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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探寻深入写人的新路子（第2页）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60年代末在汨罗县农村插队。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空城》等，另有散文集数种。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月兰》《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等小说代表了韩少功的早期创作成就，文笔平实清新，显示出对生活的思考深度。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塑造了张种田的形象，包含着作家独特的悲剧意识。农场场长张种田是农民出身的战斗英雄，一生和土地相连。在和平时期，他成为一群热血青年的“家长、教师和保姆”。张种田豪爽放达、勤恳执拗的性格背上了历史重负以后，成为时代悲剧的缩影。当一个国营农场在封建因素的作用下变成一个“酋长王国”的时候，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是牺牲品。在茅草地的“枝叶、花瓣、阳光、尸体和歌声”里，叙述者对张种田投射了更多的悲悯情怀。韩少功是站在更开阔的审视空间发现了悲剧制造者们的人性悲剧，这种发现促使他在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层面探寻悲剧存在的原因。

80年代中期，韩少功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的意向更为明显，也更具理性色彩。他认为，所谓的“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8]韩少功人性审察的眼光逐渐穿透了社会历史的表层，向民族文化的深层开掘。与前期作品鲜明的时代感知不同，《爸爸爸》的时代背景则模糊难辨，鸡头寨人的民风俚俗成为小说的主要叙述对象。那里有楚文化的深厚历史沉淀，有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鸡头寨人的仪式和法规、崇拜和禁忌成为化石般的民族文化原型，在其中滋生了一个畸形儿丙崽的不灭之身。丙崽是一个白痴，表面上，他怪异的语言、行为、性状和鸡头寨人格格不入，但是，丙崽的麻木、蒙昧、冥顽不化却和鸡头寨人有内在的一致性。由于着意营造神秘氛围，追求一个多义象征的艺术世界，小说的意义感知十分困难。作家的语言粗拙古朴，但在过于理性和抽象的文化追寻中，整体叙述仍显露出概念化倾向。此后，作家又写了《女女女》《归去来》《鼻血》《鞋癖》等，表现各种个体生存状态中简单而又费解的东西，神秘和空灵、具象和抽象杂糅。

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是韩少功90年代的重要作品。小说收集湖南汨罗马桥人日常用语作为词条，索引出一个村寨历史文化变迁以及人的生存情状。

林斤澜（1923—2009），浙江温州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社会教育学院，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北京文学》主编多年。出版有《布谷》（戏剧集）、《春雷》（小说集）、《飞筐》（小说散文合集）、《山里红》（小说集）、《石火》（小说集）、《小说说小》（文艺论集）、《满城飞花》（小说集）、《矮凳桥风情》（小说集）、《十年十癔》（小说集）等集。

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林斤澜小说的两大叙写对象。“**”后，当丰富的人生阅历诉诸笔端的时候，林斤澜小说汇集了人生五味，在冷峻深沉中掺杂了辛辣的嘲讽，有“怪味豆”之称。《矮凳桥风情》收入了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系列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林斤澜也追寻着自己的“血缘”“基因”和“根”，于小说中还原故乡风物，在“一条桥”“一溪水”“一个十字街”组成的“矮凳桥”世界里，写活了那些有千奇百怪人生经历的父老乡亲。1996年出版的《十年十癔》是以“**”为题材的小说集。林斤澜没有一味沉迷在传奇世界的堆砌中，“**”过去20年后，他把自己的精神创痛集结在《十年十癔》中，展示给世人。作为一位老作家，他清醒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再次得到了印证。《矮凳桥风情》中的传奇是作家在“根”的追寻中发现了恒常，《十年十癔》则是在恒常中揭示了无常。在冷峭的叙事中，林斤澜调侃着麻副局长（《哆嗦》）、黄瑶（《黄瑶》）、老二（《老二》）等人的“癔症”，迷幻、疯狂被冷处理后，具有切肤之痛的记忆再次复活——作家想告诉人们：它们是历史，也仍然是现实。

同是深入的思想者，林斤澜没有像韩少功那样走进更深刻的文化追溯中去，也没有刻意追求现代叙事手法，但是，林斤澜直面现实，在人生世相的横向开掘中贴近了“人性”。

贾平凹（1953—），陕西丹凤人。这时期主要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早晨的歌》《腊月·正月》《天狗》，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商州散记》《红狐》，长篇小说《商州》《浮躁》等。90年代以后则有《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

贾平凹8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是，逐渐从《满月儿》“真善美”理想中走出，转而发现了自己心目中文学的、文化的商州。在贾平凹笔下，商洛的野山野地、古风古俗和世事变迁相互映衬，构成奇特的艺术景观。在最初的商州故事中，贾平凹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依托，从历史的深度展现陕西秦川地区的古老民风，以乡间儿女的情事映射世事变迁，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灵激**。贾平凹的另外一些作品如《天狗》《黑氏》《五魁》《白朗》《商州》等，侧重铺展普通百姓的生存和情爱故事，这些或平实，或传奇的生命状态也蕴涵着丰厚的人性内容。

进入90年代，贾平凹小说民间乡土味渐淡。1993年，长篇小说《废都》完成了贾平凹的叙事转移：不再潜心构筑自然、世事、人心的三维故事，而是在空灵的感悟中编码文化符号，叙事充满象征与隐喻意味。庄之蝶的生存场景构成了一个空**沉沦的文化废墟。小说中有较多性事描写，发表后曾引起强烈争议。《白夜》《土门》《高老庄》接续坍塌之后的余响，反映了贾平凹进一步的文化苦思。

在贾平凹长时间的文化追寻和人性开掘之后，《怀念狼》尝试提供自然与人性和谐的另一种思考。在“人”的追寻中，作家从商州出发，经历了空灵的文化探寻，又回到了商州。这是他艺术追索中循环上升的过程。但是，贾平凹的自我超越始终没有能够完成“传统文人向现代小说家的角色转换”[9]，对传统文人意趣的沉迷、对通俗叙事策略的过分倚重影响了他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攀升。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深受在该系任教的沈从文影响。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以《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等作品令文坛注目。

在人生态度上，汪曾祺崇尚宽容、随性，厌恶生活中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他充分肯定合理、正当、健康的世俗欲望，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存在于此岸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人生态度反映在小说里，就是特别善于在凡俗生活中发现诗意。而另一方面，对超凡脱俗的东西，对不带人间烟火气的东西，汪曾祺往往无法亲近、敬而远之。

在小说的结构上，汪曾祺主张“随便”，在这个意义上，固然可以说他是最不具有“结构意识”的小说家；但这又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在这个意义上又不能不说他是最具有“结构意识”的小说家。尽量不露结构的痕迹，这是汪曾祺在结构上的追求。《受戒》《大淖记事》这几个名篇，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结构追求。

《受戒》最初发表于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散文化”的特色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得十分鲜明。人物“散”、故事“散”、结构“散”。所谓人物“散”，是指几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主人公，小说故事“主线”写明海与小英子的故事，但并非把笔墨主要花在二人身上，还写了庙里的几个毫无清规戒律的和尚，写了小英子一家人，且用笔也不少。所谓故事“散”，是指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没有什么戏剧冲突，即使明海与小英子之间，也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故事”，不过是些日常琐事。至于结构“散”，则指叙事者仿佛信马由缰，不断地节外生枝，牵藤扯蔓，虽经纬万端，却并不杂乱无章，从中可清楚地看出汪曾祺在结构上的“苦心”和“随便”。

《受戒》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毋宁说是作者以“散文化”的方式营造的那种整体的氛围，那种温馨、和谐的气氛。汪曾祺自述《受戒》是他“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小说“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对明海与小英子这对小儿女的初开情窦，对俩人之间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爱恋，小说虽着笔不多，但每每清妙异常。例如，小说对明海“受戒”后，与小英子**舟芦苇丛中的描写，在读者的脑中留下了一幅清寥淡泊的中国山水画的意境。汪曾祺的另一名篇《大淖记事》仍然是很“散文化”的。主线虽是写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但却花大笔墨写了大淖的自然风光、世俗人情，写了锡匠、挑夫这两个底层劳动者群体的生活方式、生存观念和价值取向。比起《受戒》，《大淖记事》的情节稍具戏剧化，即保安队的刘号长欺侮了巧云并打伤了十一子，锡匠们顶香请愿，迫使县里把刘号长驱逐出境。小说把这种底层民众的自卫和抗争写得非常感人。

汪曾祺在语言上有极为自觉的追求，而他的文学成就也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汪曾祺曾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0]这番话对于我们理解汪曾祺的创作，尤其是理解其语言追求，很有裨益。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读每一句却都如嚼橄榄——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境界。汪曾祺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读下来，却感到一句都不能少。这当然不是说，汪曾祺作品中就没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实际上，我们常常能在他的作品中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令我们玩味再三。但这类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不能脱离作品整体而存在，如果把它们从前后文中抽出，仍然是寡淡的大白话。具有新鲜而单纯的口语美，这是汪曾祺作品的最大特色。

【思考与练习】

1。《班主任》和《伤痕》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

2。“归来者”的小说创作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差异？

3。高晓声、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各有怎样的美学风格和美学品格？

5。张承志、铁凝、王安忆、张辛欣、韩少功、史铁生等这时期的文学成就如何？

6。路遥、贾平凹这时期各有怎样的文学成就？

7。汪曾祺、林斤澜这时期的文学成就如何？

[1]这是王蒙复出后的一次谈话的内容，见孟繁华：《1978：**岁月》，9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孟悦：《历史与叙述》，27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曹书文：《“改革文学”纵横谈》，见《月亮的背面一定很冷：改革小说》，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张志英、张世甲：《张贤亮代表作·前言》，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

[5]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载《文学评论》，1988（4）。

[6]郑万隆：《我的根》，载《上海文学》，1985（5）。

[7]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3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8]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4）。

[9]安立、周成建：《文化区位的误置——简论贾平凹的小说》，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

[10]汪曾祺：《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4卷，29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