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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岳青原双峰对峙局面的形成及其内在原因（第2页）

曹洞宗将事物（境）的回互相涉转换为概念语言（智）对如如正理的表达，即通过曲折回绕的方式表达正理，以启发学人自悟，尽量避免单纯的直白和正面的宣示，也就是说将回互与不说破结合在一起，有敲有唱，正按旁提，偏正结合，宾主激励，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教学体系，成为曹洞宗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修行方面，曹洞宗又以兼带（回互）为最高境界，强调从非兼带（不回互）即有偏有正、有尊有卑到兼带，即非染非净、非正非偏的依次进益。

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在文化及体质方面，南北差异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不争的事实，现代甚至用基因分析方法表明南北族群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可以说，道儒之争就是南北文化不同的体现，南方重清虚自然，故有老庄之说；北方尚刚健有为，故有孔墨之道。君子仁者之风有别，乐山乐水之道不同，由来已久矣。而东晋以来持续将三百年的政治上的南北对立又加剧了南北文化的差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使佛教也产生了南宗与北宗之别。

荆溪湛然在《法华玄义释谶》卷十九将佛教分为南北二宗，认为“南宗初弘成实，后尚三论”，并称“今时言北宗者，谓俱舍、唯识”[6]。北山神清亦于《北山录》中谓“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7]。是以南宗重性空之说，故专弘般若空宗，《成实》、三论俱说空也。北宗尚性有之论，故专重唯识、如来藏有宗，《俱舍》、唯识俱说有也。具体到禅宗，则北宗以佛性如来藏之说为主，重视《楞伽》，南宗特重般若性空之说，偏重《金刚》。六祖惠能将两系学说融贯为一体，立自性是佛之义，以自性通贯二说，然他本人悟道的经历和弘法的方式又颇带有南人的色彩，如闻《金刚经》悟道，大讲摩诃般若，授无相戒等，这表明他在南方传教，必须尊重南方佛教的传统。

六祖之后，其诸大弟子各自承袭并发展了其学说的一个方面，南岳怀让重视如来藏之说，强调自性涅槃，青原行思与荷泽神会则重视其般若之说，强调自性菩提。怀让弟子马祖道一再次强调《楞伽经》在禅门的地位，以对抗神会《金刚经》传宗之说。行思弟子石头希迁则重视作为三论宗鼻祖的僧肇之说，继承了南方佛教重视般若的传统，强调自性灵智。马祖为不世出的大宗师，其门下又人才辈出，故能逆风而行，抗俗独立，使得南方风气几为之变，即心即佛，言满天下。牛头石头，皆不能顾视其肩。然而逆水行舟，力小莫为；顶风疾步，莫能持久。马祖虽然天下独步，其后世却未能在南方独领**，沩仰宗昙花一现，临济宗大行北方，并非偶然。

药山惟俨往来于二大师之间，虽然他从马祖学法时间较长，其弟子冲虚等以其为马祖嫡传，但他于石头宗旨也非毫无汲取。石头一宗虽然在初期根本无法与洪州宗相比，却符合南方的佛教传统，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曹洞宗虽以马祖宗旨为主流，却又吸收了石头一系的思想理论。随着马祖系主流力量的北移，客观上被压制已久的石头一支开始抬头，本来就包含着石头法乳的曹洞宗改宗就变成依时顺世的自然而然的行为了。不光曹洞宗如此，就连早已被明确宣布为马祖弟子的道悟后世都急着宣称自己是石头的后人，这不能不说是风气使然，环境使然。

也许还有一个曹洞宗人不愿道及的原因，即药山在两系的地位问题影响了曹洞宗的选择。马祖门下龙象辈出，且诸大弟子早有定评，就连后世名声显赫的百丈怀海、南泉普愿都无法挤入大弟子的行列，何况入门在百丈之后的药山呢？因此，虽然有唐伸的举扬、冲虚的尊礼，药山在马祖门下如孔门之洙泗的地位根本得不到时人的承认。而在石头门下则完全不同，石头本来门庭冷落，弟子无多，一转到石头门下，药山则顿时身价倍增，成为嫡传大弟子。这是因为药山的后人创立了曹洞宗，在南方成为继沩仰宗之后的影响最大的宗派，而天皇道悟由于被公认为是马祖的弟子，传承上存在争议，且其传人德山的弟子雪峰义存又先从洞山受学，不好抹杀洞山的祖师的影响，故使药山成为石头门下第一人，压倒了名声显赫的道悟和天然。

在智炬作《宝林传》的时代，既有南宗与北宗的相互抗衡，在南宗内部，又有洪州系与荷泽系的并立。故“双象马”初期可能喻指惠能与神秀，后来北宗渐衰，也可以此喻指南宗门下的怀让与神会，故“两株嫩桂”可能先是喻指南宗与北宗，后来又指南岳派与荷泽派。但在会昌法难之后，形势大变，不仅北宗势力衰微，就连靠攻击北宗起家的神会一系也法系不明、难以为继了，只有南岳一系仍旧保持着繁荣兴盛的势头，这就和祖师所预言的“两株嫩桂久昌昌”不符了。

虽然智炬可能是拉大旗作虎皮，但他打的是祖师的旗号，后世虽然知道他不过是假传圣旨，也不得不加以承认，如今祖师的预言有落空的危险，这是一件不得不赶紧解决的大事。《宝林传》（后为《祖堂集》袭用）借那连耶舍之口所预言的六祖弟子只有四人，一是怀让，二是神会，三是印宗，四是慧忠，没有行思的影子，却有石头希迁，这可能是因为智炬住锡南岳，对希迁有所了解。说印宗大概是因为他与六祖有大因缘，言慧忠是因为他被尊为国师，对当时禅宗影响颇巨。然至后世，四大弟子中只有怀让一支独盛，其他三人传承不继，无法承担与南岳并传的重任，在曹溪门下，也找不到另外一支。数来数去，只有希迁的名字在那连耶舍的预言中出现过，并且也算得上是有些影响的一家，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述禅门十家时提到过他，虽然宗密将之列为第二等，认为其不足以代表曹溪，但在南宗门下，算是江西、荷泽之外的第三家，既然荷泽宗已然衰落，就只有让石头一支补缺了。

只是让石头一支补缺，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石头门下有影响的弟子太少，虽然其弟子道铣有意抬举，道是“自江西方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焉”，好像石头处于与马祖并列的地位，门下皆相互参访，但真正属于石头的却寥寥无几，其中毫无争议且为时所重的更是屈指可数，除潮州大颠有些影响外，再难觅其人。而后世影响较大的江陵道悟、丹霞天然、药山惟俨三大家，全是与马祖关系密切、或者说被认为是属于马祖一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此三家转入石头一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之力量大大增强，成为与南岳系并列的一大门派。因此，三家的后世不约而同地宣称自己是行思的后人，而马祖一派也加以默认。

改宗事件正好发生在会昌法难及荷泽宗衰落之后，并非偶然。然三家后人的意见也不是完全统一的，道悟一支以雪峰义存为代表，明确宣布自己属于青原系，药山一支则不太明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已经有唐伸碑文的存在，对于改宗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另一方面，洞山之后谁代表药山一支的问题也未解决，石霜庆诸影响不小，传说洞山卒后学徒云聚石霜山，而庆诸却避入深山，而洞山门下也有云居道膺和曹山本寂两大家，嫡庶难分。从洞山的意旨、当时宗门的影响和理论上的创建来看，曹山无疑应当是洞山的嫡传，曹洞宗之名自有来历。但从法系的延续、后世的地位及当时的社会作用来看，云居无疑占有更为突出的位置。

两位大师的对峙对于改宗也有一定的影响。曹山全承洞山，不仅接续云岩法系，对于南泉的思想也汲取甚多，从其禅法理论中看到的更多是南岳的法乳，故其本人及弟子可能还是自认为是南岳的传人。云居道膺先从丹霞天然弟子翠微无学三年，后于洞山得旨，实续两家之学，虽然从其本人的语录看不出他有多少倾向于青原系的因素，但其弟子异口同声，都称自己属于青原一派，这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影响。云居弟子或其本人大概受到曹山一派宗承南岳的激励，宣称自己是青原的传人，以表明只有自己一派才是洞山正传。

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于悉知是否从云居时便已明确改宗，但云居弟子辈皆已自称属于青原已有多种碑文为证。为了强化这一观点，《祖堂集》大做文章，不仅完全抹去了药山在马祖门下近二十年的参学经历，还让药山弟子道吾充当了攻击马祖、抬高石头的急先锋，让道吾宣扬什么“石头是真金铺，江西是杂货铺”，并且还让百丈怀海表示承认，言“灼然是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又一再地抬高道吾，贬低云岩，这不过是说明云岩在百丈门下二十年，杂学“堕根”，故不如道吾纯正，从侧面暗示马祖弟子百丈不如石头弟子药山。这些显然都是毫无根据的编造，目的是给人一种药山门下带头攻击江西的印象，以掩饰雪峰义存不顾江陵道悟早被视为马祖弟子的事实，有意抹杀这段历史，反过来攻击马祖的行为。不过“杂货铺”与“真金铺”之喻倒是煞费苦心，江西门下人才鼎盛，石头一支无论如何是比不了的，只好宣称自己是真金，重在质量，不求数量，对方是杂货，多而无益。如果药山门下真认为江西是杂货铺，为什么从药山到洞山，直至曹山，都多与江西门下往来，不见与石头一支结交，看起来真是真金难觅，杂货易寻，药山一派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无论改宗的动机及原因如何，这次改宗还是给禅门注入了一股新气息，导致了两大门派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千年盛况。禅宗自五祖之后，便形成了诸师并传、特别是南北对峙的局面，促进了各个流派的自由竞争与各自发展。会昌灭佛改变了这种百花齐放的形势，使天下禅门万马齐喑，唯江西一支独盛，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佛教的发展的，因为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协调、没有激励，形不成发展的动力。三家的改宗使原本衰落的石头一支异军突起，骤然成为堪与江西比肩的一大支（也许抬高石头、贬低江西是不得已的，不如此就不能形成两家对峙的局面），不仅丰富了禅门理论，也使禅宗内部形成了以协调为主、以对立为辅的良好局面，促进了禅宗的长期繁荣。

禅宗后来在两派的基础上形成五家七宗，使禅宗越来越兴旺。事实证明，宗派的出现有利于宗门的发展，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导致百花齐放，一个主义必然造成万马齐喑。从这一意义上说，曹洞宗的改换门庭也是一件好事，虽然这对于南岳一系从表面和暂时利益上看并不公平，但对其长期发展及整个禅宗的兴盛是有利的。

[1]张美兰：《祖堂集校注》，120～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大正藏，51册，310页下。

[3]大正藏，50册，773页中。

[4]大正藏，50册，764页上。

[5]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28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6]大正藏，33册，951页上。

[7]大正藏，52册，581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