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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历史小说中的解释与讽喻（第2页）

梁启超、吴趼人式的历史小说观，主要就题材方面对小说作了限定。郁达夫谈历史小说，思考了“怎么写”的问题，而后，郭沫若阐明“为何写”的问题，这样，随着郁、郭在历史小说理论上的深入，也就触到了“重写”的问题。郁达夫所说的“怎么写”和郭沫若讲的“为何写”也就是“怎么重写”“为何重写”的问题，当然，郭沫若的“解释”与“讽喻”也包含了“怎么写”的意味。茅盾和郑振铎也都在此基础上立论。当代研究者则沿着“解释”与“讽喻”进一步探究了现代小说家对历史的书写，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重写问题。历史小说理论的深入，必然会触及“重写”问题。但是，“历史”一词既包含着“历史事实”，还包含着“历史记录”“历史评价”的意味，“历史小说”又是按照题材划分的小说类型，对“历史小说”的讨论往往就限于“虚构”与“真实”“讽喻”与“还原”的矛盾纠葛。对历史小说的讨论，即使涉及重写，也往往认为是重写“古人古事”，而没有想到这“古人古事”本来也是前人的“书写”。就此而言，王富仁提出现代史观对于现代小说家创作的决定性作用，比其他论者深入的地方就在于注意到了古人“书写”史实的观念与现代人不同，也就在此角度触及了“重写”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指出前文本的问题，其论述的焦点还在于作家的思想观念。

（三）“衍生态历史小说”与重写的文本性

相比而言，欧阳健《历史小说史》提出了“衍生态历史小说”一说，这一概念就和以史乘为前文本的重写型小说颇为相近。欧阳健认为，宋元的“讲史”“演义”是后人从史书中派衍出来的，可称为“衍生态历史小说”；如《燕丹子》《西京杂记》等作品则是从原始史料中分离出来的，可称为“原生态历史小说”；诸如《明英烈》等“本朝人用本朝题材”写的小说和后来的“时事小说”也可归入历史小说，它们都不是根据史书敷衍的，超出了史书范围，因此称为“新型原生小说”。欧阳健还注意到了“衍生态历史小说”的前文本问题，他认为，衍生态历史小说“既是对史书的传播与接受，又是对史书的改造和创新，进而是对史书的挑战与超越”，它“与史书文本之间互相依傍、相互纠缠、相互超越的特殊关系，使得它不仅仅是题材分类学的概念，而且获得了文体学的意义”。在欧阳健的论述中，衍生态历史小说占据了历史小说的大部，历史小说的文体特征正是在分析衍生态历史小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根本上说，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文体，它首先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书，但又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要辨明历史小说的文体性，离不开对史书文本的密切关注。对比小说和史书在反映历史（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方面的高下短长，它们之间的相互分工、渗透、促进、竞争，以及小说家如何发挥自己天赋的权利，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二历史”，是获取对历史小说文体性质确切认识的最佳途径。[14]

显然，在这段对历史小说与史书文本关系的说明中，“重写型小说”的概念呼之欲出。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小说要具备“虚实”和“结构”两大要义。虚实涉及的是如何剪裁、取舍材料，结构涉及的是怎样组织、驾驭材料。他将史书和历史小说都视作文本，探讨两种文本在“虚实”和“结构”上的异同。

欧阳健的研究对象是从宋元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小说，在其讨论的时间段里，中国历史观念虽然也有各种细微变化，但是整体上有着同一性和稳定性，仅仅在晚清的最后才发生了立场和观念的显著变更。他所涉及的史书作者和小说作者处在相同的大历史观念下，他所处理的衍生态历史小说问题和本书所论以史乘为前文本的现代重写型小说诸问题却很不一样。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正是在文化转型时期出现的文学新形式，其前文本所代表的思想认知模式和小说文本所处时代的认知模式有了深刻的不同。因此，欧阳健虽然在讨论历史小说的文本性时实际上已经触及了“重写”的关键问题，不过，其方法却不能简单地移来用于研究以史乘为前文本的现代重写型小说。况且，欧阳健以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坚持“文本”和“题材”的双重性，对历史题材的高度关注造成他的研究与“重写”研究最终不同的取向。

欧阳健所谈的衍生态历史小说和史书之间的文本关系，其实就是重写史乘的小说和前文本之间的关系，他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当然可以用之于考察重写史乘的小说，不过，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现代重写型小说中重写史乘的这部分作品来说，“虚实”“结构”的问题还不是最紧要的。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思想文化的剧变，使得重写型小说和前文本之间认知模式的不同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只有基于认知模式的改变来考察这些小说，才能准确把握其和前文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作家和批评者，尤其是作家，不断提及关于小说的“解释和讽喻”问题，若将这个问题看作硬币的话，硬币的背面就是具有了与前文本体现的认知模式完全不同的现代作家如何看待前文本以及现在的创作。换句话说，“解释和讽喻”问题也就是为何重写史乘、如何重写史乘的问题。

[1]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见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23页。

[2]在吴趼人写《新石头记》之前，1904年6月20日《中国白话报》第17期刊载了白话道人的《新儒林外史》，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2期刊登了寰境楼主人的《新水浒》，不过，这两部小说只是借用了《儒林外史》《水浒传》的题目，其人物和内容与后两部小说都没有关系。

[3]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77页。

[4]欧阳健：《晚清“翻新”小说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5）。

[5]郁达夫：《历史小说论》，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4）。

[6]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1931（6）。

[7]张香山：《论以历史的题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载《申报·自由谈》，1934-12-13。

[8]阿英：《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学小记》，载《文艺电影》，1935（2）。

[9]许钦文：《历史作品中的事实》，载《申报·自由谈》，1935（5）。

[10]曹聚仁：《历史小品脞谈》（二），载《申报·自由谈》，1935（2）。

[11]汪毅中、姚春树：《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3）。

[12]金宏达：《论历史讽喻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4）；“历史讽喻小说”并非金宏达首先提出，此前，王瑶《新文学史稿》第二编第八章就有一节专门论述“历史讽喻小说”。

[13]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3）。

[14]欧阳健：《历史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