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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个体与健康的团体（第1页）

健康的个体与健康的团体

如果说，越没有归属感，越没有自我认同，越感觉到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就越容易被操控的话；如果说，青春年少也是最容易被裹挟被利用的年龄，那么我们必须思考，作为个人，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被卷入非理性的“浪潮”，才能不成为极权主义作恶的帮凶。

一位同学研究了“浪潮”中不同的人物，她发现，同样的环境，每个人身上不同的特质导致了不同的选择。卡罗在整个活动以及生活里都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人，尽管最开始她同意了文格尔的观点和措施，但当她发现不对劲的苗头时，勇敢地站出来进行了阻止，说明她是一个自信、能动性很强的人。“我想在生活中保持着判断力和选择力是很重要的，万一我们不幸判断错了，也至少要有马科尔那样的觉悟，发现不对劲马上停下来，至少给自己一个反思的空隙，不要被社会压力冲昏头脑，不然就可能像蒂姆那样被‘燃成灰烬’。”

赵婧同学则认为，只有当个体感知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才能够产生出自由的思想，找出自己的人生方向。否则，所有的力量都会被用来寻找社会依附，迷茫慌张。

我觉得他们说到了点子上，也说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痛处：当我们不能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当我们不能给孩子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机会，当我们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当我们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孩子，将孩子的脑袋当作知识的存储罐而不是思考的发动机时，自尊与自信便难以生长，独立思考的能力也难以提升，“迷茫慌张”，“寻找依附”，便会长久地徘徊不去。

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在学校教育中，父母、老师这些“重要他人”，能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帮助孩子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认同，才会让一个人减少去寻找“替代品”的可能。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如果只是努力发展自我，是否会变得极端孤立和自私，就像亚隆对过度“凸显”者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警觉在群体中被操纵时，也要看到，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类以血缘、地缘、业缘、趣缘、志缘，组成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在满足自身不同需要的同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群体，提供了比个体更大的力量，也为个体提供了心理上的归属，它并不必然走向恶。

但是，什么样的群体会演变成“浪潮”，让人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宰制，使好人也变成恶魔？什么样的群体，既满足了人们归属的需要，又能让个体在其中发挥潜能，从而给社会做出积极的创造性的贡献？

思来想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排斥异见”。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群体本身就有或清晰或模糊的边界，但在一个利益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学会对话与共存，而不是对立和对抗，在“共和”中获得“双赢”与“多赢”，是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在群体内部，不同意见的对话、交流，也是保持群体活力和创造性的有效方法。歌路营举办的“公益青年领袖成长营”，虽然主张大家穿统一的“营服”，虽然也有LOGO设计之类的团队建设活动，但是它与“浪潮”根本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在讨论中，学生们还进一步提到，在一个群体中，形成分权、监督、制衡的机制，求同存异才会成为可能，“共和”的局面才能出现。

然而对话与共存并不是人类习惯的方式，前现代社会用暴力解决冲突的模式，已经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人们更习惯如津巴多所说的：“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别人’、‘异类’。”[19]既然是“异类”，就可以党同伐异，如电影中，文格尔对穿红衣的卡罗刻意冷淡，让学生把马尔科当作“叛徒”揪斗。将与己不同之人视为“他们”，视为“异类”，还可以将其非人化[20]从而进行清除、消灭，无论是纳粹将犹太人视为“蟑螂”，还是“**”中被批判的“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都是这样。

所以，当一个群体用排除异见来保持“纯粹”时，恐怕就要警惕了，特别是某些人有意制造情境压力场的时候。

那么，当一个群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如何抵抗？津巴多认为，关键在于三个方面能力的发展：自我觉察力（self-awareness）、情境敏感度（situatioy）和街头智慧（streetsmarts）[21]。津巴多还列出了既能“抗拒有害社会影响力”，同时可以促进“个人的弹性和公民的德行”的十个步骤。有意思的是，津巴多是用十句自我对话来概括十个步骤的。自我对话，正是自我觉察和自我决定的重要的工具。

这十个步骤和十句话是[22]：

步骤一：“我犯错了！”

步骤二：“我会很警觉。”

步骤三：“我会负责任。”

步骤四：“我会坚持自己的独特性。”

步骤五：“我会尊重公正的权威人士，反抗不义者。”

步骤六：“我希望被群体接受，但也珍视我的独特性。”

步骤七：“我会对架构化信息维持警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