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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3页）

（玄奘表曰：）其间复有少林伽蓝、闲居寺等，皆跨枕岩壑，萦带林泉，佛事尊严，房宇闲邃，即后魏三藏菩提留支译经之处也，实可依归，以修禅观。[9]

如此佛陀禅师和慧光师徒一直是两个译经大师之间的调停者，虽然后世将慧光作为勒那摩提的传人，但当时他并无彼此，而是对二人同样尊敬并密切合作。菩提留支后来到少林寺西台译经，当然与佛陀禅师和慧光的邀请有关。

不过据裴漼《皇唐少林寺碑》：

法师乃于寺西台造舍利塔，塔后造翻经堂。香水成塗，金绳为约。苦心精力，俾夜作昼。多宝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来金口之说，连云可庇。西缘长涧，夹松柏之萧森；北拒深崖，覆筠篁之冥密。烟花浓霭，暝下天香；泉籁清音，晓传空乐。跋陀栖心兹地，乐静安居，感而遂通，境来斯证。寤寐之际，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长四尺，规制自然，声律咸具，得之河曲，空闻汉使之谈；浮于泗滨，徒入夏王之贡，管弦夙夜，合清响于中天；钟梵霜晨，谐妙音于上劫。时有三藏法师勒那，翻译经论，游集刹土；稠禅师探求正法，住持塔庙。

如此西台是一个风景秀丽之地，而且跋陀早有准备，在舍利塔后建造了翻经堂，而来此处翻经的不是菩提留支，而是勒那摩提。

虽然此碑建于开元十六年（728），晚于玄奘，但毕竟是专门为少林寺立传，其史料价值应当更高。因此勒那摩提与慧光一系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在此地译经更加合理，当然也不排除后来菩提留支也曾到此译经的可能。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传》：

尝遇亢旱，众以闻光，乃就嵩岳池边烧香请雨，寻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10]

请雨之事应当发生在孝明帝正光三年（522）。

据《魏书·肃宗纪》，正光二年（521）秋七月癸丑诏曰“时泽弗降，禾稼形损”，可见此年已有旱情。三年（522）六月己巳，又诏曰：

朕以冲昧，夙纂宝历，不能祗奉上灵，感延和气，致令炎旱频岁，嘉雨弗洽，百稼燋萎，晚种未下，将成灾年，秋稔莫觊。在予之责，忧惧震怀，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上下群官，侧躬自厉，理冤狱，止土功，减膳撤悬，禁止屠杀。[11]

如此正光二年、三年连续出现旱灾，三年更甚，于是有诏分遣有司到诸山川求雨，慧光此时应当已经是僧官，故代表昭玄曹到嵩岳池边烧香请雨。当时他应当是两处住持，一方面住锡少林寺，同时又住洛京。这次请雨效果显著，有效地缓解了旱情。

永平译经后，他又参与了勒那摩提与菩提留支其他经典的翻译，同时继续从佛陀禅师、勒那摩提、菩提达摩三位大禅师习禅，其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京城著名的大德。

据《洛阳伽蓝记》卷四：

如此慧光与僧超、智诞、道荣[13]等名僧同为京城大德，并与菩提留支经常到景皓家作客。景皓舍半宅安置僧人，并时常演讲大乘，数部并进，看来当时慧光也经常在这里宣讲大乘经典。这一时期应当在孝明帝和孝庄帝之时，下文还述及永安二年（529）前玄宗先生孟仲辉为景皓造夹纻佛像一躯之事。

孝庄之时，尔朱氏当国，战乱频发，孝庄诛尔朱荣，遭到尔朱世隆等的报复，被杀于晋阳佛寺。尔朱世隆当权，普泰元年（531）举兵北伐。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传》：

又尔朱氏举兵北伐，征税僧尼用充军实，先立严刑，敢谏者斩。时光任僧官，顾五众屯塞，以命直往，语世隆曰：“若当行此税，国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显，为若此也。[14]

其时慧光只是国僧都，僧统为僧令，但他不顾生命，冒险前去劝告尔朱世隆，既体现了他为法忘躯的大无畏的精神，又体现了崇高的威望和高度的智慧。

在当时局势不稳、战乱频频的恶劣条件下，慧光等人仍然坚持译经传法。

据《深密解脱经》卷一昙宁《序》：

时有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留支，魏音道晞，曾为此地之沙门都、统也，识性内融，神机外朗，冲文玄藏，罔不该洞。以永熈二年，龙次星纪，月吕蕤宾，诏命三藏，于显阳殿高升法座，披匣挥麈，口自翻译，义语无滞。皇上尊经祇法，执翰轮首，下笔成句，文义双显，旨包群籍之秘，理含众典之奥。但万机渊旷，无容终讫，舍笔之后，转授沙门都法师慧光、昙宁。在永宁上寺，共律师僧辩、居士李廓等，遵承上轨，岁常翻演，新经诸论，津悟恒沙。帝亦时纡尊仪，饰兹玄席。同事名儒，招玄大统法师僧令，沙门都法师僧泽，律师慧颙等十有余僧，缁俗诜诜，法事隆盛，一言三覆，慕尽穷微。是使深密秘藏，光宣于景运；解脱妙义，永流于遐劫。理教渊廓，罔测其源；旨趣妙绝，焉究其宗。所谓鹿苑之唱再兴，祇园之风更显者也。宁虽识昧，忝厕伦末，敢罄庸管，祇记云尔。[15]

这是慧光参与译经的最后一次正式记录，相当珍贵。这次翻译规格很高，孝武皇帝最初亲任笔授，后来又付与慧光、昙宁，昭玄大统僧令、沙门都僧泽、律师僧辩、慧颙、居士李廓等参与译事。菩提留支自兼传译，看来他对自己的汉语水平相当自信。不过据吕澂先生研究，菩提留支的汉语还是很不够，误将“所缘”译成“观”，以致出现“毗婆舍那观”这样的错误，并由此误导了《大乘起信论》。[16]

永熙三年即天平元年（534）十月，迁都邺京，慧光也因绥辑有功，升为僧统，成为佛教界的最高领袖。

菩提留支也来到邺京，依然从事他所热爱（虽然并不很成功）的译经工作，这次慧光好像没有直接参与，但他肯定会关注。

据《开元释教录》卷六：

《文殊师利菩萨问菩提经论》二卷（一名《伽耶山顶经论》，婆薮盘豆菩萨造。天平二年在邺城殷周寺出，僧辩、道湛笔受）[17]

这是菩提留支最后的译经记录，这一译作可能也对慧光总结融通佛教教理起了一定作用。其后，菩提留支下落不明，后世记载他离开北朝，来到黄梅，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慧光对当时流行的经典如《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都有注释，著有《玄宗论》《大乘律义章》《仁王七诫》等，并立《僧制十八条》，文旨清肃，见重于世。可惜经过周武灭法，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不存于世。

前节已述，慧光法师很可能是《起信论》作者，然由于当时中土法师地位不高，所作只可名之为“义章”，此名不足以与此论相应，再加上地论师有意抬高其地位，于法难之后大加弘扬，使之传之南北，千载不没，是故故意以之为马鸣作、真谛译，借作者译人之盛名举扬之。然地论师又不甘心埋没祖师之功，故以曲折的方式暗示真正的作者，其中幽微，不可不察。

《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是本世纪初以来中日佛教学者所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所谓梁译《起信论》的智愷《序》的真伪又与《起信论》的真伪息息相关。一般认为，此序为伪托之作，然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一文又指出其中包含真实史实，日本镰田茂雄又进而认为此序中之一部分为智愷原作，并由此论断《起信论》确为真谛译著，是故有必要对此序及其中所含之真史料详加考辨，明其真伪。

陈寅恪指出，伪序中“值京邑英贤慧显、智宠、智愷、昙振、慧文与假黄钺大将军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途，遂翻译斯论一卷”一节为真史料，非后人所能伪造。陈氏从年月地理和官制掌故两方面对此详加考证，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论据，证明梁承圣三年（554）九月萧勃、真谛、智愷等人确在始兴。又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弥勒下生经》一卷，梁承圣三年，于豫章宝田寺，第二译，为沙门慧显等名德十余僧出”，是故梁承圣三年二月慧显等人确实追随真谛至豫章（江西南昌）译经，因此也可能随之至始兴投奔萧勃，而名不见经传的智韶（或作智宠）、昙振、慧文等或许即是与慧显共同追随真谛的“名德十余僧”之辈。因此慧显、智愷等人助真谛于始兴译经一事或非杜撰。

陈氏以为，序中称萧勃为“假黄钺大将军”，此当为萧勃后来举兵反抗时自立之名号，以此号令群下。而这一称号是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据《晋书》，东晋元兴三年（404）安帝为桓玄所逼，不能处理朝政，便密令武陵王遵代摄朝政，总理百官，文称制书，谓之“承制”。故承制实谓摄理朝政，代行皇帝职事，非同一般。梁武帝、元帝、敬帝未即位之前，皆称承制，可见承制往往是登上帝王之位的准备。然据其序，萧勃唯称“假黄钺大将军”，未称承制，假黄钺也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和特殊权力的象征，黄钺本为皇帝专用之仪杖，有权借用皇帝之仪杖也非一般大臣所能具。假黄钺或与承制并加于一身，如《梁书·世祖纪》载“太清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或为单独的称号，如《梁书》卷五载承圣元年“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改号天正元年”。萧**兵时远在岭南，未用承制之号亦合情理。而其所谓“假黄钺大将军”之号也只能释为其自立之号。据《梁书·元帝纪》《梁书·敬帝纪》和《南史·萧勃传》，萧勃为萧景之子，属梁宗室，原为定州刺史，曲阳乡侯，梁太清三年（549），侯景作乱，时广州刺史元仲景欲响应侯景，为都护陈霸先所杀，陈霸先迎萧勃为广州刺史。其时湘东王萧绎承制，但尚未控制局势，只能承认此事，便于大宝元年（550）以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后萧绎平灭侯景，天下初定，便以勃为晋州刺史，至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江陵陷落，元帝崩殂，勃又复为广州刺史。承圣四年（555）二月，敬帝承制，以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绍泰元年（555）十月，以司徒勃为太尉，太平元年（556）十二月，进太尉、镇南将军勃为太保、骠骑将军，太平二年（557）二月，萧**兵谋反，三月败亡。因此根据史传，萧勃未有“假黄钺大将军”之职，若其言非虚，也只能是萧勃自立名号。陈氏以为，后世不涉政事之僧徒不可能如此了解南朝政事官制掌故，故可证此段所述为真史料。

依陈氏原意，只谓伪序中包含真史料，“至此序为托名智愷之作，则不待论”。而镰田茂雄则进一步认为“现存的智愷序中，此部分必为智愷所写，其他部分或有增补或修改，始成现存的序”[18]，并由此判定“《大乘起信论》是慧愷等京邑英贤，假黄钺大将军萧勃，于承圣三年（554）九月十日，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迎真谛译作此论”[19]，这种推论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此序托名“梁扬州僧智愷作”，智愷或作慧愷，为真谛亲传弟子，“智”“慧”义近，故道宣《续高僧传真谛传》时作慧愷，时作智愷，二者实为一人。然镰田先生认为“撰述《摄大乘论序》《俱舍论序》《大乘唯识论序》等的均是慧愷”，既然其人自称“慧愷”，见其本名如是，后世或作智愷，恐属别传。此序既云智愷，恐非慧愷原作。其二，若慧愷为序中此节之作者，则足证《起信论》为译作，此序的目的不外如是，何必由他人增补或修改其他部分而成现存的序，画蛇添足，反增其病呢？其三，若智愷为此节作者，则似乎不应以“英贤”自居，且智愷本人为扬州僧人，不居建业，难以“京邑英贤”自道。其四，若此节为智愷之作，则不应误将梁承圣三年甲戌岁误作癸酉岁，这种低级错误智愷这样的高僧是不会犯的。其五，若认定智愷著述此节，那么他又著于何年呢？序中云“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则此序至少作于太平元年（556）之后，陈氏认为此为萧勃自立名号，则此序应写于太平二年（557）二月萧**兵之后至三月败亡之前。既云承圣三年（554）九月始译此论，就依序中言首尾二年，迟至承圣四年（555）即告译迄，其时智愷不为之作序，偏偏等到太平二年（557）萧**兵以后才匆匆为之作序，不是很可怪吗？

综上所述，序中此节绝非智愷之作。然学者多以此序为伪序，并非只由其是伪托智愷之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伪证，其作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真谛确实译过此论，为此作者煞费苦心，有意篡改历史，以达到其目的。如云“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国摩伽国取经并诸法师”，依照史传，梁武帝遣使送扶南国（今柬埔寨）贡使回国，并请诸名德及经论等，此序有意改作遣使中天竺，是由于马鸣为中天竺人，由此造成梁使至中天竺请来真谛并带来《起信论》的错觉。使人相信此论为马鸣作、真谛译。序中更云传语人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为智愷等。月支首那，史传多作月婆首那，为西天竺优禅那国人，北魏时来华，魏齐禅代之时南至梁土，曾翻译《胜天王般若经》，他书中未有月婆首那与真谛合作译经的记载，但月婆首那与真谛同国，首那为其国王子，故二人可能相识。首那先真谛来华，以之传语合乎情理，史传未言首那曾至始兴，唯言其曾在江州译经。虽然其他史料未言首那为真谛译语之事，但此序之说也合乎情理，足可增加真谛译《起信论》的说服力。真谛亦为西天竺优禅那国人，或作优禅差[20]、优禅尼[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