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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真人垂训 道教的形成与发展（第1页）

第三节真人垂训: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一、道教的文化渊源

1918年8月20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如果说，儒家、道家对中国精英阶层或大传统影响较大的话，那么道教则对民间的小传统，对民众的生活有较大的影响。鲁迅先生的话意思就是，道教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深层，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

图3-3-1鲁迅像

不同于外来的佛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最早具备宗教思想、宗教仪式、宗教神谱、宗教组织以及有专业神职人员传教的“制度化宗教”。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道教萌发于周秦之际，完形于东汉顺、桓年间，繁盛于两晋，变革于唐宋金元，颓衰于明清时代。这其间，道教的形态及义理也在不停地变化，吸收了众多的思想资源，并且产生许多派别，最终形成一个颇为芜杂的思想体系。

道教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周时代的尊天祀祖的宗教思想与泛神崇拜的信仰。殷周时代的祀神、祀祖两大传统，均融会于道教神谱，构成其特有的神谱结构。道教的宇宙体系是以“道·阴阳·五行”为主体，故其神谱亦具有囊括天、地、人的兼容性。如其尊奉之神有“三清”（玉清、上清、太清）、“四御”（南方南极长生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祇）以及日月星辰、江河山岳、风雨雷电、城隍土地诸神，可谓无所不包。

道教的思想渊源也是非常庞杂的，它汲取的思想资源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

首先是以老庄哲学为根基的道家思想。先秦时活跃的道家和东汉形成的宗教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创立的时候，就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它的内在规定性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道德经》第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可见道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存在了，而且万物皆由其产生。所以道的存在是独立的，具有不依傍任何东西的先验性和神秘性。《庄子》则认为，道是真实有信验的，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的;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以前，从古以来就已存在;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又说，黄帝得到它，可以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可以居住玄宫;北海神禺强得到它，可以立于北极;西王母得到它，可以安居少广山上，没有人知道它年代的始终;彭祖得到它，可以上及有虞的时代，下及五伯（霸）时代;傅说得到它，可以做武丁的宰相，执掌天下，死后成为天上的星宿，乘驾着东维星和箕尾星，和众神并列。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不凡的能力并且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这种思想正是从道家对道的本体化那里来的。

图3-3-2老子像

道教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思想准则。《道德经》第2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37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庄子·天地》篇中说:“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列子·黄帝》篇中说，华胥之国是顺自然而治的，这里所说的“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意思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后来，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更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获得太平的根本，该书称:“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者。”又说:“垂拱无为，弃不祥。”它还将“无为而无不为”直接说成了“道”，它说:“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大地为灾异。”又说:“夫王者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很明显，它所说的“道”，就是老子的自然之“道”，也就是等同“无为而无不为”。

图3-3-3庄子像

老子说:“弱者道之用。”认为“柔弱”就是“道”的作用。他认为柔弱胜刚强，天下刚强的东西都不如柔弱的存在得久。比如，他认为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但是用它来攻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能比得过的。谈到人的生理现象，他又说:“人之生也柔弱，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76章）在后来道教中，“柔弱”主要用于气功修养方面，《云笈七签》说:“呼吸中和，滑泽细微谓之柔，缓形从体，以奉百事谓之弱。”又如该书卷五十九引《墨子闭气行气法》说:“凡欲行气，先按其身，而和其气，无与气争。若不安和，且止;和乃为之，常守勿倦也。”深刻地说明了“柔弱”和“气”的关系。在道教戒律中，也以“柔弱”作为他们的主要条例。

道教还着力神化道家创始人老子，将他看成是道的化身。早在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就明确说:“老子者，道也。”他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前，老子就存在了。他可以遨游于六虚之境，出入阴阳，也能洞澈混沌，也可以辨别清浊。总之，有着道一般非凡的能力。《隶释》卷三有延熹八年（165）边韶的《老子铭》，其中说当时信道的人附会了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和“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说老子“离合于混浊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设，降升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傍，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度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道教继续发挥了这种思想。《太平经》说:“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简直有着无所不能的超凡品格。《老子想尔注》的作者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混元皇帝圣纪》又称:“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作为道的化身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太上老君”。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这说明老子和“道”合而为一，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因此，崇奉老子也就是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是当时的统治思想，西汉政权巩固之后，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再为统治者所用，汉武帝改为“独尊儒术”，但是黄老之学此时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此时的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崇尚神仙。这时的治黄老学者转向从事道家学术和神仙方术的研究，以维护其发展。黄老学者与仙道的方士结合，开始神话黄帝，宣扬神仙之学。黄老之学演变成为黄老崇拜，这对道教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就是黄老道的信徒，《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

其次，道教还汲取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荀子·礼论》提出“礼有三本”之说，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汉代大儒董仲舒则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经地义。《太平经》汲取了这些思想，提出“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并称:“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又谓:“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太平经》不仅继承儒家旨趣，大肆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而且还第一次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这在当时儒家的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尤其深远。

西汉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直接所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渊源。如《河图纪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这类学说，突破了原始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准则，而具有神秘色彩，后来几乎都被道教吸收，并加以发挥。

此外，《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东汉末产生的《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很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来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络绎不绝。

道教也汲取了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墨子提倡尊天明鬼，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墨子在《非乐》上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天志》下又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太平经》亦强调“人各自衣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墨子提倡民众之间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能互利互助。墨子在《兼爱》中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在《尚贤》下又认为“为贤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反之，他在《尚同》上说，若“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也”，那就会使“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太平经》也强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思想，主张有财物的人应当“乐以养人”，“周穷救急”。它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生，应属于社会公有，不应为私人所独占。认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指帝王的私库）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又称:“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有道德的人也应当以道德教人，否则也是犯了“不可除”的弥天大罪。认为“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蒙求生，其罪不除也。……人积德无极，不肯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它也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说:“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佑之。何也?然智者当苞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者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与天心不同，故后必有凶也。”《太平经》的这些思想，显然都是墨子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道教在产生过程中，除吸收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文化思想之外，还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与巫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他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天神、地祇和人鬼组成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

道教对战国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也作了继承，并有所发展。早在《庄子》和《楚辞》里，有关神仙思想的言论已屡见不鲜。稍后，在燕齐和荆楚等地均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的方术。这种神仙方术原无系统的理论，后来，这些方术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所论终始五德之运的五行阴阳学说加以解释，从而形成了所谓神仙家，即方仙道。传说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郑伯侨等都向往神仙、“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以后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衍化为道士。

由此可见，道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它的产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孕育的结果。

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在道教形成之前，秦汉时代的“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战国秦汉间出现的被视为道教前组织的方仙道与黄老道。其本质只是一些信奉神仙方术和黄老之学的群体，并无制度化宗教的形态。而由宽泛的“道”朝向制度化的道教的演变，则在东汉中叶的顺帝年间。而在其形成伊始，也就表现出宗派化特征，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为最早的两大教派。

太平道渊源于第一部道书《太平经》（亦称《太平清领书》）。东汉顺帝年间，有一个名宫崇的人，到皇宫献“神书”，书名《太平清领书》，未被皇帝采纳。后此书逐渐流传开来，即《太平经》。《太平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它是《道德经》的思想继承，如对“道”为天下之母，道生“万物”，求道之法的根本为静等。“太平”是太平道的社会理想，《太平经钞》上说:“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自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此若地居下执平，……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