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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普拉西多多明戈（第1页）

对话普拉西多·多明戈

舞台上的多明戈往往是一种英雄形象，这不光跟他演绎的角色有关，同时也跟他的体型有关。要知道，意大利男高音曾以短小敦实著称，甚至有专家研究，矮脖子才能发出雄壮的声音。多明戈刚出道时，有一次去应征一个角色，主考官见到他，心想：这青年唱得有他长得一半好，我就启用他。没想到，多明戈唱得比长得还要精神。按照1950年至1972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鲁道夫·冰的说法，“这孩子若不红，天理难容啊”。

更难得的是，这“孩子”人缘特别好，凡是跟他打过交道的，都赞不绝口。在“大明星大脾气”的歌剧界，这样的“德艺双馨”着实罕见。

我第一次现场聆听多明戈的演唱（“三大”演唱会就不算了），是1994年旧金山歌剧院上演的马斯奈的《埃罗迪亚德》，即莎乐美的故事。多明戈扮演施洗者约翰，一上场，熟谙看戏规矩的观众也忍不住变成了粉丝，掌声雷动压过了台上的歌声。我最后一次看他的足本歌剧（本文写作于多明戈来华演《纳布科》之前），是谭盾的《秦始皇》，这个角色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基本在中音区，但多明戈的表演即便没有演唱难度，依然魅力四射。曾有美国评论家说，多明戈主演的歌剧直播，关上音频，依然是一出好戏。

2012年6月7日下午，我走进国家大剧院资料室。透过忙碌布置灯光录音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在唱片架前。他有些驼背，有点颤巍巍，脚步也不矫健，跟我心目中的多明戈相去甚远。他已经71岁了，依然活跃在歌剧舞台上。当他坐下回答我的问题时，那个我熟悉的多明戈又回来了。

虽然只有半个小时，我们的话题从多明戈歌剧声乐比赛（Operalia），到京剧和中国民族音乐，从歌剧危机到歌剧普及，从音像资料的价值到他心仪但仍未演绎的角色。末了，他起身说，这次采访“真的很不错”，并索取采访的录像。我答道：“那是因为，我是您的粉丝。”

周黎明（以下简称“周”）：感谢多明戈大师拨冗跟我们交谈。我们知道，您曾多次来中国。在中国举办第20届多明戈歌剧声乐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这对国家大剧院会有怎样的影响？

多明戈（以下简称“多”）：这是比赛的第20届，一个非常美好的纪念。在歌剧界、在中国歌剧界、在这个雄伟表演中心里上演歌剧，一切发展多快呀！来中国办歌剧大赛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这一切，因为中国出了众多优秀的歌唱家，我们比赛中有三个获胜者来自中国（注：和慧、廖昌永、孙秀苇，加上杨光，应该是四个）。我们来这儿是正确的抉择。比赛至今非常顺利，今天是半决赛，人才济济。我很高兴这些人才有四位来自中国，他们进入了半决赛（注：最终结果，中国女高音于冠群获女子组二等奖，中国男中音王云鹏获得男子组二等奖）。

周：才华横溢的年轻歌手很多，这个比赛也的确发掘了人才。但您觉得他们还欠缺什么？这些年轻歌手共同的不足是什么？

多：这个比赛的目的当然是寻找人才，加快他们的事业进程。我们的评委多数是歌剧院的总监，他们在歌手事业起步时便关注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打好事业基础。过去20年里，许多获奖者歌唱事业非常成功。这一批年轻人我初次接触，我将指挥决赛。从明天起，我不仅听他们唱，还跟他们合作，有乐队彩排、钢琴彩排。我们的交往从此开始，我跟以前一些获奖者也长期合作，他们有些人跟我同台演出。第一届的得奖者尼娜·施泰姆（NinaStemme）跟我一起录制了足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我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当我在以色列工作时，经常跟年轻人一起，我们自己也年轻，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创立一个歌唱比赛，后来的多明戈比赛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在洛杉矶、华盛顿、西班牙的瓦伦西亚都有年轻艺术家培养计划，这些是歌剧的延续。歌剧是如此丰富，如此不同寻常，它永远不会消亡。即便现在歌剧遭遇种种危机，但我们有人才，有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品会世代相传，这些歌手无时无地不在成长，这对于歌剧是一大幸事。

周：大家都知道您很乐意帮助年轻歌手，不仅仅是这个比赛的获胜者和参与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您自己刚起步时，有没有人帮助过您？

多：那时我没有得到太多帮助。我妻子和我那时在墨西哥，我们结婚后去了以色列国家歌剧院，演了很多戏。我们拼命工作，但缺乏全球性的曝光。那时我想，有一天能有一个歌剧比赛，让年轻人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们都是年轻人，来自世界各地，在一个歌剧院，唱得很用心，但曝光不足。我们的观众非常热情，我们的批评家也很犀利，但是我们的歌剧院不像米兰、纽约、维也纳那样国际知名，我们仿佛被冷藏了，但每天依然在进步。这是我办这个比赛的起因。

周：您来中国很多次，《弄臣》中的男中音角色您是在中国首唱的。您觉得，中国将是下一个歌剧大市场吗？中国会成为歌剧人才发源地吗？

多：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里将涌现大量人才，中国歌唱家的声音非常有魅力，而且短短几年，中国推出了那么多不同的歌剧。我昨天跟陈平院长交谈，国家大剧院每年有90万人次的观众，而且还做了很多面向青少年的普及工作。我们谈到音乐教育对于孩子们的重要性，等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便懂得如何欣赏歌剧、欣赏古典音乐，这一切都在不期中做到。古典音乐和歌剧就会像流行音乐那样，变成他们的本能。因为你们在做这些普及教育工作，在学校，在其他地方，所以这一切都变得可能。

周：我注意到，您开演唱会总会加几首西班牙民族歌剧（zarzuela）的曲子。对中国的年轻歌手来说，应该如何结合中国传统的音乐以及西洋歌剧的风格？

多：我一开始在多明戈大赛中设立西班牙民族歌剧的奖项，是为了纪念我的父母，他们是唱这种曲目的。如今，参加大赛的40名选手中，一半会选择西班牙民族歌剧，这个曲目越来越流行，我也很开心、很自豪。现在赢这个奖的，不仅有西班牙语国家的选手，还有中国的、韩国的、南非的，他们不懂这种语言和曲风，但他们照样能赢，这对于西班牙民族歌剧至关重要。

周：中国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先生曾参与过您的西班牙民族歌剧曲目的录音。

多：是的。我们一起合作过。歌手必须掌握不同的语言，如果一部中国歌剧写得很好，我们就得学会用中文来唱。只要作品好，我们就有义务学。

周：国家大剧院推出了多部原创的中国歌剧。

多：我听说了，这是很好的事儿。

周：您觉得，一个非中国人、一个西方人，有没有可能学会唱跟西洋歌剧很不相同的音乐，比如中国京剧？

多：京剧确实不一样。如果只是一般的古典歌剧，跟西洋古典歌剧类似的风格，即便是中文的，照样可以唱。京剧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它的技巧很难。但不是不可能。这跟体育相似：比如相扑是日本的传统项目，以前全是日本人参与，现在越来越多的相扑运动员和冠军不是日本人。音乐也是如此。当然，京剧非常难学，需要特殊的技巧，但可以学。

周：您看过京剧吧，比如录像片段？

多：我看过京剧，风格多样，眼花缭乱，有折子戏，有历史题材的，有些很戏剧化，有些则很轻松幽默。其中有些人的嗓子非常特别。

周：您觉得京剧可以称为“opera”吗？还是应该像日本歌舞伎（kabuki）那样在英语中保留原来的说法？中国有人提出，京剧跟意大利歌剧太不一样，不应该翻译成“opera”。

多：有些音乐剧也被称作“opera”，比如安德鲁·洛伊德·韦伯的《歌剧魅影》，还有《悲惨世界》，以及勋伯格的作品，因为它们没有对白，全是唱段，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可以称作“opera”。

周：您在谭盾的歌剧《秦始皇》中扮演秦始皇。那是一个历史人物，很多中国民众认为他是暴君，但您的塑造多了一层人性的东西。

多：谭盾是一个天才作曲家，你们应该引以为豪。他写了一部很美的歌剧，他把秦始皇这个角色写得很正面。这个人物很有力度，至今仍有人对他推崇备至。秦始皇那个年代有点像亨德尔歌剧《帖木儿》，你不杀人，人家就杀你。我们不能以今日标准来衡量当时的行为。那是求生存的年代，文明是通过成百上千年才发展起来的。即便今日，世界上仍然有野蛮的事情发生。秦始皇作为皇帝，做了很多事，他给世界呈现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周插话：他统一了中国）。但关于他也有很大的谜，比如他的墓，有疑惑也有敬重。谭盾写了历史，还有爱情主题，对他女儿的爱，戏里有皇帝威严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我演这个角色非常过瘾。

周：您唱过的歌剧角色之多，可能居所有歌剧演唱者之冠。还有哪些角色是您想唱，但还没唱的？

多：正常曲目之内的我都唱过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我都会去做。或许我错过了少数几个角色，比如特里斯坦，我只是灌录了唱片，没有在舞台上唱。特里斯坦需要一种特殊的声音，我能唱得了，但会缩短我的艺术寿命。这个角色难度非常高，会对歌手带来危险，所以我决定不在舞台上唱，仅录音。

周：那么齐格弗里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