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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影视艺术人物叙事鉴赏（第1页）

第一节影视艺术人物叙事鉴赏

人物是影视艺术不可缺少的艺术元素，诚如华莱士·马丁所言：“在其描述人物概念的方法中，分析性与综合性的叙事理论之间的差别变得十分清楚。在上一个世纪（19世纪——本书作者注），绝大部分论述小说的教科书和专题论文一直是按情节、人物、背景和视点这样一个系列来讨论小说的。这样它们就暗示着，这些就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就像引擎、底盘、车轮是汽车的组成部分一样。”[3]

影视艺术人物就是这样活跃在影视艺术作品中，存活在无数鉴赏者的心灵深处，因此，当成千上万的观众坐在银幕前和荧屏前的时候，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是人——影视艺术人物，正是这些与他们同样具有感情和思想的人，展示出了他们不曾体验过的人生境界。于是，他们从影视艺术人物身上最大限度地获得了人生的价值和营养，他们在影视艺术作品中从此不再仅仅获得艺术形式美，而且还获得了艺术内涵美，他们在影视艺术人物形象身上从此发现了一种人格美，正是这种美，将影视艺术鉴赏者带入了审美鉴赏的巅峰——人类美好人格的自由显现和体验当中。因此，影视艺术人物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将影视艺术里“可见的人物”变成了“可见的思想”，又将“可见的思想”变成被鉴赏者“可理解的思想”，正如贝拉·巴拉兹所言，它将“视觉的文化变成了概念的文化”。[4]

然而，影视艺术人物到底又是怎样在影视艺术中叙事并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呢？从研究的眼光看，应当认为，以下几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1。影视艺术人物叙事的“中心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总而言之，“美是生活”。[5]影视艺术就是反映生活的，而生活的主体又是谁呢？当然是人物，人物是生活中心，所以，影视艺术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事。正由于此，伍尔芙说：“我看所有的小说都是写人物的”“伟大的作家都是使我们通过某人物去看他所要我们看到的事物”，难怪他在他的《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一文中引用了班奈特先生的一段很有意味的话：“好小说的基础不是别的，就是人物的创造……风格、布局、新颖的观点都很重要，但是比起人物的栩栩如生，它们就微不足道了。如果人物是活的，小说就有希望，反之，小说就注定被人遗忘。”[6]

的确，好的小说总是以刻画人物为主，总是以人物叙事为中心。影视艺术与小说艺术一样，也强调“人物”这个中心，也注重“人物叙事”这个中心话语。无论影视艺术情节是多么复杂，故事是多么千奇百怪，它总要从人物开始，在人物的命运归宿中结束，人物就成了衍进影视艺术主题的主要载体。正由于此，托马舍夫斯基才指出：“人物是一条导线，它使清理母题乱团成为可能，并允许它们被归纳和整理。”[7]影视艺术鉴赏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人物”这个中心，解开了影视艺术故事这张网，从此，千头万绪的影视艺术叙事线索，千变万化的影视艺术叙事手法，千言万语的影视艺术话语，只因有了影视艺术人物这个“中心”，而变得简单明了，影视艺术鉴赏也因此而有了可以参照的坐标。

一般情况下，影视艺术人物叙事通过这样几个方面发挥其“中心话语”的叙事作用：一是通过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反映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主题；二是通过人与社会发生关系，反映作为“孤独个体”的人，是如何显示其“类的存在物”的生存价值的；三是通过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揭示人与人相处过程中所产生的恩怨爱恨情结；四是通过人与自我内心冲突及协调关系，显示人类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理性精神。从这四点不难看出，影视艺术人物正是沿这四方面进行线性或非线性叙事的，这四个方向也就构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主体叙事结构框架，对影视艺术叙事产生影响，而人物正是辐射这四个叙事方向的叙事源或叫叙事中心。

人物叙事“中心说”示意图

还应该注意到，围绕人物中心所进行的“主体辐射叙事结构框架”，还产生了一种围绕人物中心所进行的“环形叙事结构框架”，这个结构框架就是由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再回到自然的多重结构关系组合。它们的多重结构关系组合叙事，增添了影视艺术叙事的复杂和神秘色彩，从而显示出“人物”这个“叙事中心”的存在价值。

不难发现，人物叙事的确是影视艺术叙事的中心，它所产生的中心话语叙事结构，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它还左右着影视艺术观众的鉴赏方向和审美效果。由此可见，人物叙事也是影视艺术鉴赏的中心。

2。影视艺术人物叙事的“三原则说”

说到人物这个叙事中心，丹纳曾说，“可以说‘一切艺术都决定于中心人物’，因为一切艺术只不过竭力要表现他或讨好他”。“艺术家的全部工作可以用两句话包括：或者表现中心人物，或者诉诸表现中心人物。”[8]可见，在众多的人物叙事中心话语中，“中心人物”的叙事作用巨大。

然而，中心人物叙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丹纳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总的形势”，即“人类非顺从不可的各种形势的总和”。正是“这个形势引起人的相应的‘需要’，特殊的‘才能’，特殊的‘感情’”“这一组感情、需要、才能，倘若全部表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得很光彩的话，就构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成为同时代人的钦佩与同情的典型。”

他承认，一切艺术叙事中，“首先是总的形势；其次是总的形势产生特殊倾向与特殊才能；再次是这些倾向与才能占了优势以后造成一个中心人物；最后是声音、形式、色彩或语言，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者旨定中心人物的倾向与才能：这是一个体系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带出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带出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带出第四阶段；一个阶段略有变化，就引起了以下各阶段相应的变化，同时表明以前的阶段也有相应的变化，所以我们单凭推理就能向后追溯或向前判断。据我判断，这个公式能包括一切，毫无遗漏。假定在各个阶段之间，再插进改变后果的次要原因；假定为了解释一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在考察环境之外再考察种族；假定为了解释一个时代的艺术品，除了当时的中心倾向以外，再研究那一门艺术进化的特殊阶段和每个艺术家的特殊情感；那么不但人类幻想的重大变化和一般的形式可以从我们的规律中找出来源，并且各个民族流派的区别，各种风格的不断的变迁，直到每个大师的作品的特色，都能找出本源。”[9]

丹纳明确指出了中心人物产生的四个阶段过程，而且，还直接点明了产生并引起中心人物——这个“叙事中心”的前提条件，即环境、种族和时代。人们把丹纳的这个观点称做中心人物及其叙事产生和进行的“三原则说”。

按照丹纳的“三原则说”，人物产生及其叙事有三条定律：第一，“就是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符，不论什么时代，艺术品都是按照这条规律产生的”。第二，要认识产生作品的环境，“先考察产生作品的种族”，种族体现了“民族和永久的本能”，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可能改变这个“本能”。第三，“‘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我以前曾经向你们揭出这规律，现在要加以证明”。[10]为此，丹纳还以古希腊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罗马哥特式建筑艺术、意大利绘画艺术等艺术形式及其典型作品作了论证。应当说，丹纳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一切门类的艺术作品，它的人物产生及其人物的艺术叙事，都摆脱不了环境、种族和时代三条定律的规范，不同环境产生不同的艺术作品，不同种族有着其不同的艺术特点，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艺术典型。

影视艺术也无法超越人物产生及其叙事的“三原则说”。不同的现实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影视艺术家及其代表作，也造就了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及其叙事话语；不同的种族所属造就了不同民族的影视艺术家及其民族优秀作品，也造就了颇具民族特色的影视艺术人物形象及其人物叙事方式；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各自时代的影视艺术家及其经典作品，也造就了不同时代的典型影视艺术人物形象和经典影视艺术叙事范例。这三者影响着影视艺术人物叙事的方向、维度和审美价值，决定了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地位和分量。影视艺术人物是一定环境、一定种族和一定时代的人物，影视艺术作品是由一定环境、一定种族和一定时代的艺术人物进行叙事的作品，它向人们讲述了那一个环境、那一个种族和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艺术追求，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在众多的人物叙事影视艺术作品群落中，无疑，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命运的片子最引人注目。环境是饱受德国纳粹仇视和屠杀的犹太人街区、集中营；人物种族为犹太人；时代是令人难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在这短短的十年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经历了种种人们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所遭受的摧残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残忍和罕见的。当一队又一队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赤身**走向令人发指的毒气室、炼尸炉时，人们都在为他们不幸的命运而抽泣，都在为人类社会道德的灭绝而颤栗，都在为人性的堕落和正义的软弱而悲哀。于是，随着《辛德勒名单》和《战争与回忆》等一系列影视艺术作品的诞生，随着这些作品中一个又一个中心人物叙事的展开，人们经历了一场血和泪的洗礼。这些作品中的叙事人物以其鲜明的环境色彩、种族特点和时代气息，给观众的艺术鉴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印象，使观众明白，那些影视艺术主人公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作为生命个体——他们与他们的民族经历了一场什么样的灾难。苦难使影视艺术人物伤心，使影视艺术人物在叙事时伤心，伤心既是影视艺术人物所在环境、种族和时代的特征，那么，人们在他们的叙事中，当然看到的只能是伤心。

3。影视艺术人物叙事的“典型说”

1888年4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么典型了。”[11]这是恩格斯在批评小说《城市姑娘》没有把握住工人阶级的进步特征，而是过多地强调工人阶级的消极方面时有感而发的。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倾向小说”概念，根据他在这封信中的观点，人们明显感受到，小说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它所塑造的人物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更不是一般环境和一般时代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代的艺术形象代表，这些人物形象必须是典型的，是典型环境、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当然，也是主人公所代表民族在那个时代环境中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