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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坛经诸版本考释（第3页）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荆南，于族叔公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冠岁遇高士刘惟一，访以生死之事，刘曰：“人常不死。”公骇之，刘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说。自兹留意禅观，老而弥笃。……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谨记。

真福寺本前面有《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序》，同样题为“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慧进禅院沙门惠昕述”，除个别文字外，与兴圣寺本内容一样。后面又有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希古《后叙》。

既然两个版本都有题名惠昕述的序，似乎可以断定这一序文确实为惠昕之作，由此也可以断定两卷本确实是由惠昕编订的。不过同为两卷十一门本的天宁寺本和大乘寺本则只有存中的再刊序，没有题名惠昕的序。

据胡适考证（胡适《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见《胡适文存》第四集），太岁丁卯应是宋太祖乾德五年（967），蕤宾指五月。如此两卷本出现于宋初，比前两本都晚。胡适又考证文元公即晁迥，其年八十一时为天圣九年（1031）。胡适还指出：

这个惠昕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是晁迥看过又题过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绍兴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本刻印的前两年——绍兴二十一年——晁迥的另一个七世孙，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写他的郡斋读书志的自序。在郡斋读书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这样的记载：

六祖坛经三卷（王先谦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復有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五十四，转录此条如下：

六祖坛经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後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伪，周希後是周希復之伪。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门”两项，可证衢州本读书志不误。依此看来，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3]

如此依照晁公武之说，则惠昕为唐人，其所传的《坛经》是三卷十六门本，并非宋初的两卷十一门本。这一版本有周希復的序，当然不会有两卷十一门本前附的序。

因此两卷本前《序》可能并非惠昕之作，两卷本不应称为惠昕本，同为两卷本的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皆无惠昕题记便是一证。同时还表明两卷十一门本前还有一种三卷十六门的唐惠昕本，而且两卷本与惠昕本有一定关系，是自惠昕本删节而成，不然便不会有此题记。

学界多谓惠昕即是《序》之作者，盖是由于前面有“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之题记，其实这一题记可能只是讲惠昕“述”此《坛经》，与敦煌本等题名“法海集记”、宗宝本题名“风幡报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一样，晁公武谓其“撰”《坛经》，即是依此，并不表明其作此《序》。兴圣寺本与真福寺本将此序题为惠昕述可能是错误的，依石井修道《惠昕本〈六祖坛经〉的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十一号），宽永八年本则只谓“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慧进禅院沙门惠昕述”，并未将后面的序当成惠昕之作，这种题名应当是正确的。那么既然惠昕并非两卷本的作者，为什么还题名为惠昕述呢？这大概是因为两卷本系由惠昕本删节而成，为了表示对原编者的尊重，所以保留了原三卷十六门本的题名。

此序明言其嫌古本文繁，欲加以删节，而惠昕本为三卷十六门，字数自然繁多，正是序作者删节的对象，因而“述”三卷十六门者与“删”之而成两卷十一门者必非一人。另外，晁公武明言惠昕为唐人，而此序作于宋初，即使惠昕生于后唐，然其主要活动于宋代，晁公武也不应随便称之为唐人，因而惠昕与作序者并非一人。

由于近年来发现了日本真福寺本，前面有惠昕序，其后附有宋周希古《六祖坛经后叙》，此本仍为两卷十一门本，于是学者多谓“周希復有序”应作“周希古有后序”，是故对晁公武之说彻底否定，道是惠昕实为宋人，三卷十六门亦是有误。晁公武称惠昕为唐人，必有根据，或者是在题名前有“唐”字，或者是根据周希復的序判定其为唐人。“三”与“二”固然容易出错，“六”与“一”则不易相混，十六门很难说误作十一门。周希復是为唐朝的三卷十六门本作序，周希古则是为宋代的两卷十一门本作序，周希復既有可能是唐人，也可能是后世的人，周希古则肯定是北宋时人，二者根本不是同一人，至于两人名字前两个字一样，则可能只是巧合。晁公武作“周希復有序”，马端临则转录为“周希後有序”，胡适已经指出，“後”是“復”之伪，因为二者形近，而“古”与之相去甚远，不可能弄错。若作“周希古有后序”，则增了两字，其根据恐怕不大好找。晁公武肯定是看到了当时尚在的三卷（或二卷）十六门的唐惠昕本，故予收录，他没有作伪的必要。

日僧永超在宽治八年（1094）所编《东域传灯目录》中载有《六祖坛经》二卷，并注云：“惠能作。疑惠能资惠忻（昕）作欤？又下卷可（当作“何”）惠昕云云。”此处所述大概是惠昕本的原貌，其原名为《六祖坛经》，分上下二卷。永超所录不知何时传到日本，既与圆仁请来的禅宗典籍列在一块，也有可能是唐末请来。永超看到的本子远在晁公武之前，因而可能原来就是两卷，“二”与“三”容易出错，且袁州本也作二卷。古人分卷比较随意，并无固定的字数限制，二卷与三卷甚至一卷，在内容上可能完全一样，然十六门明显比十一门内容多，这是不容忽视的。其中下卷有“惠昕云云”之句，表明惠昕确实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编撰，并有不少“惠昕云”之类的原话，乃至永超怀疑这是惠能授意惠昕之作。大概惠昕相当大胆，对古传《坛经》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并将自己的理解加进去，每每有“惠昕云”之语，使之变成两卷十六门，而且公然称是自己之作，以“述”名之，这就是永超怀疑惠昕受命于六祖本人而作、晁公武直言“惠昕撰”的原因。现存的各种两卷十一门本都没有“惠昕云”之字样，因而不属于永超所见的惠昕本。

胡适晚年的《读书随笔》中有《附记兴福寺永超〈东域传灯目录〉里的南宗资料》一篇，谓“这里记的《六祖坛经》乃是北宋初年的惠昕分两卷本。故永超有‘疑惠能资惠昕作欤’的疑问。‘资’即‘师资’的资，即是弟子。此语的意思是‘疑是惠能的弟子惠昕作的罢？’下文又说‘又下卷可（有）惠昕云云”[4]。胡适以为永超认为惠昕是惠能的弟子，这也表明永超认为惠昕不仅是唐人，还可能是惠能亲传弟子。

综上所述，惠昕本是由唐朝人惠昕编订的三卷（或二卷）十六门本，为一“文繁”的“古本”，其中（卷下）有大量的惠昕本人的评语或注释，明确称为“惠昕云”。现存的两卷十一门是在宋初由惠昕原本删节改编而成，属于惠昕本系统，然并非原本。

如此此《序》非出于惠昕，两卷十一门本亦非惠昕本，那么谁是此《序》和两卷本的编者呢？

兴圣寺本将《序》与晁子健《记》抄在一起，不分节段，可见原书二者是相互关联的。《记》中载晁迥冠岁遇高士刘惟一事，并云其自是留意禅观，可见刘惟一是晁迥研习佛教的引路人。此事可能是晁子健在晁迥所观写本上发现的，或见于晁迥他书的记载。晁迥单记此事、晁子健独提此事一定有其缘由。晁迥冠岁时为宋开宝三年（970），他所观写本《坛经》可能就是此时刘惟一相赠的。此距乾德五年（967）只有三年，因此两卷本的编者可能就是刘惟一。《序》中“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等语颇合身处人伦的居士的口气，而所谓“形死性不死”即是慧忠国师所呵的“半生灭半不生灭”，表明他对六祖真意并无太深的理解。即使此本非刘惟一之作，其作者也肯定与之有关系，不然成书不久的两卷本不可能很快即落入其手。

《序》中又云“古本文繁”，为使学者披览方便，将之改为两卷十一门本。此“古本”必非敦煌本，因为删改后的两卷本较前本还多约两千字，不是更“繁”了吗？当然“繁”还有“繁杂”之意，但德异《序》中有“惜乎坛经为人节略太多”之语，宗宝《跋》中有“续见三本不同……略者详之”句，可见元朝时尚知两卷本为节略本。又两卷本前题为惠昕述，《序》后又无题名，而晁氏《郡斋读书志》明言尚有三卷十六门的唐惠昕本，表明两卷十一门本是由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删节而成的。大概作者觉得惠昕将己意加入《坛经》，颇为不伦，而且这样增加了大量的篇幅，加重了读者的负担，故将含有“惠昕云”的五门删去，变成两卷十一门本。作者认为此本只是惠昕本的简本，故仍保留了惠昕原来的题名，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所做有多少开创性，故在《序》中隐去了姓名。但两卷本内容、体例与敦煌本接近，而与曹溪原本差别较大，因此所谓古本实际上有两种，“繁”兼摄“繁多”与“繁杂”两义。两卷本事实上是依据敦煌本删减惠昕本的，试图兼取敦煌本文简与惠昕本义丰的优点，而去其义理“繁杂”与文字“繁多”之缺失。

《坛经》可分为曹溪原本、惠昕本、敦煌本三大系统。杨曾文有《坛经》演变示意图，今参照之图示如下：

[1]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307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韩］崔柄宪：《双溪寺记中六祖惠能的传说》，见《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401～402页。

[3]［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305～306页，台北，正中书局，1975。

[4]［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457页，东京，日本中文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