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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面貌（第2页）

实际上，文学“触电”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文学与影视之间应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通过影视的魅力，不少“纯文学”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进入受众面广泛得多的文化市场，为更多的人所熟知，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问题在于，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在理论上具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拆解功能，但同时也部分地消解了知识分子文化精神，它本身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固的价值理念和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知识分子文化的引导。因此，在参与影视制作时，文学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与大众沟通的同时注重精神性启蒙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大众文化的价值构造。

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出现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网络文学也悄然兴起并加入90年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之中，成为9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种文学网站、个人主页、电子文学刊物等网络多媒体的出现为网络文学提供了生存场所，甚至产生了一批比较有知名度的网络写手。网络上的文学形态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传统的书写文学作品通过发帖子等方式录入网络，比如大量的文学收藏网站等；一种是仅在网络空间写作和发表的“原创”作品。网络文学一般是指后者，当然，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还存在着争议。随着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流行，并在传统出版市场上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网络文学频频通过纸质媒体亮相，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于需要通过电脑屏幕进行阅读，网络文学形式上较为简约短小，情节比较单一，内容更为驳杂甚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叙事语言夹杂了许多简单快捷的网络专门用语，措辞更为机智甚至幽默。面对网络文学这种较为粗糙的即时性特征，人们的看法有时截然相反，竭力推崇并看好网络文学发展的人认为其“前途无量”，同时也有人认为，网络文学的质量不敢让人恭维。事实上，在网络文学仍处在初步阶段时，并不宜过早下断言。

网络无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就网络与文学的结合所产生的网络文学而言，也许提示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和品质。与传统纸面文学相对较为严格的生产和流通程序相比，网络文学通过操作键盘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传输就可以达到大范围的传播和流通。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同时，网络文学也体现了一定的优势。首先，网络写作的主体不再限于拥有作家身份的人，任何有条件的人都可以参与网络文学的创作，而且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文学编审发表过程，使得文学写作变得更为自由、随意。这种体制外创作空间的形成，给文学带来了新特质。其次，由于网络特殊的传输速度和范围，网络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更为快捷、直接。最后，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宽容和包容特性，“大狗小狗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网络空间的自由和无所顾忌，使网络公共空间与其他的大众传媒相比，更为接近文化民主的目标。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上的直露、放纵，导致缺少蕴藉，以传统纸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的质量显然不高。由于网络自身的娱乐性质，网络写手的个人素质差异较大，再加上轻松随意“娱人与自娱”的写作心态，使网络文学作品呈现出整体上的良莠不齐。已有的网络文学主题基本上与爱情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网络文学的丰富性与宽容性。另外，由于网站的生存主要靠点击量，网络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商业色彩。中国的网民仍然局限在一些有较高收入的社会阶层，网络文学还存在着接受的边界与极限。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人文精神论争”？

2。20世纪90年代文学有怎样的基本面貌？

3。毕飞宇有怎样的文学成就？

[1]大量相关文章散见于90年代的各类报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读书》《天涯》等上面发表的文章质量较高。

[2]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丛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其中收入各报刊发表的有关争鸣文章。

[3]西方后现代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雅克·德里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米歇尔·福柯，德国的于尔根·哈贝马斯，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理查·罗蒂、伊哈布·哈桑等，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理论及作品对当代尤其是90年代的中国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4]部分争鸣文章结集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5]“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被视为“儒教资本主义”的胜利。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有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等学者。

[6]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季刊》为中心，以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为代表。

[7]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余国良译，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中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或“遏制说”以及全球性的冲突将是不同民族之间文明的冲突的说法，更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想象。

[8]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载《花城》，1995（10）；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单世联：《反抗现代性》，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周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种历史联系的分析》，载《文艺研究》，1999（5）。

[10]张颐武：《“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载《东方》，1994（4）；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载《花城》，1995（3）。

[11]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6）；邵建：《世纪末的偏航——一个关于现代性、中华性的讨论》，载《文艺争鸣》，1995（1）。

[12]李陀主编：《大众文化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廉静、王一川主编：《娱乐文化研究丛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13]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6）。

[14]主要指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徐小斌等，其写作明显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90年代后期被包装为“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等的“时尚化”文本则缺少前者深厚的人文内涵。

[1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6]继王朔开办了第一家影视创作工作室后，杨争光等作家也相继“下海”。电影导演张艺谋表示要拍关于武则天的电影后，曾有6位作家为其炮制出了6部《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