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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篇（第1页）

第二章制度篇

第一节家国同构:宗法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要素，除特定的生态环境、经济状况外，社会组织结构也是至关重要的。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在于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它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家族制演变而来，并由宗法分封制推扩到宗法君主制，构成了家庭政治化、国家家庭化的家国同构的帝制社会，并延续了两千余年。

一、宗法制度的形成

所谓宗法，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统远近区分亲疏的一种制度，据《白虎通义》“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可知“宗”所强调的是主从关系，这种体现嫡庶、主从等级秩序的法则世代相传，因而称为“宗法”。

宗法制度的形成，首先经历了从氏族向宗族的转变，与之相对应，氏族原始民主制也一变而为家长主权制，进而导致专制。

根据田野考古发现和古史神话传说记载，中国古代经历了由血缘家族向氏族到氏族联盟的演进过程，而氏族制又经过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就早期宗法制度而言，父系氏族的出现对其萌芽与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及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大部分财富主要依靠男子创造，男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最终确立了男子在氏族和氏族联盟中的支配地位。

在父系氏族社会，男性家长已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家族或氏族成员不仅有支配权，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威在其死后对其子孙仍然具有震慑作用，使子孙们心怀敬畏，这样便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与之相伴随的是种种祭祀祖先仪式的出现。同时，为保证男性家长的权力与财产得到继承，一系列的继承程序又应运而生。到父系氏族后期，旧氏族因个体家庭的出现而解体，部落和部落群兴盛起来，男性家长的权力逐渐转移到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主的手上。而《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等部落兼并战争，则是为保护本部落的利益而排斥他部落的行为。从氏族到家族、宗族乃至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其核心问题是等级划分与首领的统治地位，从而导致由宗法到帝制的专政意志的形成。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与宗法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是姓氏与族群意识。姓是一种族号，起源比较早，而氏是姓的分支。需要指出的是，姓作为族号的确立，与宗法分封制下天子封地赐姓、再以封地命氏的政治背景有关，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其根基的，如黄帝有子二十五人，仅十四人得姓，二人同姓，共十二姓，兄弟异姓说明了政治是凌驾于血缘之上的。虽然如此，他们的族群意识并没有消失，周制婚俗“同姓不婚”的规定就是证明。汉以后则回归于重血缘的族群意识。氏作为姓衍生的分支，情况比较复杂。“古之所谓氏者，氏即国也”（《孝经纬》），如近代学者刘师培认为盘古氏、燧人氏都可称为盘古国、燧人国，即表明氏之本义乃是天子封邦建国的扩大。而氏的来源，据应劭《风俗通·姓氏·原序》，有以号为氏的，如唐、虞、夏;有以谥为氏的，如武、宣、穆;有以爵为氏的，如王、侯、伯;有以国为氏的，如郑、蔡、齐;有以官为氏的，如卜、司马、乐正;有以字为氏的，如伯、仲、季;有以居为氏的，如东门、北郭、南宫;有以事为氏的，如巫、陶、甄;有以职为氏的，如三乌、青牛、白马。此外，后世还有诸如宇文、慕容、拓跋、耶律之类非汉族的复姓。战国秦汉以后，以氏为姓，姓与氏相合，平民也有了姓氏，于是又有了《百家姓》的编辑。

中国古代姓氏按父系延续，族群关系遵循父族、母族、妻族的次序，而以父族为主。父族（又称宗族）的系统，按《丧服小记》之说，为“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三”指父、己、子三代，“五”指祖至孙（含堂兄弟）五代，“九”指高祖至玄孙（含族兄弟）九代。古人的家族观念很重，一些文人学士，如白居易被称为白二十二、李绅被称为李二十侍郎，这种排行就是按家族中同曾祖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算的。

二是家族制的发展演变。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周初至战国，为宗族优势时期;第二阶段从秦汉至清末，为家族优势时期（见芮逸夫《递变中的中国家庭结构》）。宗族优势时期，即父系氏族家长制向宗法制演进的时期，其标志则是西周宗法制的确立。实际上，早在夏朝，王位世袭已成制度，即《礼记·礼运》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世”指子继父位，“及”指弟继兄位。考察夏朝十四世十七王，有两次为弟及，其余都是子继（见《史记·夏本纪》）。这种世袭统治权的确立反映了夏朝宗族势力的初兴。另外，夏朝宫殿（如明堂之制）的建构已具有会诸侯、崇宗庙的意义，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晚期宫室遗址即可为证，也充分说明了宗族制的渐趋成型。

图2-1-1甲骨文

如果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宗法制完成形态的主要内涵，则殷商时代特别是商晚期已初步具备了宗法制雏形。尽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认为商朝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但这仅限于一些特殊情况，如太乙（汤）为商第一代王，其太子太丁没有来得及继位就死了，其王位才由他的弟弟外丙、仲壬继承。根据近年对殷墟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商时以嫡长子世袭为主。如上例，即使仲壬继承了王位，但他死后王位又归还给太丁之子太甲。最典型的例子是商王帝乙的两个儿子启与辛。启是帝乙的第一个儿子，但由于其母当时的身份是妾，所以他不能成为太子，当然也不能继承王位;而其母在生辛时，地位已升为妃，因此，辛虽然是启的同母弟，却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商朝末代王纣。推纣以前四世，商王均是父死子继。此外，据《左传》定公四年有关周初分封诸侯的记载，可知在殷商之世，宗族内部已有诸如宗氏（大宗）、分族（小宗）与丑类（宗族中的平民或奴隶）的等级分别，而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和其他邑聚的兴盛，已呈现出宗族分国之象。上述各种因素与宗法制的完成关系密切。

二、宗法制度的特征

到了西周，宗法制度在商朝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已臻于完善，并形成了井然有序的血缘、伦理、政治的社会构造体系。可以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最为系统与典型，其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

图2-1-2《礼记》书影

嫡庶之制在殷商晚期已经出现，到了西周更加严格，嫡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以此为前提，宗族内部又有大宗、小宗之分，二者都把正嫡作为宗子，宗子才能承祀，受到宗族成员的敬奉。关于大宗、小宗，代表说法是《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所谓“别子”，与直承大统的嫡长子相比，显然是没有取得权位的直系继承资格，只能另为一系，成为他所受封地采邑的始祖。别子的后代也有嫡庶之分，嫡长子继承其财产，为大宗;而“祢”，即别子的庶子，其嫡子则为小宗。在宗法制度下，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即“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白虎通义·宗族》），以家族组织的形式构成政治组织的网络系统。其中，宗法赋予宗子的特殊权力是关键所在，据刘师培《古政原始论·宗法原始论第四》归纳，主要有六方面:

其一，宗子具有主祭宗庙的特权，而其他诸子则无权擅自行祭，如果处于特殊情况而主持祭祀，必须事先告诉宗子，以表示敬宗之意。

其二，主掌宗族财产的特权。宗族居处不一而财产实行共有，财用有节余则归到宗子那里，财用不足则向宗子索取。而小宗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在宗子面前讲排场，更不能依仗富贵凌驾于父兄宗族之上，如果有赏赐的器物、衣服、裘衾、车马，则必须将其中的上等品献给宗子，以达尊宗重礼之意，而不能有所僭越。

其三，主持宗族事务的特权。如果宗内有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来、改名字等吉凶之事，都要告诉宗子，而宗子也代行主事之职。

其四，规范宗族成员礼仪的特权，尤其重视对妇女“为妇之道”的教育。《礼记·昏义》对此有详细记载，如媳妇要恭顺，家内才能关系和洽，这个家庭才能长久，就是一个例子。

其五，对族人实施刑罚的特权。族人如果有过失，宗子有权治其罪，以促进社会风俗的醇化，这种与国家法权紧密结合的方式，带有辅佐君主统治的目的。

其六，享嗣、享祀及享禄等特权。所谓享嗣，即大宗如果没有后代，则享受替他确立后代的权利，而小宗则没有这个权利。享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宗子死，族人要为他服齐衰三月，这项权利也适用于他的母亲与妻子;二是指宗子如果幼年死亡，要用成人礼葬祭。至于享禄，即禄位世袭的制度。

由于宗子被赋予上述特权，应该受到小宗的尊敬。《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所以，宗子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高贵。

其次，“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文化格局。

西周之制，只有嫡长子继世为天子，其余诸子都分封为诸侯;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世为君，其余都是卿大夫;卿大夫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都是士;士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不再分封，作为平民。那时由天子分土地给诸侯做封国，又由诸侯分给卿大夫为采邑。诸侯隶属于天子，负责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西周初年的大规模分封，第一次发生在武王灭商之后，如封周公旦于鲁、封姜尚于齐、封武庚于殷、封神农之后于焦、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等。从受封者来看，既有同姓亲属，又有功臣谋士;既有殷商的后代，又有古圣的后代。成王之世，周公摄政，管叔联武庚同叛，周公东征平乱后就有了第二次分封，如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封太公之子丁公于齐、封康叔于卫、封微子启于宋、封唐叔于夏墟、封蔡仲于蔡。此后，随着东南、东北方向疆土的开拓，历代周王陆续有分封，但规模渐小。

周人的封邦建国、宗族共治，有两个现象极为突出:其一，秉承“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左传·襄公十四年》）的原则，以本宗族为本。如“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如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图2-1-3《左传选》书影

（《荀子·儒效》）就是这一理念的贯彻，同时也实现了“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礼记·礼运》）的目的。其二，在对待异姓宗族的问题上，周朝分封制并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以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二王”、“三恪”制度及联姻方式。二王、三恪，即分封前朝贵族及古圣先贤子孙享国。二王，据《诗经·周颂·振鹭》郑玄笺注，应当指代夏、殷，此处指的是周天子封禹后裔于杞，封汤后裔于宋的事情。三恪，即周夺得天下后，为表示对前朝及古圣贤的尊敬，分封夏、殷王室的后代之后，又分封舜的后代于陈，与二王的后代合在一起共有三国，因此称为三恪（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杜预注）。这一制度的确立，虽然表明了其意图在于对殷商王室及古圣先贤的尊敬与优待，却也成为周朝分封制的一项内容并为后世所传承。至于与异姓宗族互为婚姻，则形成一种基于亲缘的政治约束，彼此既是甥舅关系，又是政治上的盟友，从而达到“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目的。由治家而治国，这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政治的鲜明特征。

关于宗庙。宗庙之设，源于宗法制下对祖先的敬畏，以遵从主掌理族治国要务的宗子为现实目的，对保持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及巩固其世袭统治具有深远的意义。相传自虞舜时代到周朝，天子有五庙，即四亲庙与太庙合在一起而形成五庙的制度。四亲庙由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组成，其中考庙又称祢庙，为父庙;王考庙为祖父庙;皇考庙为曾祖父庙;显考庙为高祖父庙。周朝中叶，天子增至七庙，即在四亲庙与太庙之外又加立文、武二世室庙。究其原因，文王、武王确立了周朝代商的正统地位，有开辟之功，所谓“有德之王，则为祖宗，其庙不毁”（《尚书》孔安国传），所以将其供祀于太庙之下。七庙祀主也有严格的排列次序，即太庙居中，左三昭（武世室、显考庙、王考庙）、右三穆（文世室、皇考庙、考庙）。昭、穆之分，是周代宗法与后世不同之处。它的含义是:从始祖算起，以下各代同族男子逐代分为昭、穆两辈，隔代的字辈相同。如以大王（古公亶父）为例，其下一代是王季，称为“昭”，王季下一代是文王，则称为“穆”，文王下一代是武王，又称为“昭”，武王下一代是成王，又称为“穆”。这种以昭、穆区别父子两代的方法，不仅在宗庙祭祀的排序上有所体现，墓志中应用也很明显。周天子外，还有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合在一起而组成五庙）、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合在一起而组成三庙）、士一庙的规定。

关于祭祀。周人对祖先的尊奉，对作为祖先后裔的宗族的敬重，以团结聚拢广大族人，使宗庙之事显得格外庄严，其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社稷的威重，也就是说，要确保宗法制统治的稳固。基于这种原则，周朝祭祀制度也十分严格，有四时祭、月祭、殷祭、告朔（告庙）等。所谓四时祭，据《礼记·王制》载，春祭叫做禴，夏祭叫做禘，秋祭叫做尝，冬祭叫做烝。周人之礼与此稍有不同，即春祭称为祠，夏祭称为禴。其祭神配享，则根据时令呈物进馔，即:春韭卵，夏麦鱼，秋黍豚，冬稻雁。至于告庙之事，史籍多有记载，受到上至天子下及士庶的普遍重视。如《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庄公）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就是一个例子。再如孔子“入于太庙，每问事”（《论语·八佾》）也可说明告庙在时人心中的地位。这种传统一直为后世所沿用，而宗庙设立与毁弃的变更，也反映了家天下政治的兴衰。

在三代至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中，宗法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秦汉以后，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宗法分封制也被帝王专制政体所取代，实际意义上的宗法社会已不存在，但作为其重要内涵及基本精神的嫡庶问题、宗庙之制等，在帝制社会却一直有所呈现。

三、宗法制度的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诸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之类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断出现，对宗法制度造成巨大冲击。至秦汉，政权与族权进一步分离，其标志就是分封制被郡县制所取代，而各种选官制度的建立，也打破了维系“亲亲”原则的皇族血缘纽带。上述转变促使宗法制自秦汉后变换了形态，由贵胄宗族世袭制转向家族优势时期，即进入了家国同构的帝制阶段。

图2-1-4刘邦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