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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4页）

此序伪托智愷之作已是公认的观点，但就序文本身来看，其中并无自称智愷之处，且直言“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愷等”，表明作者并非智愷本人，也并无伪托智愷之意，题名“梁扬州僧智愷作”或是后人所加，以增强此序的说服力。既然此序作者并非智愷，那么又是何人呢？首先考察此序著作的时代。序文本身未尝明言作于何时，但不可能作于梁代。前文已述此序最早应作于梁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兵之后，但萧勃很快即败亡，真谛师徒随从萧勃，于其起兵反抗陈霸先篡位、军务繁忙、形势危急之际，反而有人作此伪序，颇不合乎情理。且序中述真谛在侯景寇乱、弘法非时之际“而欲还返”，暗露消息，其实当时真谛初至中土，弘法心切，虽遇挫折，却尚未有还返之意，当其遭遇萧勃，生存得到保证之时更无意归国。只是到了萧勃举兵失败，真谛无所依靠，飘零晋安（今福州）之时才有回楞伽修国之意，其时已至陈永定二年（558）之后。是故此序作于真谛意欲还返即陈永定二年（558）之后，其时已到陈代。然而，此序又不可能作于陈代。前文已述，萧**兵的目的不是反抗梁敬帝，而是反抗怀司马昭之心的陈霸先。萧勃本是受陈霸先之请为广州刺史的，梁元帝初时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待其控制局势后又将萧勃改任晋州刺史，元帝之世未受恩宠，只是到了承圣三年十一月元帝为魏所害之后，萧勃才又借陈霸先之力复为广州刺史，后又加司徒、太尉、太保等衔，故萧勃实是陈氏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其时陈霸先掌握了朝廷大权，其篡位自立之心路人皆知。萧勃为梁宗室，占据岭南，实是萧氏所拥有的最后一支力量，为了萧氏江山，不得已起兵反抗，寻即败亡。因此陈代朝廷是决不允许借此序抬高萧勃的，此序不可能作于陈代，而当时南北分裂之际，北朝的僧人又不可能了解南朝官制时事，也无法作此序。

又据前述陈寅恪的考证，此伪序之中包含着后世僧徒无法杜撰的真史料，表明作者对南朝的史事掌故十分熟悉，文中述及真谛来华时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足以补史料之缺，且其中言及后世无闻的智韶、昙振、慧文等当时名德和史书所不载的萧**兵时的建号，实非后人所能伪造。因此作者很可能是一个跨越梁陈隋世、熟悉南朝史事的僧人，不可能迟至唐代。

从序文内容来看，作者是一个对真谛一系有所了解而又不是真谛亲传弟子的人。作者对真谛的活动、史事相当熟悉，但又显非其嫡传弟子，因为其弟子不可能不知道其名字。由此也可知作者是一个不通梵文的僧人，故将拘兰那陀误为“译名真谛”。

从序文本身可知，作者是一个极力推崇并宣扬《起信论》的人，并且明确指出此论为马鸣撰、真谛译。其观点为后世治此论者所袭用，并成为此论来自印度的重要证据。虽然自隋至唐，始终有人对此论提出怀疑，但并未得到后世的承认，自《开元录》之后直至近代，几乎无人怀疑此论为马鸣撰、真谛译，这不能不归因于此序的出现和流行。

序文指出，“夫《起信论》者，乃是至极大乘，甚深秘典，开示如理缘起之义”，明确提出此论是开示“真如缘起”之深理的，这种说法不见于慧远、昙延之论疏，而始见于此序。众所周知，强调真如缘起，以清净本识为万法之本，是地论师南道的特点。由此亦可推知此序作者与地论师南道有关。

综上所述，此序的作者很可能与昙迁有关，或许就是昙迁。据《续高僧传·昙迁传》，昙迁生于魏兴和四年（542），亦即梁大同八年，卒于隋大业三年（607），周灭齐（577）之前昙迁即研精《起信论》，周武帝灭齐后，在齐地废止佛法，昙迁逃到南方，在南方学习了真谛一系的译著，成为精通《摄论》《俱舍论》等的著名学者，隋朝建立之后，他又回到北方，大弘《摄论》，将真谛一派的学说与地论师南道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使地论师南道学派在理论上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昙迁和慧远、昙延一样，是最早弘扬《起信论》的名僧，但又号为禅师，讲求实修，未曾从事过经典翻译。因此，昙迁是最符合前述伪序作者之条件的。

昙迁为慧光高足昙遵的弟子，到建业后，又接触真谛一派的学说，因此他对南朝的史事和真谛一派的情况有所了解，能够以某些真实史料来作为伪造真谛译《起信论》一事的证据，他又不是真谛亲传弟子，不通梵文，故误将拘兰那陀（亲依）作为“真谛”的梵文音译。他本是地论师南道第三代，与净影慧远同辈，故精通地论学派的思想，在南方接触到真谛学派之后，他发现两派有一种共同的观点，即都是以净为本，以清净本识为缘起的根本，只是两派名目不同，地论师南道以清净阿梨耶识为根本，真谛学派则又在八识之外另立阿摩罗识即第九真净识作为根本。在地论师南北两道相互对立之时，真谛学派的学说是对南道的一种有力的支持，因此自昙迁、慧远地论师南道第三代始，便致力于两派学说的融通，引真谛学说作为南道的根据并丰富发展了南道学说，地论说与摄论说的合流，在客观上是由于北周武帝的灭法迫使地论师一部南下避难，促进了南北交流，在主观上是地论师南道以昙迁、靖嵩、灵侃等人为代表，有意通过传布《摄论》学来发展地论师南道学说。正是由于昙迁等地论师的传弘，才使真谛一系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真谛一系的弟子人微势弱，又多偏居岭南一隅，故影响很小。因此地、摄两派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理论的发展。

昙迁煞费苦心以证明《起信论》确是真谛译、马鸣撰，是为了使此论广泛流布，而他又为何对之如此厚爱呢？据前所述，昙迁崇尚此论是由于它本是地论师南道祖师慧光的作品。在周武灭法，教典毁**之后，慧远、昙延等人为中兴佛法，故称此论为马鸣撰，以提高其地位，使之广泛流传，但昙延、慧远唯称其为马鸣之作，未言译者，昙迁为了使人确信其为马鸣之作，便又称其为真谛译著，更造此序以明译经时间、地点，以使人确信其为真谛所译。

昙迁有意证明此论出自真谛，但在翻译时间方面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将梁承圣三年甲戌岁误作“岁次癸酉”，癸酉为梁承圣二年，这一失误导致后世的分歧，《开元录》将之改为梁承圣二年癸酉岁，法藏则在《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称是梁承圣三年。后人多以之为无心之误，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古人惯以干支纪年，对于其年的干支数是不会记错的，倒是承圣二年与三年容易出现传抄错误。然而梁承圣三年九月萧勃才到始兴，这个时间是不能错的，精通南朝掌故史事的昙迁似乎也不应该将干支数弄错。这一问题并非出自无心之误，而是有意为之。昙迁为了使此论广泛流传而称其为马鸣撰、真谛译，然而又不愿完全埋没祖师慧光创作此论之功，因此有意在时间上犯了一个错误，表明这一序言实是伪托，以此暗示此论真正的作者另有其人。正如慧远在《起信论义疏》中一方面称其为马鸣著，一方面又暗示此“马鸣”实为佛灭九百年后中土之人一样。因此，昙迁将此论翻译时间由费长房所云梁太清四年（550）改为梁承圣三年癸酉岁，并非是由于他发现了新资料，也非出于无心之误将承圣三年甲戌岁称为癸酉岁，而是有意暗示此论的真正来历，表明它并非真谛所译，而是慧光法师之作。

昙迁的用心是容易理解的，他一方面追随慧远将此论称为马鸣之作，以扩大其影响，一方面又试图让后人理解这只是权宜之计，是一时的方便，事实上此论是地论师南道的创作。对于此论的真正来历，地论师一直是非常清楚且于后世津津乐道的。直至唐初，三论系的吉藏弟子慧均还从地论师那时了解到此论为地论师所造，借马鸣之名目之，可见到了后世，地论师已不再隐瞒这一事实。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乘起信论》已然得到了广泛的流布，当初借马鸣之名的流传的目的已经达到，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势已改，当初的权宜之计对地论一派的益处和复兴佛法的意义已不复存在，反而使地论派祖师造论之功长期埋没，因此地论师又反过来自相纠正，竭力表明此论出自地论师派，并非出自马鸣。可惜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初地论师自己造作并提倡的伪说已然成为普遍流行的定论，现在自己又反过来说此论出自己派，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反有窃取马鸣之作的嫌疑，而且造此伪说时地论师如日中天，一加倡导便弄假成真，风行天下，而欲说明事实、弘扬己宗的地论师已是强弩之末，势微言轻，说出来也无人相信。若非邻国日本、朝鲜尚无偏见，能够容忍此说的存在，今天也根本无人知道地论师在唐初曾有揭示真相、自正其伪的努力。这真是历史的悲喜剧，对于地论师和后世学者皆是如此。

昙迁一方面以有意的时间错误成全相互矛盾的两个愿望，一方面又于序尾称“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当作“申”）题记。倘遇智者，赐垂改作”，进一步表达此意。所谓“慨不见圣”，表面上指自叹未见到论主马鸣，实指自己未见到祖师慧光。昙迁虽为地论师南道第三代弟子，然其生也晚，光师卒时他尚年幼，无缘得见，因此自叹未见祖师，而又庆幸见到其著作《大乘起信论》，美其深旨，爱不能已，故早在少年时便精研此论，其后又为之作疏，四处讲解，大为弘扬。所谓“不揆无闻，聊由（申）题记”只是谦辞，然又云“倘遇智者，赐垂改作”，似有过谦之嫌。其实，昙迁此句不过是进一步暗示自己实有苦衷，促令后人多加留意，于后世发现此序的真实用心，改作论序，使慧光法师造论之功不至久没于世，使地论师南道深理长期流传。其用心之良苦，学者宜加深思。

[2]大正藏，26册，123页上、中。

[3]大正藏，49册，86页中、下。

[4]大正藏，50册，482页中、下。

[5]大正藏，51册，156页下。

[6]大正藏，51册，159页上。

[7]大正藏，50册，552页下、553页上。

[8]大正藏，50册，552页下、553页上。

[9]大正藏，50册，273页中～274页上。

[10]大正藏，50册，607页下。

[11]《魏书》，第9卷，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2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2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大正藏，50册，607页下、608页上。

[15]大正藏，16册，665页上、中。

[16]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一，302页，济南，齐鲁书社。

[17]大正藏，55册，541页上。

[18]［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78页，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

[19]［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78页，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

[20]大正藏，33册，361页下。

[21]大正藏，50册，429页下。

[22]大正藏，31册，112页下。

[23]大正藏，49册，99页注8。

[2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3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