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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皮尔斯的此时此地的人的模式（第1页）

第七节皮尔斯的“此时此地”的人的模式

1936年，43岁的精神分析家皮尔斯（1893—1970）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心理分析学年会。皮尔斯十分激动地带着自己撰写的有关精神分析的论文，渴望得到好评并能见到弗洛伊德。但事与愿违，他的论文并没有得到认可，他的新观点不受传统的精神分析学界欢迎，而最大的打击来自弗洛伊德本人。当皮尔斯告诉弗洛伊德自己为了见到他从南非远道而来时，弗洛伊德却答道：“你什么时候回去呢？”皮尔斯感受到羞辱和愤怒。他下决心：“我将向你表明，你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次会见在皮尔斯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前被压抑的对精神分析的怀疑和疑虑清晰地显露出来了。自此，他从一个“平庸的心理分析主义者”（他的自称）变成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和人生哲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下决心摆脱自身以外任何来源的支持，不再依赖他以前曾经使用过的精神的、道德的和智慧的体系。他认为：“我必须对于自己的存在承担一切责任。”这种认识是他的格式塔疗法（Gestalttherapy）的本质。

随后几年间，皮尔斯脱离了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的专业身份，而且也摆脱了由于事业成功而享受的有保姆、佣人、室内网球场、游泳池、溜冰场的奢华生活。正像他所说的：“我已被古板、高雅的公民的一切装饰锁住了：家庭、房屋、佣人、赚比我需要的更多的钱……我只是通过我的恶意和反叛解脱我自己”。他走上了与妻子不同的道路，他成了鲁莽和易激动的人。他沉溺于摄影和游玩，形成了他的理论和疗法。他的基本观点总结在他的“格式塔祈祷文”中。

我干我的事，而你干你的事。

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实践你的愿望，

而你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实践我的愿望。

你是你而我是我，

如果我们意外地彼此发现了，这是美妙的。

如果我们没彼此发现，这也没办法。

在他一生的其他岁月里，从南非到纽约，从迈阿密到加利福尼亚，皮尔斯干了自己的事情。一方面他有成百上千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对那些被他的生活方式激怒的人来说，他则是容易发怒、令人讨厌的老恶棍。格式塔疗法的追随者谢佩尔德在《皮尔斯传》中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动物——不是在卑微的意义上，而是在高尚的意义上来说。他可能是令人不快或稀奇古怪的、粗鲁的或和蔼的，下流的或为人热情的，廉价的或浪费的，然而，他并不为隐藏其中任何一方面而伤脑筋。”

皮尔斯的理论和治疗方法非同寻常地流行，并不只是基于他的外貌和行为，而主要是他的生活在“此时此地”的告诫撞击着许多人敏感的心弦。这是当代许多人对社会旧的价值观念业已崩溃，为自己生活寻找新的中心的反映。

在皮尔斯病危期间，他的忠诚信徒们成群地、焦躁不安地围在医院周围不愿离去，直到六天后他死去。

一、皮尔斯对人格的研究：格式塔疗法

皮尔斯对人格的处理是治疗方式而不是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但任何治疗方式都是以某种人格的理论为基础的。“格式塔”是一个德语词，可译为形式、形状或构造，它含有整体或完满的意思。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我们的知觉是按照有组织的整体或形式进行的。

皮尔斯用格式塔这个词表示人类活动的永恒和普遍的规律，这就是说每个有机体都倾向于整体性和完满。任何妨碍或破坏格式塔的东西对这个有机体都是有害的，并且导致皮尔斯所说的未完成状态。

人的各方面构成一个格式塔，如果它的闭合被阻止，人格的整体就破碎了。为了心理健康，有机体内部的平衡必须得到维护。打乱这种平衡，阻碍格式塔的形式，某种失调就会发生。我们在体验到不平衡的时候，就会被促动去纠正它。

这和弗洛伊德的动机理论完全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是被各种本能驱动的。皮尔斯则认为我们是被未完成状态或不完全的格式塔驱使的。例如，他自己总是萦绕着与弗洛伊德进行新的对抗的欲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内部都有大量的未完成的状态，这可能使我们变得绝望。由于这些不完全的格式塔按照重要等级排列，最紧迫的情境成了我们思想行为的指挥者，它被满足了，下一情境就出现，依此类推。

处理未完成状态靠自我调节和外部调节。皮尔斯认为健康的人靠自我调节，而不是靠外部调节。自我意识能独立引导健康人格的发展和成长。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并承认自己的冲动和渴望。皮尔斯认为，绝大多数人已被其父母或社会告诫，要抑制自己的冲动。然而压抑的冲动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以病态表现出来。比如，受挫的进攻性可能表现为神经性**，受挫的自主需要可以表现为病态的憎恶。受到压抑的人为了代替自然地表达冲动，就把这些冲动投射到他人身上。他们谴责别人所为之事或所成为的样子，正是他们也打算做的事和打算成为的样子。皮尔斯指出，为了达到心理健康，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投射表现了我们内部的情感。“我拥有我指责你的那些需要”。

皮尔斯理论中的人格从另一方面来说是集中注视当前，因为这是唯一的现实。他认为对我们来说，除了此时此地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那些仍生活在过去的人，或者在今天就生活在未来的人都有着不平衡的人格，他们都为那种并不存在的时代而牺牲着现在。

如果我们生活在过去，即拥有追溯的性格，我们会对生活中某时期过分伤感，或责备父母，皮尔斯认为这是灾难性的错误，是我们身上最常具有的未完成状态。我们可能一辈子责备父母，抓住他们对我们的问题所负的责任不放，这时我们把自己看成儿童，而不是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为了完成格式塔，必须离开父母，并认清自己是成年人，要对自己一生负责。

生活在未来中，即拥有预期的性格，对于完美的人性的成长同样是有害的。体验未来只能有未来时期的表象。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期望没有实现的话，就会失望和不快，可能为自己的命运责备他人、责怪环境或坏运气，会把责任迁移到某人某事上，没有自己承担起来。

此时此地是我们具有的唯一的现实，为此我们必须负起责任，使我们完全生活在每一瞬间。

尽管皮尔斯强调我们必须生活在当前，但并没有让我们完全抛弃过去的记忆。过去既包含应当完成的未完成状态，回忆令人愉快的体验，还包含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必须设想未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成长，但不能把未来作为现在来生活。

这就是皮尔斯对人格态度的实质，是把调整内部平衡作为动机的，也就是把完成未完成的状态作为动机。为了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们的冲动和渴望，并在此时此地处理它们。我们应该独立负责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放弃这种责任。

二、人格的发展

皮尔斯关于人格发展的基本原理，是把环境的支持改变为自我支持。

人在诞生以前，完全依赖于子宫环境的支持。新生儿一诞生，便体验到第一个绝境症状。绝境是格式塔疗法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环境的支持已不再适用，自我的支持尚未得到。新生儿面临的绝境是要么死亡，要么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进行呼吸。随着婴儿的成长，对环境支持的要求逐渐减少。他学会了爬、说话和走路，更多地开发了自己的内部资源和潜能。儿童较少依赖环境支持，而来自自我的支持则日益增多，不仅包括生理意义的，而且包括心理的、社会意义上的。摆脱心理、社会意义上的环境支持，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并导致人类存在的“基本冲突”，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和别人要求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冲突。皮尔斯认为所有有机体的目标都是按照自我的本性实现真实的自我。皮尔斯举例说，玫瑰花是像玫瑰花那样而不是像袋鼠那样实现自身……作为人，通过充分实现人的独特潜能来实现我们自己。

皮尔斯认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的期望与个人的志向可能不一致，就会产生冲突。社会用它的代表形态，如父母、教师等，可以阻止自我的、自然的、自发的和充分的现实化，阻止皮尔斯所说的“真正的成长”。它通过棍棒和催眠两个强有力的工具，来影响我们的存在。棍棒通过灾祸预测原理起作用。这种预测指明，如果我们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行动而不是社会希望的那样，灾难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是不愉快的。催眠包含一种宣传或劝导，即号召你相信某种事情。通过棍棒和催眠，我们依靠的是环境的支持，而不是自我的支持。结果压抑了人类潜能的充分表现。

当儿童成长的时候，他们面临两种情况，即被宠坏或者取消了挫折。父母不是让儿童自己去寻求答案，而是回答儿童的一切问题，这就把儿童宠坏。皮尔斯认为挫折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挫折也就没有发展能力的依据。当儿童被宠坏或没有体验到足够挫折的时候，就是傲慢的。这些儿童不是把他们独特的潜能用到成长和发展中去，而是用在控制环境上，尤其是用于控制父母。当儿童学会了有效的操纵手段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性格。例如，他们可能通过哭叫和发脾气操纵父母、求助于父母、奉承父母以期得到父母的回报，或装出软弱无能以求父母的帮助。当我们经常需要来自他人的赞扬、慈爱或鼓励的时候，他人就成了我们的主人，也就不受自我的控制了。我们经常关注着给予某人的印象，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变得比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了。当人不能自发地、自然而然地行动时，为了得到环境的支持，必须戴上假面具扮演一个角色操纵环境，这是神经症和不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