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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2页）

法瑶于元嘉中过江后住小山寺，于此首尾十九年，大明六年（462）敕请入京，与道猷同住新安寺，如此则过江时当在元嘉二十一年（444）。法瑶为东阿慧静弟子，有说其述罗什门人道凭义，主张渐悟。法瑶后来成为渐悟说的代表，和慧观的观点一致，但未闻他从学于慧观，这也表明可能当时慧观已经入灭了。

总之，慧观卒年应在元嘉二十年（443）至二十五年（448）间，最有可能是在二十一年（444）。

慧观为清河人，本姓崔。原为庐山慧远弟子，后又入关从学罗什，为罗什门下“十哲”之一，与僧肇并称“精难”第一。觉贤到长安后，慧观又从之学习禅法。觉贤被摈，慧观亦随之南下庐山。后住京师道场寺。觉贤卒后，慧观成为江东佛教领袖，组织翻译了许多经典，并亲任笔受。他曾主持翻译了《杂心论》《楞伽经》《胜鬘经》等多部重要经典，还为一些经典作序著疏，是江东一带义学名僧，也是觉贤门下义学方面第一人。

慧观继承祖师佛大先的衣钵，主张渐悟，他著有《辨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坚持渐悟的主张，与道生顿悟说相对立。在判教方面，慧观最早提出了“五时三教”的理论，将如来一代教法分为顿教、渐教、不定教三种，其中《华严经》为顿教，自鹿苑到双林所说诸经为渐教，渐教又分为五时：第一时为三乘别教，述三乘行果不同；第二时为三乘通教，即般若类经典；第三时为抑扬教，以《维摩》《思益》等为代表，示抑制声闻，显扬菩萨；第四时为同归教，以《法华经》为代表，表三乘同归；第五时为常住教，以《涅槃经》为代表，述如来法身常住。又立不定教，以《胜鬘经》《金光明经》为代表。其判教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以后各家判教无不取资于此。慧观法师先后从学三大名师，精通诸家学说，并卓然成家，立渐悟义，开一代教判，为晋宋之时最有学问的名僧之一，只惜其为生、肇等人所掩，致使后世学者言之者稀。

宝云为凉州人，自幼出家，曾远至西域，历游天竺，精通梵书及天竺诸国语言，后还长安，从学于佛陀跋陀罗。觉贤被摈，云亦奔散，后与觉贤共止京师道场寺。宝云精通梵汉多种语言，曾与智严合译《普曜经》《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四天王经》等，后又自译《佛本行赞经》《新无量寿经》等。事实上，宝云所译的经典还有很多，当时译经多以印度来华僧人为译首，而这些僧人初时并不通达汉语。只是口宣梵语并略加解释，实际上译梵为汉的是传译，宝云正是当时江东最出色的传译，是许多佛经的真正译者。《高僧传》本传称“江左译梵，莫逾于云”，当时来华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无不借助宝云来完成翻译，是故只将不懂汉语、只是口宣梵言的外国僧人列为佛经的译家是不公平的，至少说是不完全、不准确的。如《楞伽经》《胜鬘经》《大法鼓经》《杂心论》等经典的翻译都是宝云译语，故也可称作宝云的译著。宝云与慧观关系友善，但他性好幽栖，乐居山林，这也许是为了修习禅观。

佛陀跋陀罗在禅法上最主要的传人为玄高（402—444）。然玄高是否从学佛陀跋陀罗（359—429），恰是中国禅学史上的一桩著名的疑案，近年宣方博士发表了《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桩疑案——玄高从浮陀跋陀学禅说辨伪》[14]一文，重提是说，以为其乃讹传。是故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此案之所以有疑，主要是由于时间问题。《高僧传·玄高传》谓：“闻关中有浮陀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15]然据《祐录》，佛陀跋陀罗于义熙七年（411）离开长安，因此玄高从学之时最多只有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怀疑浮陀跋陀另有其人，有些学者认为僧传所记年龄有误。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将玄高生年提前十年的方案，即改为公元392年[16]，这样一来，倒是消解了玄高年龄过小的矛盾，只是根据不足。虽然僧传有玄高受戒（受具足戒一般是在二十岁以后）以后闻浮陀跋陀在关中弘法之说，但仅此为据显然是不够的。僧传记玄高之母于弘始二年（400）感梦受胎，弘始三年（401）二月八日生高，轻易改动这一记载是不严肃的。又据《高僧传·慧览传》，慧览“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17]，宋东大明中（457—464）卒，如此他生于公元397至404年，既云二人年少时齐名，则其年龄相若，故僧传云玄高生于弘始三年是有根据的。

那么玄高于十岁时从学觉贤是否有可能呢？据僧传，玄高十二岁时始辞亲出家，十岁之时尚未入道，更谈不上受戒习禅。那么是不是如宣方博士所说，这是一个后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呢？其实不然，因为慧皎在《禅论》中明确说道：“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禅业东土，玄高、玄绍等并亲受仪则。”[18]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应轻易否定这一结论。后世灌顶著《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亦云“昔浮头（即佛陀跋陀罗）、玄高双弘定慧，厥后沉丧，单轮只翼而已”[19]。这表明在灌顶的时代，还是承认二人的师承关系的，并对其双弘定慧、并行止观的禅法大加赞叹。

觉贤离开长安的时间其实未必是在义熙七年，也有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更迟。义熙七年说有三种资料为证，其一是僧祐《出三藏记集》觉贤传，这是最早的材料，也是此说的始作俑者，其二为《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其三为《法显传》。

僧祐谓觉贤被摈之后，先至庐山，“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后“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如此可以推断觉贤是在义熙七年初离开长安的。僧祐还记录了一个故事：

（觉贤既至荆州）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在荆州。佛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佛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答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20]

僧传所述与此大同，只是加了一句“宋武南讨刘毅，随府界于江陵”[21]。据《宋书》，刘裕以义熙八年（412）九月讨伐刘毅，十月王镇恶克江陵。袁豹既为太尉长史，故随至江陵。如此觉贤当在义熙八年（412）十月以后到达江陵，其至豹府乞食，当在此年末或次年初。刘裕还都是在义熙九年（413）二月，觉贤亦当于此时同归建康。

这一故事与史实无违，袁豹其时确为太尉长史，且正在江陵。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可靠的证据，即《法显传》。现存本《法显传》有“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而文末又有“是岁甲寅”[22]，表明此传作于义熙十年（414），这就足以证明觉贤义熙十年（414）前就已经到了京都。

如此似乎觉贤义熙七年（411）离长安，义熙九年（413）到建康已经成了定案。然而，《高僧传·慧观传》却提出了另一说法：

什亡后，乃南适荆州。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因敕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俄而还京，止道场寺。[23]

按照此说，则觉贤与慧观等还都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八月。那么义熙七年（411）离长安说还能否成立呢？司马休之于义熙八年（412）九月取代刘毅任荆州刺史，但其真正进驻江陵须在十月收复之后，而其获得任事之权怕是应在义熙九年（413）二月刘裕还京以后。因此觉贤与慧观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十年离开庐山的，其离开长安当在义熙七年（411）以后。这也只是出于推测，更为重要的是“什亡后”一句提供了线索，表明觉贤与慧观是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的，因此罗什卒年的确定对于确定觉贤离开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罗什的卒年恰恰是一个难解之谜。僧祐未言罗什的具体卒年，但说是在义熙中。到慧皎的时代，就已经弄不清了。《高僧传》罗列了弘始七年（405）、八年（406）、十一年（409）八月二十日三种说法，但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这些说法一直流行到唐初，吉藏（549—623）仍然采用弘始七年（405）十二月或弘始八年（406）八月二十日说[24]，表明他也没有新发现。然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却收录了僧肇所撰的《鸠摩罗什法师诔》，其中明确提到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25]，即在弘始十五年（413）。

僧肇的诔文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资料，但由于发现较晚，是故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对此表示怀疑的是塚本善隆，他的理由无非是前人如梁代的僧祐、宝唱、慧皎，隋代的费长房等皆不知此诔文的存在，然而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前人未知、后世有新的发现之事并不罕见。镰田茂雄也是依照这一思路提出疑问的。他指出，隋代的吉藏亦未见此诔文，更为重要的是，撰述《开元释教录》的智昇亦未引用此诔文，而《开元录》中明明提到道宣的《广弘明集》，假如僧肇的诔文果然收入此书的二十三卷，那么智昇为什么不加引述呢？因此镰田茂雄认为此诔文是作于公元七三○至七九九年间的伪作[26]。既然僧肇诔文为伪作，那么罗什的卒年还是应以僧传为准。

这一论据显然是不充分的。智昇未加引用，并不表明道宣的《广弘明集》未收，说智昇未看到也缺乏说服力，或许是他对诔文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怀疑，因为道宣未说明其出处，隔了这么久才出现，今人不加深信，古人当然也会抱有疑问。

认定诔文为伪作必须有适当的理由，作伪的第一前提必须是对作伪者有好处，否则他又何必如此呢？那么伪作这一诔文又有什么意义呢？镰田茂雄所谓“盖或许为了显示权威而说僧肇作《肇论》的年代，罗什依然在世，且受其教化”[27]未免过于牵强。按照这一说法，三论宗应当最有理由编造诔文，然而在公元八世纪，三论宗早就已经传承不明了。

证明罗什在弘始十一年（409）后去世有多种证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成实论记》：

大秦弘始十三年，岁在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外国法师拘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28]

由此可知，至少弘始十四年（412）的九月罗什仍然在世，足以破除弘始七年、八年或十一年说。镰田茂雄却认为它不可靠，证据是“译者及译出年时的记载过于简略。虽有尚书令姚显其名，但在清万斯同的《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弘始十三年的姚显是卫大将军，不是尚书令；弘始十三年及十四年的尚书令是姚弼，因此《成实论记》的记载，应不足采信”[29]。

此记依僧祐之说只是出论后记，简略一些亦无足怪。弘始十三年姚显固然不是尚书令，但姚显做过尚书令却是无疑的。僧祐《自在王经后序》有“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真怀简到，彻悟转诣”之句，此序作于弘始九年，表明其年姚显已经是尚书令了。《弘明集》卷十一收录了《道恒道标二法师答秦主姚略劝罢道书并姚主书》，其中也有“今敕尚书令显”之语。这都表明姚显做过尚书令。虽然弘始十三年时姚兴以子弼为尚书令、大将军，姚显被降为卫大将军，但《后记》作者以姚显曾任过的最高职务尚书令名之，也不为过，若谓其时姚显不再是尚书令，故不可以尚书令名之，那就是胶柱鼓瑟了。

依《成实论记》，《成实论》应当是罗什最后译著之一。镰田茂雄却千方百计证明《成实论》的早出，举《高僧传·昙影传》为证，其有“初出《成实论》，凡诤论问答，皆次第往返。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后出《妙法莲华经》”[30]之句，镰田便认定先出《成实》，后出《法华》，其实这只是僧传笔法，不足为据。《僧叡传》谓“什所翻经，叡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后出《成实论》，令叡讲之”[31]，是不是也可证明《成实论》出在《法华》之后呢？

镰田茂雄又引《历代三宝记》卷八“《成实论》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昙略笔受，见二秦录”，说明其早出，然他自己也不相信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其实此说可能并非毫无根据，只是弘始八年当作义熙八年（412），因为《成实论》译讫是在义熙八年九月十五日。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可能是南人之作，用的是晋之正朔，后人不明底细，当成了弘始八年。

《成实论》之晚出还有其他证据。僧叡为罗什门下第一人，撰诸经序，多兼述此前译出的其他经论，在现存的诸经论序中，无一语道及《成实论》，这足以证明其出也晚。据吉藏《三论玄义》《中论序疏》《中观论疏》等，僧叡作过《成实论序》，并为讲论之始。

《三论玄义》卷上云：

昔罗什法师翻《成实论》竟，命僧叡讲之。什师没后，叡公录其遗言，制论序：“《成实论》者，佛灭度后八百九十年，罽宾小乘学者之匠，鸠摩罗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论云：色、香、味、触实也，地、水、火、风假也。精巧有余，明实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内之实耳。比于大乘，虽复龙烛之于萤耀，未足喻其悬矣。”[32]

《成实论序》是在罗什卒后作的，并且表达了罗什本人的意图，这是否表明《成实论》为罗什最后译著之一，僧叡在其生前忙于讲解，未及为序呢？

僧叡《成实论序》很可能有此论翻译的时间，但是由于吉藏坚信罗什卒于弘始七年或八年，对于这一时间不肯采纳，是故未引全序，也使后人丧失了可以确定此论译时和罗什卒年的最可靠的资料。《中观论疏》还有“叡师《成实论序》，述罗什语云：‘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龙树是五百三十年出’”[33]之语，表明此序总结了罗什所译大小乘经论，在诸序中最为珍贵，可惜不见全豹。

《成实论记》其实是不必怀疑的。若谓其不足采信，那么就等于认定为伪作。那么伪作此记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伪作者又有什么好处呢？

《成实论记》可以辅证诔文的可靠性，但诔文所持的四一三说并非只此一证。

据《高僧传·昙邕传》，慧远弟子昙邕充当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信使，“为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任继愈等以为“罗什死于公元413年，此首次投书约在403年，为东晋元兴二年”[34]，其实没必要如此反推。慧远致罗什的第一封信有“去岁接姚左军书”之句，罗什以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时已岁末，就算左将军姚嵩马上致书慧远，慧远接到此信之时也应在弘始四年之初了，一个“去岁”就足以表明慧远最早是在弘始五年（403）首次致书罗什的。昙邕原为武将出身，故能“强悍果敢”，不辱使命。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且为使命十余年，则罗什必当于弘始十五年（413）以后卒。

汤用彤据以史书，认为刘裕讨平桓玄元兴三年（404）之后遣大参军诣姚显通和，姚显使吉默报之，至是两国通好，交聘不绝，“约在此时前后（义熙元年）慧远得姚左军书”[35]，如果慧远于义熙元年得姚嵩之书，那么他首次致书罗什必在义熙二年，如此则昙邕为使“十有余年”就到了义熙十二年，未免太迟。那么姚左军是否另有其人呢？后秦崇佛最剧者除姚兴、姚泓父子外，当首推大将军、常山公姚显与安成侯姚嵩二人，姚兴钦慧远之德风，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可见姚嵩与慧远是有交情的。故此“姚左军”当为姚嵩无异。据僧肇《百论序》，弘始六年（404）译《百论》时姚嵩为秦司隶校尉、安成侯，未有左将军之衔，僧叡《法华经后序》则称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成侯姚嵩，则姚嵩当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间加左将军衔。据诸经序，罗什于弘始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大品》，又加校正，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同年十月十七日罗什又与弗若多罗共译《十诵》，是《百论》之译出，当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间。姚嵩或以是年末加左将军，并致书慧远，告以罗什入关之事亦未可知。若然则慧远首次致书在弘始七年，昙邕为使则至弘始十七年（415）。因为按照情理，姚嵩通报罗什入关之讯，不应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