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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交流篇（第2页）

三、中国与亚洲

中国古代与亚洲诸国的往来，因交通比较便利，肇端在文献记录之前。而史籍所载西周武王克殷后曾“封箕子于朝鲜”（《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居异域则“教其民以礼义”（《汉书·地理志》），是可信的。而《国语·齐语》中也有“倭人贡鬯”的记载。特别是到秦汉时代，中华文明伴随东方帝国的崛起，历隋唐而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不争的事实。意大利学者艾儒略（GiuliosAleni）于明代万历年间来中国，历三十余年，其间在杨延筠协助下完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著《职方外纪》，其卷之一《亚细亚总说》开篇即云:“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大者首推中国，此外曰鞑而靼，曰回回，曰印第亚，曰莫卧尔，曰百儿西亚，曰度而格，曰如德亚，并此州巨邦也。海中有巨岛曰则意兰，曰苏门答腊，曰爪哇，曰渤泥，曰吕宋，曰马路古。更有地中海诸岛亦属此州界内。中国则居其东南。自古帝王立极，圣哲递兴，声名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仰。”由地域论及文化，可见其推崇之意。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丝绸便已传入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将中土的丝织品及黄牛等物产带入西方，反映出当时人对中亚、西亚的认识。另外，中国的丝织品在5世纪就已远销波斯市场，亚历山大东侵印度时也见到了类似丝绸的绢。秦汉时代，与帝国政府有经济文化交往的国家有中亚、西亚诸国（大月氏、大宛、康居、安息等），大秦（罗马帝国）及南亚诸国（身毒、天竺、缅甸、越南、马来半岛、印尼列岛等），东海、南海诸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辰韩、弁韩、马韩等）。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使汉朝与西域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交流频繁，尤其是途经安息的丝绸之路更为兴盛。另外，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朝与身毒国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东汉明帝遣使赴天竺求佛法则促进了佛教的传入。此外，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人口流动就很频繁。西汉与卫氏王朝有所往来，东汉与辰韩、弁韩、马韩建立了关系。尤其是东汉末年，因战乱从中国逃亡至韩的人民更多。至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则可以追溯至徐福东渡的传说。至西汉武帝时设乐浪四郡后，汉朝更加强了与日本的联系。

图6-1-3日本遣唐使图

自东汉至魏晋，这种交往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拓展，其如波斯、大秦、印度、师子国以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已覆盖整个亚洲。南北朝时期，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国来往频繁，尤其是北魏和西魏时期，萨珊王朝曾11次遣使来华。三国、西晋时期，中国和大秦的往来则多限于民间交往，至北魏洛阳则有大批东罗马商人来华。另外，北魏宣武帝时期和南朝都与印度笈多王朝有密切的外交往来。至于师子国，东晋僧人法显往天竺取经，曾途经师子国并居住两年;东晋至梁朝，师子国也有使节通过海路到达中国。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其中包括金邻、顿逊、狼牙修、扶南、占婆、诃罗单、婆利、干陀利等国。东吴时，占婆曾派使节赠送“金指环于吴王”（《太平御览》卷七八一引《林邑记》），西晋至南朝，扶南国也曾先后二十多次遣使来华;法显取经归途中，则曾在干陀利停留数月之久。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中国，以其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周边诸国。尤其是朝鲜和日本陆续吸收汉文化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儒学和佛学也陆续传入各国，中国式的建筑风格、生活习俗等，也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是中国与亚洲文化长期往来、交融的结果。佛教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原始佛教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认为始于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东汉时，佛教已开始在上层社会流传，至三国时民众多有信仰，而东晋、南朝时期更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说法，足见其兴盛程度，佛教也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梁武帝四次舍身佛门表现出贵族阶层对其崇奉的程度，而中外僧侣的往来又从另一方面不断推动着佛学的发展、促进着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中法显西行求法，其《佛国记》一书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等南亚三十余国交流的重要史料;鸠摩罗什等高僧的译经活动推动了佛学的中国化进程。另外，魏晋玄学也是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随着隋、唐帝国的再度崛兴，中国与亚洲周边关系尤为密切，特别是唐代首都长安呈现的高度繁荣，既吸纳了诸多外来文明，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城市，又推动了全亚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上。而以日本遣唐使多次来华为一象征，显示出当时亚洲诸国对中华文化的效习与钦慕。隋朝，日本就已先后四次向中国派遣使臣。至唐代，从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遣使来华起至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了19批遣唐使，两国的文化交流频繁，可谓盛况空前。以阿倍仲麻吕及鉴真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和僧人将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传入日本，尤其是文化、制度方面的经验。如日本仿照隋、唐国家制度等，通过大化革新（646）改革其经济、政治结构，加速了国家的发展和振兴。而鉴真和尚历尽千辛万苦、六次东渡的故事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另外，唐朝还有很多新罗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还在中国获得了功名并长期留居中国，崔致远便是其中之一。总而言之，隋唐时期的中国从各方面向世界展示着其博大的气象和璀璨的文化，中国的物质文明（纸张、钢铁、毛皮、动物、纺织品、陶器、茶叶以及珍奇异宝）不断吸引着诸国使臣与商贾，而其科技、艺术（如诗画）更是流布广远，影响巨大。

如果说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还带有原始佛教的痕迹，具有外来文化色彩;那么到了隋唐时代，则不仅为中国文化系统吸收，而且还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学，成为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并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唐代的译经活动极为兴盛，不少僧人不远千里西行求法，其中以玄奘最为著名。其在外十七年，“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并陆续译经七十余部，笔法严谨，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其著作《大唐西域记》记述沿途国家及地理情况，对研究中亚、西亚、南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唐代朝鲜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兴起，其中如朝鲜华严宗、新罗法相宗、禅门九山和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奈良六宗及净土信仰等，无不由中国输出，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佛教旁衍。而藏传佛教在近古的兴盛，其向俄罗斯、不丹、锡金、尼泊尔的传播，也是在中国文化大系统内进行的。

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文化与亚洲诸国文化的互动以汉、唐为极盛，其特点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唐都长安显然是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迨至宋、明以降，因国力渐衰，中国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于是自然产生了一些文化排拒现象。比如明代虽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列为“不征之国”，努力与周边国家遣使通好，郑和下西洋也到达东南亚一带，带去了中国与诸国礼尚往来的愿望;但在后期却因对“倭寇”的防范而出现“海禁”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外交流的发展。早在元代，中国沿海即有倭寇活动，对周边人民群众的安全造成危害。终明一代，倭寇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嘉靖时更为严重。明人严从简《东南巨镇赋》中记述杭州指挥陈善道抗击倭寇殉难事迹，即感叹当时沿海居地“扰于倭夷，民遭荼毒，视猃狁（匈奴）盖有加焉”。清代，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有朝鲜、南掌、暹罗、苏禄等国。但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由于中国国力衰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天朝上国”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从明朝开始对海防忧患开始关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已开始展现出近古中西文化交互的新课题。

四、中国（东方）与西方

图6-1-4马可·波罗像

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本土文化的衍展，历史十分悠久。据有关记载，公元前600年，中国已与希腊之间有来往，如希罗多德、阿里斯多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丝绸的描述。而汉以后张骞通西域、开通南北道，特别是魏晋以后欧亚草原民族掀起迁徙浪潮，中国政府与欧洲诸国的正式交往亦见频繁。桓帝时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甘英曾奉命出使大秦、西方玻璃制造术传入中国、中国丝绸传入外域等即为证明。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西文化较具规模的接触，是先印度，后经波斯、阿拉伯再到欧洲的。而中、欧文化的直接对话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大气候的形成，则在大航海时代以及元明海上交通开辟后。

如前所述，13世纪蒙古族人打通欧亚大陆，开辟四大汗国，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执政之初，即专务远略，屡次遣使臣诏谕海外诸藩，进行商品与文化的交流。其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取道伊利汗国，循阿姆河上游逾帕米尔高原，由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河西走廊，来华并留居达十七年之久，于1291年春过印度，经黑海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这次来华，不仅带来了欧洲文明，也将中国的文化与科技带回欧洲，其文献仍略存于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此书对欧洲人了解东方世界起了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维吾尔族人列班扫马、麻忽思又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受到了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见，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教士的东来开创了新纪元。

继此，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当时朝臣虽有得失毁誉，但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推动作用，已昭然史册，永乐年间掀起了中国对外交往及各国朝贡的又一**，“敦睦邦交”的厚德载物理念再次被传达至东南亚及非洲东岸一带。到明末清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宗教改革的发展，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传教，再次“借新法阴行其教法”（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一），以扣启“远东的伟大帝国”（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门。在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热潮中，最先成功地向中国推介西方科技文化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氏在华传教27年，先定居广东肇庆，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京，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向其进呈西方历法与自鸣钟等物，并与朝中大臣学士邢云露、范守己、徐光启、李之藻等译著西历多种。其以天文学为向导，开启了中国科技受西学影响的新时代。另外，葡萄牙侵占澳门、中国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也开始说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相背离，由国力衰颓引发的思想观念的落后已开始制约中国人前进的脚步，由西周“畿服制”建立起来的“厚德载物”的朝贡体系开始瓦解，中国长期以来在贸易往来上的强势地位也正在被打破，近古历史已开始演变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角的历史。

图6-1-5汤若望像

清人入关后，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等向顺治帝进呈西方天文仪器和历法，并掌钦天监印信，任监正。此后，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继主钦天监，制造和研制出许多精密的天文仪器和新型火炮;一批传教士成为康熙帝的顾问，向其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直到康熙与罗马教廷因“礼仪事件”产生冲突，因基督教是否应该中国化的问题引发中西争论，罗马教廷的固执立场引起中国皇帝的强硬态度，从而发展成为“海禁”政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才告一段落。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文化的容斥绌补伴随中国文化的蜕变与新生而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清代中期以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渗透还限于传教与商贸，而清中叶以后其影响已形成由物质再到观念的系列变革。

由以上元、明海上交通的开拓、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来华再到清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入侵中土三阶段的发展大趋势，观测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及变迁，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至明末以后，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淡褪了亚、非，而以中西（欧美）为主，且形成一种文化的互动。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生物、医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容纳和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亦较多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文明进程，最典型的是17世纪欧洲“中国热”现象的出现。比如莱布尼茨的哲学观与宋明理学、伏尔泰搬《赵氏孤儿》上舞台与百科全书派对中国文化之理性的推崇、魁奈与重农学派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向往、欧洲王室对中国工艺美术的仿效等，都是这种文化互动的产物。

二是当中西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主题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畿服制发展而来的“朝贡体系”的瓦解。早在汉晋时代，中国朝廷与外邦的交往，是以朝贡贸易为主体，也就是贸易总是与进贡联系，使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利益。而到唐代，王朝以长安为中心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朝贡体系，成为这一贸易方式最强盛的时期。宋、元以降，因海上交通的开辟，民间贸易构成对旧朝贡体系的催伤，但其旧有思想在文化领域仍反复出现，如明人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题词》中着重强调“明兴文命，诞敷宾廷，执玉之国，梯航而至。故怀来绥服，宝册金函，灿绚四出，而行人之辙遍荒徼矣”。又同书卷七引录儒臣金幼牧因明洪武十六年（1383）占城王贡瑞象而献赋云“恭惟皇上膺受天命，统绍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之境，雕题穷发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来贡”。此皆为典型的朝贡思想。正是这种文化思想的制约，在王朝衰落之现实与朝贡心态失衡时，自然出现了“海禁”类的闭关政策。而明穆宗隆庆开海外贸易，民间交往的大幅增加，实质上已宣告旧朝贡体系的终结。然在“天朝至尊”思想支配下的“朝贡”礼仪，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还因行跪拜礼与否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迨至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已失去平衡，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才空前凸显，中西文化的论争也随之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