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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以个性解放、文学自觉为要义的“人的文学”的复兴，随着大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达到**。不论是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向文化深层的“寻根”，文学作品大都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不仅清算极“左”路线对人的戕害，而且进一步追寻其思想的根源：封建专制主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电影文学等，创作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创作方法从单一转向多元，当代文学从整体上呈现出繁荣丰富的景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年形成的以“民族化”对抗现代化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多年被排斥在国门之外的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理论和创作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来，被封闭多年的作家又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在文化“寻根”中，有些清醒的作家再也不是像过去那样以“民族情结”消解启蒙话语，而是试图从民族文化的深层中挖掘现代悲剧的根源。此外，创作方法走向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一度恢复了生命力并有新的拓展与变异（如新写实主义的兴起）之外，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给作家以新的启迪，给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一样，也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只是时间较早，大致在60年代以《现代文学》创办为标志，揭开了台湾文学现代主义的新的一页。

当然，还有不可忽视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就在五四启蒙精神回归的同时，对它进行二度解构的情势也开始了，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十分曲折、艰巨的历程。如何对待解构五四启蒙话语的新左派、后现代、新儒家？这个问题留给了21世纪的中国文学。

第三，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五四文学所体现的现代化追求，其中重要内容就是作家独立人格的建立与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发挥。工具论与政治化显然与这一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从“民族化”派生出来的“大众化”这一口号，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剥夺了作家的独立人格与创作个性。社会主义被歪曲成“平均贫困”，“大众化”则成了损高就低、精神“平均贫困”的必由之路。“大众化”在事实上成了对启蒙的颠覆。启蒙的要义就是“立人”。在鲁迅的启蒙思想中，“立人”是立国之根本。他说：“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0]鲁迅从“人国”与“沙聚之邦”的对比来谈人的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问题，用意颇深。“人国”就是“现代国家”的同义语，“人国”中的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沙聚之邦”里的众人则是未经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的“前现代”的愚众，是皇权统治下的奴隶，有如一盘散沙。只有“人国”才能立足于世界，而“沙聚之邦”则只能永远落后，永远任人宰割。西方individualism（个性主义，又译个人主义）一直被中国人误读与曲解。1907年鲁迅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11]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百年斗争中，由于封建传统文化贬抑个性的余势犹在，也由于阶级或民族的斗争使政治压倒了一切，再加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流行，鲁迅所说的这种对个性主义的“迷误”一直延续了下来。一提“个人”“个性”，就招来“害人利己”之责难。延安整风，也主要是批判作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其“危害”提高到“亡国亡党”的可怕程度。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明确提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在“**”中，主流话语又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叫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人的现代化所要求的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便在这样的思潮下被取消了。事实上，没有健康的个性为基础，所谓“集体主义”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奴性而已，而奴隶只能集成“沙聚之邦”，并不能建成“人国”。可想而知，以这样的方针指导作家去进行“思想改造”，叫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去接受“工农兵”的教育，从而写出“大众化”的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启蒙精神的彻底颠倒，“反智主义”大为盛行，作家的个性和创作的主体性被彻底消灭。巴金说，他在“**”中是一个“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不是我自己”[12]。即使在“十七年”，作家主体性的丧失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这样一批在“现代”时期曾有过卓著贡献的大作家，在“当代”时期却拿不出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品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创作主体性的衰竭。巴金说自己“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13]。曹禺晚年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是束缚太多了……不知怎么搞的，就使作家陷入圈圈里边”；“满脑袋都是马列主义概念，怎么脑袋就是转动不起来呢？”[14]显然，文学工具化、政治化以及作家被“左”倾教条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其创作生命的被扼杀。其实有一些没有感到这种苦闷的“新作家”，也同样存在着创作主体性衰微的问题，只是他们做了某种政治的附庸而不自知而已。“十七年”和“**”中那些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伪文学就是证明。即使某些反映了一定生活真实、具有一些审美价值的作品，也普遍烙有工具论、政治化的印痕，作家的主体精神为了迎合某些“原则”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得不退居二位。

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丧失或萎缩了创作个性的作家所提供的封闭、单一、贫乏的作品，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生活也必然是封闭、单一而贫乏的。人们从“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接受一种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而很少得到审美的享受，特别难以得到在审美中对社会、人、自我的体验。文学向大众推出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叫人们学习、膜拜这些“英雄”，却不向大众展示普通人的尊严和美。文学作品教导读者如何崇拜领袖、热爱“阶级兄弟”、憎恨“阶级敌人”，却把“人性”“人道主义”“人权”这些人类共同价值推给了“资产阶级文学”。本来，提高大众的文学阅读与审美能力，教育是一个重要环节。但多年来的“大众化”，却只讲作家向“大众”靠拢，不讲“大众”的文化提高，甚至将后者斥为资产阶级“化大众”。文学的交流，本是人类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但工具化、政治化使这种“对话”由精神层面退到了政治层面，于是那种带有个人性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文学阅读世界里一度消失了。巴金一听“样板戏”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要连做“几天的噩梦”[15]，正是文学艺术政治化变异的一个极端的结果。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很少真实表现出人的精神生活（灵魂所追求的东西）。没有经过普遍思想解放与个性建设的社会，人不会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如果作家不在启蒙上先行一步，不能超越这一现实，那么他的作品也自然不会表现出更深一层的人的精神生活。

不可否认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文学仍然在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与悖论中盘桓，仍然在之字形的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行，因此确定一个恒定的治史价值观，才是当代文学史家首先要确立的坐标。

最后，我们要重申一下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分期的看法。我们将60年来的当代文学分为五个阶段：1949—1962年为第一阶段；1962—1971年为第二阶段；1971—1978年为第三阶段；1978—1989年为第四阶段；90年代以后为第五阶段。这与习见的几种分期都有所不同。把1962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级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意味着此前的“调整时期”的结束，文艺上的极“左”思潮开始新一轮的泛滥，并一步步走向了“**”。把1971年作为第二阶级的结束和第三阶级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的“林彪事件”实际上将“**”分为了两截。“林彪事件”后，不少人开始不同程度的觉醒，文艺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将1978年作为第三阶段的结束和第四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解放和文艺复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将1989年作为第四阶段的结束和第五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进入90年代后，由于消费文化的介入与人文精神的衰落，文学格局的确有了明显的变化。

2004年10月初稿

2014年12月修改

[1]《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法]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孙绍振：《审美历史语境和当代文学史研究》，载《文学评论》，2001（2）。

[6]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册，2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巴金：《随想录》，8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0]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50页。

[12]巴金：《随想录》，3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3]巴金：《随想录》，901页。

[14]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15]巴金：《随想录》，8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