之道中，天与人的关系构成文化的终极伦理，地与人的关系则属于环境伦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因地制宜，因俗治人，首先源于崇天而重地的思想。从古老的氏族板块文化到流行于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地理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亘古常新的课题。

在世界文化史上，注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西方学者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气候决定论，他指出居住在寒冷地带以及欧洲的民族虽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缺乏智慧和技术，因此他们虽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但没有政治组织能力，不能统治其他民族。亚洲民族虽然十分聪明，但缺乏勇敢的精神，因此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而居住在他们之间的希腊民族，性格具有两者的共同优点，既有勇敢的精神，也有智慧。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阐述了由于各地的气候不同，造成各民族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的不同，而这些差异又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如在寒冷的气候下人们有较充沛的精力，坦率诚实，勇敢而有信心，这种心理气质造成自由的政体;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则颓唐懒惰，胆怯无力又完全被动，容易成为奴隶。人的道德高低，犯罪与否，也完全为气候条件所左右。哲学和美学大师黑格尔视地理环境为世界历史的舞台。在他的观念中，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也是不同的:居住在广阔的草地和平原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这些人显示出好客和劫掠两个极端，他们时常集合为大队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下便激发为对外战争，所过之处往往满目疮痍、遍地瓦砾;生活在平原流域的民族，由于土地肥沃，气候变化有序，一般从事农业，所以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这样的民族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居住在沿海的民族从事商业，追求利润，这样的民族智能兼备。这些理论都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巨大作用，因此被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与此相同，中国古代学者早已深明地理与文化的关系。《管子》《礼记》中记载了这类思考。我们的古人以朴素的眼光认识到土地是万物的本源、一切生命的载体，美、恶、贤、不肖、愚、俊以及不同的风俗都因此而产生。水土的不同，形成各具面貌的民族性格。比如管子这样分析当时各地区各邦国的不同，他认为齐国的水流迫急，那里的人就贪婪、粗暴而且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净，人们就轻捷、果断而敢作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侵蚀土壤，人们就愚蠢、妒忌而污秽;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所以人们就贪婪、残暴、狡猾而好生事;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所以人们就谄谀而包藏祸心，巧佞而好财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所以人们就愚憨而好讲坚贞，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所以人们就淳朴平易而喜欢公正。这种观点接近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图1-2-1管仲像

当然，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忽略物质生产的中介，自然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的不满，从而出现了以心智说驳地理决定论的文化思潮。而在我国古代，已经有学者认识到虽然人非水土不生，但并非完全受水土的限制。人性虽源于天赋，但从京城首善之区以至沿海边缘地带，凡是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会因君主的政令和师长的教化而改变习性。政令教化和水土的作用都不可忽视。梁启超说，如果地理能支配历史，那么五百年前的美洲，地形气候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为何它的文化却判若天渊呢?

其实，中国古代，由于“三才”理念的成熟，对人、地关系也如天人相与一样，学者多持圆通的论断，这可以从人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利用和历代地理学论著中窥其迹象。

中国所辖疆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西北是帕米尔高原，崎岖的山路和严寒、干旱，构成古代一个难以逾越的大险;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江河，又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障碍;北方寥廓无际的草原与沙漠，也阻隔了各民族间的沟通;加上黑龙江东部至东南沿海的二万多公里的海岸，四周都是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中国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一地理单元由西向东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等，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内。第三阶梯是平均海拔低于500米的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及云贵以东地区。这样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构成中国特有的季节性气候和东密西疏的人口结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制约，与欧洲农牧结合的特点相对，中国古代农业区与游牧区分野清楚而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单从宏观的地理环境特征看中国文明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结论。但古代的神话却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战国秦汉年间产生“三皇”的传说，三皇一般指天皇、地皇、人皇。传说天地初立的时候，有天皇氏，长着十二个头，他在位时无为而治，国家治理得很好。他有十二个兄弟，每人在位一万八千岁。地皇有十一个头，同姓十一人都出自熊耳龙门山，他们每人在位时间也是一万八千岁。人皇有九个头，他手提羽盖，足踏云车，能呼风唤雨。他的九个兄弟各主一国，承传了一百五十世，总计可达一万五千六百年。天皇起于昆仑，可能是西方的种族;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可能是中部的酋长;人皇出于旸谷、九河，应该是东方的部落。这个传说透露了中国文化起源于西部昆仑而向中部、东部迁移发展的信息。具有制礼作乐、创造文字、图画八卦的中华文明始祖伏羲氏，他的原型就是昆仑山诸神中的一位尊神，这也是古人推测中国文化发源地所在的一种说法。

图1-2-2伏羲像

文献记载中的昆仑山并非现实地理意义上的山脉，它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山、仙山。古老的文化典籍很早就对它有所描述。据说它面临西海，山中桂树丛生，地上铺着很多金玉。山分三级，最下是樊桐，又叫板桐;中间是玄圃，一名阆风;最上是层城，又叫天庭，是太帝所居之处。尽管神话传说将这一山脉涂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但人们对它的真实身份还是进行了一番探索。有的说西藏有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里，此处是天下的脊梁，所有的山脉都从这里延伸出去，这就是佛教中所谓阿耨达山，即昆仑山;有的说巴颜喀拉山就是古昆仑山，山脉西起金沙江源头的犁石山，蜿蜒东来，结为此山，山石黑色。蒙古语称富贵为“巴颜”，黑为“喀拉”，即唐代人所说的紫山，又名枯尔坤，是昆仑的音变。典籍中还有“河出昆仑”的说法。可能是古人看到奔腾不息的黄河，惊异于它的水量之大，以为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能力可为，于是赋予它源出神山的传说。《淮南子》有这样的记载:“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墟也。”黄河之所以流淌不绝，正是有昆仑山作为源头。

图1-2-3三星堆出土文物

屈原在《离骚》中列举的“若木”、“白水”之名，都在昆仑。诗反复推述行程:“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等，无不以“昆仑”为目的地。传说中的昆仑山以产玉闻名，是有名的玉山。古人以为服玉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认识在战国时期已十分流行。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登昆仑兮食玉英。”诗人在幻想世界中登上昆仑山服食玉英（玉的精华），以致长生不死，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多供奉昆仑诸神，又称它为“玉昆”，即群玉山。李白《清平调》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歌咏四大美人之一的贵妃杨玉环，将她比作昆仑山上的女神;李贺《马诗》的“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追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也联想到此山，这些都是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和悠久的神话传说为基础的。从古至今对昆仑地理形势的考察，实际上暗含了对中国文化起源于西部的体认。

撇开具有神话性质的古史传说不提，从人类文化起源来看，人类文化最先开始于有河水灌溉的地区，肥沃的冲积带和充足的水分为农业的生产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我国古代文化遗址分布极广，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岷江附近的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已呈示早期农耕文明的征象。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文明的发展，比较突出地表现在黄河与长江流域。但文化的起源并不依赖河流本身，而是河流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两岸和它流进江河的两水相交的那一个三角地带，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例如，唐、虞文化兴于山西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夏文化兴于河南西部黄河大曲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周文化兴于山西东部黄河大曲的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此后相继繁荣的江汉、江淮以及珠江三角洲等，表明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与扩大。从这样的地理环境与地缘特征，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两河文化（南北文化）与大一统文化的递进关系和结构关系。这也是古代学者对地理与文化持论圆通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周汉以来，我国地理学著作不断出现。著名的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由此开启历代史书的《地理志》），晋裴秀的《地形方丈图》与“制图六体”，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沈括的《梦溪笔谈》，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明罗洪先的《广舆图》、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刘献庭的《广阳杂记》、孙兰的《柳庭舆地隅说》、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及《新疆赋》、洪亮吉的地理学与人口理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图1-2-4徐霞客像

图1-2-5《山海经》书影

从众多的地理论著中，可以看到古代学者对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所持的见解。古代地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天有日月星辰，舒布成彰，故称天文;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仰能观天文，俯能察地理，做到这两点，说明他已经了解了大千世界的幽明之事。《周礼》设置了大司徒、职方氏、冢人等二十余种官职掌握九州形势，山川所宜，涉及土地、财政、民族、人口、城市、村落、墓园等各端，构成极为完备的人文地理知识体系。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将地域观念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虽然那时的学者也讲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礼记·王制》），但如果遍考古代典籍，古人论地域的观念，着眼点与国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因地论人不同，而是以地域的差别为王者制礼与治理国家提供学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以教化培养理想的人伦。可以说古代地理论著，绝大多数是为王者画野分州的行政管理服务，达到协和万邦的目的。唐太宗李世民将天下分为十道来治理，他的四子李泰为此写出了《括地志》。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的目的也在于帮助明王圣主了解天下的形势，占据有利的地形，以获得战争的胜利。正因如此，致用精神成了地理学的中轴。不但众多的地理学论著用精神支撑，就连一些文学化的作品，也是如此。清代学者和宁来到西藏，写下了一篇《西藏赋》，全面反映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风貌。赋中不仅详细描写了西藏的山川风俗和制度，还仔细考察了边疆要隘以及邻国的形势，这篇赋不止是供文人消遣，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关注边疆事务的学者的重视。

图1-2-6李世民像

虽然多数文化史家认为由于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重内陆的地理意识，使中国文化显出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人论地是与天、人相对而言，这中间又内含了极大的拓展性和广博性，地理研究中的世界观和开放性意识早已露出端倪。这从“九州”说中能发现一些端倪。“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已经涵盖了长江黄河流域。其他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也有“九州”的记载。而战国时期的燕人邹衍提倡的“大九州”的观点，可以认定是最早的世界观雏形。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九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九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洲所环绕。虽然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他开阔的视野和无垠的空间意识无疑极有启发价值。被称为“神话之渊府，史地之权舆”的《山海经》，分山经、海经与荒经，山经又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海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和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荒经包括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大荒北经。这样宏阔的格局，为历代学者称奇。其实这部奇书的出现，同样与中国古人广袤的大地观念相关。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的夷、狄、戎、蛮为四海，天子君临天下，所谓“天下”就是外及四海，这也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相一致。所以从《尚书·禹贡》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既有演变，又有渊承，显然能看出古人持圆通的见解对待地理与文化的关系。

二、地域、南北与大一统文化

地理观念作用于文化，在中国古代最值得关注的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南北文化和帝京文化（或称大一统文化）三个方面。

地域文化的产生有赖于地缘群体的形成。在上古时代，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分散着诸多氏族部落或氏族部落联盟，先民生存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狩猎耕种，不断壮大，并与其他氏族或部落互相兼并、融合，形成地域民族，从而创造了一个个富有自身色彩的地域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心理。这些分散的地域文化，被称为中国大陆文化圈的“板块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