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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三教论衡 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第2页）

道教方面，它的儒家名教思想进一步充实，提出成德的妙训在于礼义，立身的根本在于忠孝。唐代后期的钟吕金丹道既讲内修真功，也重外在的忠孝信仁，儒家思想已经进入到他们修行的章程里了。唐代著名的道士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人援佛入道，重视清修养神、静心修道，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涅槃境界。他们“三世皆空”、“静除心垢”等口号都有着佛教缥缈的身姿。

唐代三教融合的典型表现，莫过于唐德宗时仿效汉代金马、石渠故事而形成的三教论衡制度。唐德宗诞辰日，召集儒、释、道三家代表进入内殿讲论。以僧鉴虚对韦渠牟，许孟容对赵虚，僧罩延对道士郗惟素。开始三家似乎存在矛盾，而到结束时，所有的纠结都涣然冰释。讨论完毕，僧鉴虚对德宗皇帝说:“我唐天下，文宣王（孔子）是古今的圣人，释迦如来是西方的圣人，皇上您是南赡部州的圣人。”三教讨论的结果归于肤浅的颂圣，可见也是政治的需要。文学家白居易曾经参加了唐文宗大和元年的那次三教论衡。在麟德殿内的道场，设三高座，升座的儒官原服，赐金鱼袋，释为赐紫引驾沙门，道也是赐紫道士。论辩时，预有安排，已形成一定的套数，僧问儒对，僧难儒对，儒问僧答，儒难僧答，儒问道答，道问儒对，道难儒对，然后退。白居易作为儒者的代表与僧人义林、道士杨弘元谈论三教义理，比如《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何者为四科?何者为六义?孝者百行之先，曾参至孝，为何不列于四科?又如《维摩经》“不可思议品”中说须弥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为何芥子之内，容得下须弥山?就是容得下，又怎能看见呢?再如《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是什么意思?等等。三教论衡是在始若矛盾而终至江海同归的过程中进行的，论争的目的在于融合三教而同归于善，借神道设教来提高帝王的政治威望。

三教论衡最终流于形式而遭到民间的嘲讽。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一次，延庆节三教讲论完毕，接着是倡优演戏，李可及于是儒服岌巾，褒衣博带，登上高座，自称“三教论衡”。另一位演员问道:“你既然说博通三教，请问释迦如来是什么人?”他回答道:“是妇人。”问者吃惊地说:“为什么?”他回答说:“《金刚经》云:‘敷（谐音夫）座而（谐音儿）坐。’若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皇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又问道:“太上老君是什么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更加不解，于是说:“《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谐音娠），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又怕什么有娠呢?”皇上非常高兴。又问:“文宣王（孔子）是什么人?”回答说:“也是妇人。”问者说:“你怎么知道的?”答云:“《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谐音嫁）者也。’若非妇女，为什么要待嫁呢?”皇帝听了哈哈大笑。虽然最高统治者一时开心赏给了李可及官职，但故事嘲讽三教论衡不重视教义学理之探讨的意味却非常明显。

入宋以后，三教合一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儒、佛、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找到了他们的恰当位置，并构成了最理想的组合关系。

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学人融通三教，不像唐人在帝王提倡下平浅附会，而是着力于学理的互动。宋代理学的建构具有鲜明的学术承变意义，而变革又是在会通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具有会通意义的多维结构，落实到儒学人生，就兼有文学、经术、吏事、节义美誉。晏殊荐举范仲淹时称他为学精勤，文章典雅，为政也有清声;欧阳修荐举王安石时称他学问文章知名当时，守道不苟，洁身自好，议论通明;苏轼也称赞赵瞻明于吏事，辅以经术，忠义之节，白首不衰。这些都是论人为政的标准。如果从学术一途的角度观察，那么就有了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就是说宋代兴起的理学以儒学复兴的形式出现，内含了广泛吸纳异质文化的革新，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建立学术体系的过程中，既援道入儒，用道家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补充旧儒学形而下学的人生观，又援佛入儒，以高深、克己、精微的直悟哲思将旧儒学外向的、现实的伦理目标建立于主体的、内在的心性本体。

北宋初年的道士陈抟对宋代理学的形成具有非常大的影响。陈抟早年熟读儒家的经史著作，特别爱好《易》，参加进士考试名落孙山后，就隐居山林，辟谷养气几十年。其间吸收《易》学、老学和道教内丹等不同的理论，写下《无极图》《先天图》等著作。他将《无极图》传授给种放，种放传授给穆修，穆修传授给周敦颐，周敦颐又传授给程颢、程颐兄弟。陈抟又将《先天图》教给种放，种放教给穆修和僧寿涯，穆修又教给李之才，然后一传邵天叟，再传邵雍;僧寿涯又将《先天图》传授给了周敦颐。由此可见，北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和邵雍思想中的象数之学，不是远承汉代经学，而是直接来源于当时盛行的道教学术，与道教有深厚的渊源。

图4-8-2陈抟像

周敦颐的《太极图》重新解释了陈抟的《无极图》，把道家的宇宙生成学说与《易传》的宇宙论结合，他说无极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又动。一动一静，互为因果。分阴分阳，产生了两仪，阳变阴合，于是就有了水火木金土。这五气运行，四季就有规律地变化。万物是从天地男女之气的交感中化生，又各自生生不息，因此变化无穷，万物中最有灵气的唯有人。邵雍汲取《先天图》的理论建立了先天象数学，用六十四卦之间的相生相接关系来说明四季的变化;用阴阳变化说明天地万物的演变。

图4-8-3周敦颐像

宋儒还接受了道家的义理之学，王安石注《老子》，或引儒学解释老学，或引老学解释儒学。在注释《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时，就引用了《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诠解，完全将老学思想转化为宋儒的性理之学。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方面，宋代理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排佛的，包括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排佛的关键在于社会的伦理方面。张载说，佛教胡乱揣摩天性，不知道范围大用，反而以人身具体的六根去迎合天地，当发现不能穷尽天地的奥妙时，就诬赖天、地、日、月都是虚幻的事物。将广大的宇宙容纳在渺小的一身之中，将主观的意志弥漫在无垠的虚空之内，不论是说大说小，都很偏颇。有时狂妄自大，视天地六合为草芥;有时又无限自卑，仿佛活在庄生晓梦般的虚幻尘世里。他们可是在穷理?不知道穷理又怎能说他们尽性了呢?儒者穷理，所以率性可以称之为道，佛教不知道穷理而自诩说把握了佛性，这种理论不攻自破。张载反复强调“穷理”的问题，实质在于批评佛教论“性”而不知道“用”，不能接触到义理的精微之处。本于孝悌的行动，通于礼乐的功用，这是儒家倡导的儒学与佛教的根本区别。

但排佛是一方面，在实际中，宋代的理学家们又不同程度受到佛教的影响。

周敦颐曾写诗嘲笑韩愈既辟佛又和大颠和尚交往，诗写道:“退之（韩愈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者以这首诗明确了他与佛教划清界限的姿态。然而他的态度并不像诗中写得那么坚决，入仕前，他曾经向鹤林寺的寿涯和尚学过佛;入仕后，又跟在黄龙山慧南与祖心禅师后面参过禅。另外还和其他禅师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他不仅在《爱莲说》中取佛教中的比喻塑造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意象，而且在思想上还吸纳了佛教的性理学说，每当他看到学者能静坐，就大加赞赏;在落实“无极而太极”的“立诚”说中，明显晃动着佛教心性论和修行方法的身影，这些都为继后的理学家开启了借鉴佛教的门径。

程颢、程颐兄弟很早就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周敦颐门下学道毫无收获，在佛老思想中沉潜了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对《六经》有所体悟。程氏兄弟十五六岁就开始研读佛经，此后又和当代高僧交往，探究佛法。二程强调天理人欲的对立，主张天理的绝对权威，并试图通过“思”、“敬”等内心修养的功夫消灭人欲，恢复天理，从这些思想明显能看到佛教“不动心”等心性论对其的影响。

朱熹攻击佛教背弃了人间的伦理纲常，只见得一个空虚寂灭。但对佛教激烈的排斥并不妨碍他从中吸收有利于自身理论创建的因素。朱熹借助华严宗“四法界”的思想，提出“理一分殊”的理论构架，即天理是宇宙间唯一的本体，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天理的具体表现。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抽象道理，朱熹借用了佛教“月映万川”的比喻:“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在修习的方法上，他的格物致知以至豁然贯通再至心之大体无不明的过程，纯粹是禅宗北宗渐修顿悟论的复制。甚至有时朱熹还感叹儒家的“克己”反不如佛教来得彻底，“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决心表明他对佛教艰苦修行方法的利用。不仅如此，他的理学著作如《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题材及形式都有模仿禅宗《传灯录》的痕迹。

张载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要求人们变化恶的气质之性，返归纯善的天地之性;他还认为根于本心的“德性之知”能达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境界，这已经十分接近禅宗的净妄之心和明心见性的思想。毕竟张载也曾经花了一段时间认真研究过佛老诸书。

禅宗提倡“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陆九渊把它稍加点化，变成“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在阐发“心即理也”这一根本观念时，陆氏强调先认识天所赋予的本心，本心的自我觉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从而达到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的境界。其实这只是禅宗南宗“自识本心，自见本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解脱观念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化用禅宗偈语，如分析“心外无物”时化用“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成“镜中观花”的比喻，这在陆氏兄弟不过是接受佛教随手拈来的一桩小事。

宋儒援佛道入儒，使宋代儒学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佛教，其思想是推动中国哲学系统化、理论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种主要从义理方面凝融三教而形成的学术互动，直到明代王阳明学术体系中，仍然是立学的基础，他和弟子们从学理上总结三教融合。王阳明的弟子王畿说:

三教之说，其来尚矣。老氏曰虚，圣人之学亦曰虚。佛氏曰寂，圣人之学亦曰寂。世之儒者，不揣其本，类以二氏为异端，亦未为通论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尝以某为儒，某为老，某为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范围三教之枢，不徇典要，不涉思为，与百姓同其好恶，不离伦物感应，而圣功征焉。学老佛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为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则亦儒之异端而已。

他的意思虽在于推阐老师的“良知”学说，但在分析取舍的时候，则非常圆通。而由三教论衡到义理的融通，应该说是以理学为形态的新儒学体系建立的最根本的学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