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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第1页）

二、“解释”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第二个十年，重写史乘的小说大量出现。许多很有影响的杂志开始刊载这类小说，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论也逐渐增多。重写的作者既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知名的作家，也有如孟超、冯乃超这般文坛上的新秀。阿英在总结1934年的中国文坛时，特别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1]李程骅分析“三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总体倾向”，认为当时创作基点往往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将3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数量猛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文学外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冲击：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是军阀混战以及专制统治，“九一八”之后又加上外患，作家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切的忧虑，而创作环境的限制使他们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借助历史人物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2]。金宏达也指出“历史讽喻小说”在30年代有着“更大的勃兴”，他主要从题材开拓、写作方法实验的角度分析这些重写史乘的小说。[3]王富仁则将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称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期，他指出，这时期有三种题材最突出：农民起义、爱国主义、政治斗争，而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是30年代的主流。王富仁从社会背景、思想观念、题材开拓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起义题材小说的兴起，“是当时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左翼作家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题材的新开拓”。[4]

（一）重写“相斫书”：阶级史观的引入

农民起义题材重写型小说的大量涌现的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候，这些小说也鲜明地体现了重写史乘的小说迥异于前文本的认知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有了新的认知模式，才为重新看待前文本提供了新的眼光，从而为具有新命意的重写提供了可能，也就催生了对史乘的重写。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运动往往是造反、叛乱、**，是以下犯上；当阶级观念在中国史学界得到认可的时候，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其反抗统治阶级的行为就具有了革命的正义性，从而成为“起义”。可以说，阶级斗争的史观为重写农民运动提供了和传统史观不一样的认知模式。

在重写史乘的小说中，描绘大泽乡起义的就有五篇，这个数目可不少。1929年孟超写了《陈涉吴广》，后来他又重写为《戍卒之变》，1930年茅盾《大泽乡》发表在《小说月报》上，1937年宋云彬有《夥涉为王》，1948年廖沫沙则以《陈胜起义》为题再次重写。此外，1935年天马书店出版了刘圣旦的小说集《发掘》，其中重写历史上农民暴动的就有三篇。在这些重写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小说中鲜明的阶级意识。

“阶级的发现”当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是以社会学说（主要是史学观念）被接受的。和中国神话学这种在西风吹拂下建立起来的学科不同，史学是中国固有的学问。梁启超在其具有非凡意义的《新史学》一文中首先申明：“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钱穆《国史大纲》起首则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历史学家记载的往往是上层政治势力的斗争、帝王英雄的家谱，梁启超称之为“相斫书”：“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5]

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历史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式。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是马君武，1903年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6]当然，史学界真正开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是李大钊。1919年至1920年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1924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界影响日益增大，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就认为，从北伐成功的1928年开始到成书的1934年、1935年间，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唯物辩证论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决定性特征：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7]

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重点并不在“阶级斗争”这一观念上。1926年，瞿秋白有着这样的论断：“在五四运动期间人人谈论社会主义，1925年之后他们都谈论阶级。”[8]当然，阶级斗争一说早就存在。1908年，刘师培等创办的《天义报》上就有了阶级斗争的提法，该报第16到第19卷合刊刊登了《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在序言中提道，“自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按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

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年到1926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1927年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这些既是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劳工运动中的成绩，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表征。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认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观念。阿里夫·德里克认为，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争夺政权），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9]不管省港工人大罢工以及“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是怎样的互为因果，对于阶级斗争从1925年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来说，论者有着基本认同。就中国现代学术而言，1927年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陈平原把1927年视为一个界线：“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建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1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史论战”作为一种学术争论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其背后隐藏的正是知识分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术探讨来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用心。其中，阶级的划分、生产力水平的确定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就成为社会史论战的核心方法论问题。

1928年郭沫若以杜顽庶的笔名在《思想》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一文，这是他后来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数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在这篇文章中，生产力和阶级问题是其关键问题。文章中论述了奴隶制的形成与衰落，封建制的形成，还特别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平民暴动：周厉王十二年，这位暴戾的君王被庶民赶下了王位。郭沫若认为，这次暴动不亚于法国的巴黎暴动和苏俄的十月革命。后来，廖沫沙的《厉王监谤记》（1941）和陆冲岚的《放逐》（1947）就是重写的这段周厉王故事。郭沫若写《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之前，同年1月就创作了诗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陈涉，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吴广，

他们是农民暴动的前驱，

他们由农民出身，称过帝王。

诗歌前半部赞美“农民暴动的前驱”，后半部却是号召现在的暴动：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第二年，孟超在《引擎》上发表的小说《陈涉吴广》可以看作对郭沫若这首诗的应和。孟超自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受到瞿秋白等人的影响，开始参加革命并进行文艺创作。1928年孟超和蒋光慈等人组成太阳社，和创造社关系密切，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引擎》是孟超等人组织的“引擎社”的刊物，1929年5月出版创刊号之后就被查禁了。该期《引擎》除了小说《陈涉吴广》，还刊登了巴克《近代资本主义构造之特质》、孟晖《社会的阶级观》、劳朋译《社会科学的实际意义》等文章。很明显，这唯一一期《引擎》就能折射出当时“阶级问题”和“社会史问题”讨论的热潮。1942年，孟超又将《陈涉吴广》“加以补充改作”，重写为《戍卒之变》——因为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这一事件有了新的理解。

孟超、茅盾、宋云彬、廖沫沙的左翼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重写大泽乡起义，莫不基于阶级斗争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观念为重写提供了和中国传统史家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阶级的发现”成为重写大泽乡起义的关键，这一点已无须过多解释。现代作家的重写既然有了新的视角，对前文本的取舍剪裁、解释生发自然就在这个意义上进行。那么，他们是如何重写的呢？

首先，重写陈胜这位领导者时，他的“前史”被大书特书，而“后事”则被完全略去。陈胜的出身如何，被征之前的境遇怎样，关于这些的记载并不多。《史记·陈涉世家》只有这样一段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重写的小说中，陈胜的前史被改造成不尽相同的模样。在孟超的《陈涉吴广》（1929）中，陈涉和吴广占卜之后、发起暴动之前，陈涉回忆起旧事，正是对上面一段前文本的改写。在小说里陈涉在田间耕地，“忽的想到了兵荒马乱的扰攘，想到田主人抽筋剥皮般的苛刻，想起了自己和同伴们都是牛马般的一群，胼手胝足终日勤劳的都是供给了旁人的享乐”。他甚至那时就有了翻身的渴望：“假令有这样的一天，翻转过来的时候，他们——地主，官吏，暴虐无道的皇帝，有钱有势的贵族——都消尽了他们的威势，也低落成我们这个样子”。到了《戍卒之变》，孟超则扩写了这一段故事，将《陈涉吴广》中陈涉的这段回忆改成一节完整的情节段落，成为一段插叙。在孟超的重写中，陈胜固然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但是他被征还是完全被动的。廖沫沙《陈胜起义》（1948）中干脆一开始就将陈胜安排在“一家地主的家里当长年工的雇农”，地主还诬陷陈胜偷了他家的衣服，陈胜受不了窝囊气，于是主动要从军。宋云彬《夥涉为王》（1937）中也将“苟富贵，无相忘”这段情节大写特写，安排在开头，不过目的是为了衬托陈涉称王之后的转变。

如果说陈涉早年的经历和后来的起事有密切关系，值得特别关注，那么重写大泽乡起义的小说往往忽略起义之后的事情，这也是小说主旨的需要。即使《夥涉为王》这样批评陈涉富贵之后就变化的小说，也没有涉及陈涉最终的结局及死后的情况。实际上，《史记·陈涉世家》清楚地记载了陈涉的死以及死后受汉天子祭祀的后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小说忽略陈涉被汉高祖祭祀的事实，当然是为了突出其农民奴隶的阶级属性。

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观念在重写大泽乡起义的小说中逐步深入，小说的重写性不断在加强。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进一步对比小说，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了。孟超《陈涉吴广》（1929）中，描绘大泽乡起事用的词是“反了”，“囚与王的变转，生与死的关键”，“拿锄头造反的第一次”，也就是说，“造反”是小说的关键词。孟超后来在《戍卒之变》中修改了“造反”的说法，代之以“农民的，奴隶的，向着统治势力的反抗”。茅盾《大泽乡起义》（1930）则称“被压迫的贫农要翻身”，“始皇帝死而地分”，小说中非常鲜明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描述被征发的贫民怨声载道：“到渔阳去，也还不是捍卫了奴役他们的富农阶级的国家，也还不是替军官那样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也还不是拼着自己的穷骨头硬教那些向南方发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为他们一样被榨取的‘闾左贫民’么？”宋云彬《夥涉为王》（1937）中，陈涉甚至成了反面角色。当初在田间辛苦耕作之时，陈涉嘴里说“苟富贵，毋相忘”，称王之后，当年那些同伴想要进陈王府也非易事。即使这些同伴终于见到陈涉，看到的也不是当年的陈涉了。甚至当同伴感慨贫富不均，问陈涉夺了天下是否解放农奴，陈涉的回答却是开玩笑般空口许给对方职位。不仅如此，陈涉更不能忍受从前的同伴在外面说起自己的旧事，为了面子，他不惜杀人。于是，当了王的陈涉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年青的农奴喊出这样的口号：“陈涉已经不是我们的同伴，而是我们的仇敌了！……他心目中只有权位利禄，没有劳苦大众！我们不要受他的欺骗！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一切应享的自由和权利。打倒一切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敌人！打倒一切反叛我们，出卖我们的敌人！”在此，“不断革命”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二）英雄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