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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南北朝时期南方达摩宗系（第2页）

达摩在北方虽然得遇僧副、法聪等门人，但他遇到的利根不是很多，虽然影响也很大，但离他自己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弟子僧副等人在南朝的成功对他也是一种启发，号称“皇帝菩萨”梁武帝对佛教的尊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佛教在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当时北魏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过他们对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就和梁武帝无法相提并论了。达摩已到晚年，却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传人，即使有些弟子比较出色，但寿命不长，难当大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于普通八年（527）再次南下，想在南方寻找大根大器，是可以理解的。

达摩见梁武帝一事论者已多，一个是最有见地且真正崇佛的皇帝，一个是最高水平的佛教大师，最终却是因缘不契，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何达摩的几个弟子都在南朝获得成功，而他本人反而成就不大呢？或许达摩本人对梁武帝的要求和期许过高，一旦发现他名过于实，不免心中失望。以达摩的身份和性格，必不会屈事万乘，可能连多一句的解释都不肯。武帝肯定也是比较失望，他期待得到大师的肯定和赞赏，却一无所获，大师充满禅机的点拨他也不大习惯，未能领会，这对他在佛法方面的自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摩见武帝徒有其表，难以领悟最上乘禅法，便不肯在江东多待，很快就回到北方，但不久就得到了道育、慧可两个杰出的门人，法门有寄，对他来说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算是最大的收获，也弥补了南下无果的缺憾。

除僧副等人外，达摩最为出色的一位比丘尼弟子总持亦与南方有缘。据《释门正统》卷八：

尼总持是达摩见诸史传的唯一的一位女弟子，最早见于《历代法宝记》：

大师云：“唐国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尼总持也。”[15]

《历代法宝记》成书于大历年间，而相关记载参考了《神会语录》的说法，更重要的是采纳了当时流传的禅宗史书《扬楞伽邺都故事》，这部著作至少十卷，慧可的事迹便记录在第十卷中，可见内容是很丰富的。因而尼总持虽不见于僧传，却也是早期禅门公认的达摩弟子。

尼总持何时得法于达摩不详。依照《释门正统》的说法，她入灭于大同元年（535）前，其前又二十年不下山，如此她得法当在天监十四年（515）前。《释门正统》为天台宗的著作，没有必要为禅宗编造历史，而且尼总持之塔当时尚存，理当是有所依据的。后世禅宗史传多将尼总持与道育、慧可放在一起，看来是不可信的，因为尼总持要早于二人，与二人相见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尼总持以诵《法华经》而著称，这表明达摩门下禅风的多样性。《楞伽师资记》中慧可、僧璨、道信等都引用了《法华经》，可见禅宗对此经也是很重视的。尼总持在湖州法华山诵经二十年，死后并有瑞应，感一青莲华从舌根出现，而且肉身不坏，看来达摩门下早有保存真身的传统。

达摩亲传弟子中就有多人在南方传法，并且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道宣指出：“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16]强调达摩“阐导江洛”，与领袖“中原定苑”的僧稠和僧实相对应，表明达摩在江表的影响同样很大，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达摩入灭之后，其主要传人慧可、道育、昙林等都重点在北方传法，这段时间达摩系的中心主要在北方，尤其是以邺都为中心的东魏、高齐境内。然而据《神会语录》，慧可也曾“值周武帝灭佛法，遂隐成舒州岘山”[17]，在安徽皖公山和司空山一带长期隐居。三祖僧璨也追随慧可，于此隐居数十年。

除僧璨外，慧可还有一个重要弟子慧明在南方传法。据《续高僧传》卷三十：

释慧明，不知许人何人。仪貌象胡，故世以“胡明”为目。然其利口奇辩，锋涌难加，摛体风云，铭目时事，吐言惊世，闻皆讽之。后乃听采经论，傍寻书史，捃掇大旨，不存文句。陈文御世，多营斋福，民百风从，其例遂广。众以明骋炫唇吻，机变不思，诸有唱导，莫不推指。明亦自顾才力有余，随闻即举，牵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听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将事北征，观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领军淮浦，与齐对阵。雄气相倾，帝甚忧及。乃于太极殿命龟卜之。试卦腹文，飒然长裂，君臣失色，为不祥也。即请百僧斋，时一会临中，仓猝未测所由。及行香讫，乃陈卜意。明抗声叙致，又述缘曰：“卜征龟破，可谓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锋，岂不一期程捷！”时以为浮饰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岘，与齐大战，俘虏援兵二十余万。军次谯合，吕梁彭越，前无横阵。故下勅云：“今岁出师，薄伐边服。所获梁土，则江淮二百许城，东西五千余里。”然龟腹长文，号千里也，远验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势，为业复隆，偏意宗猷。达悟登白者，其量弘矣。不测其终。[18]

慧明，即是《法冲传》中所提到的“胡明师”，因为仪貌像胡人，故名，曾有《楞伽经疏》五卷，为慧可门人。他住金陵光宅寺，以唱导而著称。他在陈文帝时便到南朝，算是慧可早期门人。他善于辩论，唯存大旨，不求文句，在风格上和慧可很相似。他精通经论，并出疏五卷，学识文采，皆有可观。他以唱导功夫闻名，又能观卦料事，表明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是慧可门人中唯一僧史有传的人物，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达摩一系在南朝代有其人，弘道不绝，这为后来禅宗中心的渐次南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禅宗于四祖、五祖时在湖北大盛，六祖惠能之时更是大行于岭南，并非偶然。后来曹源之水，普润天下，南北朝时南方上代祖师艰苦开创，自有其功。

[1]大正藏，50册，344页中。

[2]《卍新纂续藏经》，第78册，442页中。

[3]《卍新纂续藏经》，第78册，443页中。

[4]大正藏，50册，394页上。

[5]大正藏，50册，399页上。

[6]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4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7]大正藏，50册，550页中。

[8]大正藏，50册，550页下。

[9]大正藏，50册，429页中、下。

[10]大正藏，50册，550页中。

[11]大正藏，50册，394页下。

[12]徐文明：《唐以前的玉泉高僧初探》，《中国禅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徐文明：《唐以前的玉泉高僧初探》，《中国禅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卍新纂续藏经》，第75册，351页中。

[15]大正藏，50册，181页上。

[16]大正藏，50册，596页下。

[17]石峻、楼宇烈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1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大正藏，50册，700页下、701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