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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戏剧流变论（第1页）

三戏剧流变论

戏剧的史前阶段——一条道路的六个转弯

汉森

■导读

布莱恩·汉森（BrianHansen），美国当代戏剧理论家。他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明尼苏达获得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戏剧与舞蹈专业。退休之后，出于对戏剧的热爱，他又回到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担任兼职教师。他的著作有《戏剧，艺术的原动力》（Theatre，theDynamicsoftheArt），《揣度戏剧作品传递的信息》（MeasuringtheMessageDeliveredbyaDramaticProdu）等。本书选入他的一篇论文《戏剧的史前阶段》（ThePrehistoryofTheatre）。这篇文章曾被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布雷特·库克（BrettCooke）和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er）所编写的论文集《生物诗学：艺术的进化论阐释》（Biopoetics：Evolutioios）一书当中。

在《戏剧的史前阶段》一文里，布莱恩无疑为我们审视戏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布莱恩认为，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戏剧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发展状况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例如，在他曾任教的新墨西哥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要用整整三个学期来学习自古希腊以来的戏剧历史，而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人类上千年与戏剧有关的活动“用一两节课就能讲完”。但是，恰恰是在那一“无法想象的漫长时期”里，戏剧的真实特性才得以展现出来，其功能也逐步得以完善。我们要从宏观上把握戏剧的本质，预测它的发展前景，便不能绕开这一时期。

由于戏剧活动如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并且，由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活动鲜有文字记录可供求证，所以作者并没有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展开讨论，而是借助于生物社会学理论，提出了在这一时期六个影响戏剧发展进程的基本范畴。即人的心智能力、宗教与戏剧的关系、戏剧的功能问题、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以及当代戏剧与原始社会戏剧的可比性。他把它们称之为一条道路上的“挑战”和“转折”。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范畴在时间上并非相继的关系，而是从不同角度构成了作者讨论戏剧起源的理论框架。

统领全文的一对关键词是“表演”和”“表演共识”。它们是人类众多交流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构成了戏剧活动的基础。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需要达成表演和表演共识的两大心智要素——精神敏锐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位居第二。在第二部分当中，作者进一步强调了表演及表演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正因如此，戏剧的出现并不像是火药、蒸汽动力的发明创造那样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是更接近于语言、烹调和农业的产生。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戏剧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讨。作者显然并不认同戏剧来源于宗教这一流行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是宗教利用了表演这一活动来表达自身，就像它同样会利用语言、音乐、舞蹈和其他活动一样。表演和简单二元的表演共识在宗教仪式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在第四部分，作者在更大程度上借助于生物社会学理论解释了表演活动存在的合理性。他从两点出发，提出戏剧可以满足人们获取生存经验的动物性本能。一方面，戏剧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达到“移情”的效果；另一方面，它通过强调其固有的“伪装”行为让观众自己去辨别真假，从而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下做出抉择，这与家长故意戏弄孩子的情况有几分相似。第五部分探讨了表演和表演共识怎样一步步由人类的普遍交流活动发展为戏剧艺术。作者提出，戏剧和人们的吃饭、穿衣一样，经历了阶梯式的发展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当中的不同阶段有着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差异，但戏剧的根本功能是不变的。这就像人们在今天的餐饮当中追求审美情趣，但饮食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摄取营养，以维持生存。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戏剧与两栖动物进化为哺乳动物的情况并没有可比性，因为“戏剧最初、最原始的元素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表演和表演共识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转而讨论远古时代的戏剧与当今戏剧的可比性。他引证指出，尽管1万5千多年以来地球经历沧桑巨变，但人类的身体和大脑却没有什么变化。戏剧艺术一直以来都以其自身的特性帮助我们平衡着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电影和电视大行其道，戏剧逐渐式微的现实环境下，我们更加有必要去了解戏剧，追溯它的发展起源，因为“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一种艺术的发展史，才能断定它是否已经被取代。”

我们在布莱恩的描述中和远古时代的人类以及其他生物进行了一次对话，从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角度和人类学角度对戏剧进行了彻底的考察。那么，戏剧是否会如同那些消失的物种那样，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走向消亡？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布莱恩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表演”与“表演共识”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交流活动，只要人类当中仍然存在着表现自我的本能，以及人们对于表演活动的普遍欣赏和认同，戏剧便能一直保持它的生命力。并且，戏剧带给现场观众的那种“感同身受”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就曾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幕布落下之后，戏剧给我们留下的愉悦，比起看完一部好影片获得的满足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更令人振奋、更高雅的东西。也许，还应该说，更有道德的教益……”[1]还有一点，假如真如尼古拉斯·汉弗莱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艺术是扩大人类认知能力的好方法，那么戏剧作为一种艺术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们获取生存经验，它的重要性在以后还将不断地发挥出来。任何关于戏剧将要消亡的论断在这种前提下仿佛都显得过于武断。

延伸阅读文献

&dFrederier，eds。Biopoetics：Evolutioios，Lexington：ICUS，1999。

2。RobertStorey，MimesisandtheHumanAnimal：OidationsofLiteraryRepreseoernUP，1996．

■经典文献

戏剧的史前阶段

——一条道路的六条转弯

我已经在众多学院、大学教了近三十年的戏剧史，但我仍将把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讲下去。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落入了传统布下的陷阱。这个传统仿佛要求戏剧史的课程应在最长的历史阶段花费最少的课时。例如，在新墨西哥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要用三个学期来学习戏剧史，但实际课时与历史跨度的比例却耐人寻味：学习大概两千多年约定俗成的戏剧史需要第一学期的14周时间；第二学期学习接下来250年的历史；而最近的一百年占据了第三学期的14周时间。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以前，人类上千年的戏剧活动用一两节课就能讲完。而我，却正是对漫长的史前阶段最感兴趣，因为戏剧的真实特性和功用正是在这一无法想象的漫长时期得到了揭示，以及完善。

或许对于古代戏剧历史状况的不够重视是由名称引起的：戏剧“史”暗示着我们关注的是有文字记录可考的戏剧传统。但我所认识和尊敬的大部分教师更倾向于把这一传统放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文化（例如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当中去考察，而且，他们关注完全没有载于史料的历史碎片（例如意大利南部的守卫者滑稽戏）。或许，我们没有花费足够时间去关注史前戏剧是因为它貌似对于我们最热爱的西方高雅艺术并没有直接影响。这种看法或许不无道理，忽视史前戏剧的最好解释是习惯与无知。一直以来，戏剧史的课程都始于古希腊，因为惯性，我们简单地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是，一直到近年来我们都没有一个用来探究古代戏剧的理论框架，而这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当这一难题被攻克，首要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我们一开始就面临着仿佛是一团乱麻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以前，有没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戏剧的活动？如果有，它是怎样产生的？它在何时产生？最重要的是，它何以为此？

生物社会学理论会给我们带来部分启发，但也有问题存在—虽然我更愿意将它们看做是挑战或转折——在这个时候，人们必须要做出定夺。我已经花了些力气把它们一一指出，因为每一个读者都理应明白，此时会有概念上的选择。在多数情况下，因为有生物社会学帮助我们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飞跃不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然而，确凿证据的缺乏依然是个难题。我们发现，戏剧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正如所有的人类关系一样，转瞬即逝。但是，没有人仅仅因为偶尔的证据不足，就怀疑原始人类缺乏友谊、爱情、或者对世界的主导。并且，复杂的戏剧活动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包括面具、剧本、戏服、化妆品和其他人工装饰品、道具、雕像，以及简陋的表演场所。这些东西如同人类自身一样，都会受到时光的**。因此，我们如果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提出过高要求，而没有像这样要求其他人类活动，是不公平的。

第一个挑战：心智能力

首先有必要确认的是，表演（e）和接下来的表演共识（performa）是当今所有人类交流活动中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也要相信，生活在2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也会从事表演。有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脑力活动在史前文化中是不可能的呢？本文远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它确实很重要。如果史前人类的智力水平过于低级，以至于不能促成我们所寻求的飞跃，那么这个问题便不言自明了。

要达成表演共识，需要怎样的智力水平？至少，参与者要能够辨别、记住两个概念：“自我（self）”与“非我（not-self）”。表演者和观众必须都意识到，前者的行为虽与当下不相称，却指向了另一场合。并且，观众必须清楚，表演者是有意而为之。因此，在表演者各种混杂的信号当中得有一个暗示着：“我只是在伪装”。如果没有这种信号，情况至少会令人沮丧，甚至变得危险。大多数动物都对其同类的反常行为有敏锐的警觉性。假如它们发现同类行为异常，便计划着采取行动来对付它。轻则排挤异类，重则将其杀死。其实在生物学上，这种行为有着深刻的依据：对动物群体来说，任何个体做出与其周围环境不相称的动作，在短期内都将是潜在的威胁。从长远来看，这个动物更有可能成为整个物种基因上的祸害，因此，它当然会被孤立。或许这种生物倾向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面对精神失常者时，会感到极度不悦。人们说，疯癫的人使他们毛骨悚然。（此类表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绪的生物学起源，“毛骨悚然”是由于背部、颈部上已退化的肌肉受到了刺激。在我们祖先身上，这些肌肉会在任何受到惊吓或激怒时让那时候更长的毛发竖起来，从而扩大自身轮廓，在敌人面前显得更加庞大）

假扮其他角色需要非常复杂的大脑机制，两岁以上的儿童便能初步做到这一点[2]。然而，这种活动的复杂性会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递增。到了7岁，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儿童都可以和至少一个伙伴共同创造出想象中的世界，在那里，住着一群拥有超凡能力的神话人物。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思路转变为通过回溯人类的神经系统发展过程，从而找到历史上的某一特殊的时间段，在这一阶段，专家们会认可一个成人的智力水平能达到当今一个心智健全的七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多数专家认为这要早于一百万年以前。

因为现代人类的心智能力与语言息息相关，人类大脑进化的问题同时又与颇有争议的语言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语言相对出现较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认为，语言赋予了克罗马农人强大的优势，以至于仅仅凭借这一点，他们就在1万5千年前至1万7千年前取代了其沉默的祖先——尼安得特尔人。然而，也有一些模糊的证据表明，语言可能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便有所发展了。例如，研究发现，生活在190万年以前的奥杜瓦伊人使用左手和右手的概率与现代人是相同的。既然人的手脚使用偏侧性与大脑分工（即脑部偏侧性）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还有什么任务是与不同脑叶相联系的。语言，便是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大脑出现分工的结果。在如此早期的原始人当中发现脑部偏侧性，暗示了语言的存在。（与我们血缘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几乎没有“偏侧性”，但是，它们却拥有简单语言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对黑猩猩的实验表明，它们不能开口说话是由于缺乏必不可少的喉部结构，而非智力不够。黑猩猩在学习美式手语或者身体语言时，表现得相当出色）

语言是否必需这个问题，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扑朔迷离。首先，语言在假想游戏当中并不必要。许多动物仿佛都能简单地进行此类活动。幼狮、老虎、家猫可以不停假装着互相追逐、打斗。为了扩大游戏范围，它们也接受其他动物的伪装。它们的父母一边打瞌睡一边观战，知道这仅仅是游戏，很少介入——除了少数情况。黑猩猩则不分年龄地进行着更加复杂的假想游戏。它们会采取策略诱导其他参与者共同完成。实际上，为了防止危险和混乱发生，黑猩猩会露出“戏剧面孔（playface）”，表示即使是其最危险的行为也不过是“玩笑”。

因此，我们发现，实际上要达成表演共识，首先需要一定的精神敏锐度，其次才是语言。唯一可能的是，想象的能力，以及在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流中组合、重组象征物的能力，在表达流利语言所需的器官产生之前就产生了。否则，我们独特的声带，灵活的舌头，以及用来发声的谐振腔在进化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几乎为零，或者微乎其微。

人们一定记得，仅仅一个世纪以前语言学家还在讨论语言是否在距今几万年前形成的。有些人进一步指出，法国南部一些洞穴里绘画出于一个没有语言能力的族群之手。今天，这样的假设看起来很荒谬。因为，大量证据显示，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最特殊的战略——精细、复杂的语言，在那之前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早了多久？尼安得特尔人有语言能力吗？非洲能人呢？

在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类历史早期，富有表达意味的扮演可能已经出现了，并且，它很快被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所吸纳。

第二个挑战：戏剧的传播与独立发展

用表演共识来定义戏剧，包含了许多暗示，但没有一个比以下的这个暗示更为重要：既然表演共识仿佛在人类当中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必须确定它是源自传播普及还是独立创造。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相信，戏剧活动在任何发展中的社会里都会适时地出现，正如火药和蒸汽动力的使用一样。所以，戏剧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和公元9世纪的中国得到发展，正是这两国文明之伟大的一个表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标志着希腊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准备进入“黄金时期”的一个基准。当然，这两个文明在时空上的差距也证明了第二个观点：戏剧的独立性。这表明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能够在两种独立的文化当中自然形成。当然，前提是有适当的文化土壤。

然而，要是不论其所在的文明发展程度如何，某一艺术形式的必要元素总能在这个文明当中找到，那么，以上的假设就受到了挑战，正如表演共识中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在表演共识里占据核心地位，被我们称之为“表演”的人类交流方式，是人类诸多交流方式当中的一种。只有当这种常见的活动选择得到支持和鼓励，它才会迎合文化上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处理的就不是一种独创的艺术了，而是一种普遍的沟通能力的传播和发展。鉴于此，戏剧的起源与火药、蒸汽动力的发明没有什么可比性，而是更接近于语言、烹饪以及农业的产生。

表演共识是人们永恒的活动选择吗？在史前时期，它是人们的选择之一吗？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定论。首先，要宣布表演共识在某些人类文明当中不存在，一个人必须熟知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明。即使这样，如果仅是在有限的文明当中没有发现表演共识，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说，表演活动的缺乏是由于人类天性受到强烈压抑所导致的反常现象，关于一些扮演活动在史前文化中存在的资料会更有意义。遗憾的是，这种活动并不能留下什么可靠证据。我们不得不在人们可能拥有的能力当中讨论这个问题。

最近的《国家地理》特别节目记录了非洲中部的一个小部落，我们看看这个就已足够。再也没有比它们更封闭的部落了，这个集体当中几乎没有人见过任何形式的戏剧表演，尤其是电视和电影。然而，我们所要寻找的表演类型在他们的生活里正循环往复地发生着。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摄影师偶然拍的画面：在被当今旅行者当做栖息场所的简陋草屋周围，一个年轻的父亲正在与其幼子玩耍、交谈。孩子一开始骑在父亲的背上，后来在玩耍过程当中，转到了他的胸前，并且开始搂着他的脖子。孩子对于这种新姿势似乎发生了兴趣，于是他的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小猴子就是这样被抱着的。父亲随后灵机一动，开始模仿大猩猩走路的样子，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起初他这样做仿佛只是为了给孩子看，但附近茅屋前坐着的一群妇女很快成为了他的观众，她们笑着大声鼓励这位父亲。因此，他的表演也明显地是为了愉悦她们。实际上，妇女们的欣赏动机显而易见：这个父亲把带着幼崽的大猩猩表演得惟妙惟肖。

整个场景播出了大约两分钟，它看上去完全是一场即兴的、自发的表演（虽然我们不确定摄像机的潜在作用，但是当事人对它的介入毫不知情）。这个场景的确引人入胜，因为观众们会无一例外地感到真实，它是所有家长都能为孩子创造出的景象。在周围有亲戚欣赏的情况下，家长的表演会更加形象。我相信，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录像带中一定有与此相类似的画面。

第三个挑战：宗教与戏剧

在几乎所有戏剧历史书的前几章，都有一个共识——你也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礼仪上例行的鞠躬，即，戏剧可能是由某种宗教仪式演化而来。通常，戏剧效果（drama）与戏剧场面（theatre）的混淆，让两者之间的联系显得无法辩驳。毕竟，已存的宗教仪式只需要一位高明的作家（或者，只要有类似于古希腊游吟诗人的传统）就能变成强大的文学传统。

在宗教仪式的扮演当中，表演共识会在最重大的事件上得到应用。表演者所扮演的“他者”可能是本部落开天辟地的英雄，如同祖尼人在其冬季部落面具神仪式（shalako）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另外，表演者也会扮演自然界的一部分，例如，他们可以是美国西北部原始美洲部落的大马哈鱼之灵，也可以是天主教弥撒当中的救世主。假如上述论点成立，那么在这些例子当中，宗教利用了扮演这一活动，正如同它也会利用语言、音乐、舞蹈、身体装饰，或者其他数不胜数的行为一样——它们能攫取参与者的注意力，也能对行动者本身施加特殊影响。表演的正式影响成为最重要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宗教活动礼仪上的要求烦琐不堪，以至于其本来的内容完全被压倒或边缘化了，剩下的，只是体现礼仪价值的表演。例如，从其长久的发展历程来看，舞蹈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模仿意味，而完全独立演化出来。日本雅乐——皇家宫廷舞蹈剧，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它明显源自对于战争和其他角斗场面的模仿，但早就失去这部分含义了。今天，它完全因礼仪上的价值而存在。

把仪式上的扮演当做宗教活动，带来了有趣的问题。（以上这个句子却一点也体现不出来：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区分宗教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徒劳。因此，关于扮演和宗教活动的任何划分不过是人为的）表演共识要求表演者“假扮”除自己之外的某样事物。只要表演者确实在假扮，这个活动就不会显得特别复杂。例如，祖尼人的神并不自己现身，而是派遣了表演者来代替他们。但是，如果表演者被神灵或者圣灵所取代了，又会怎样呢？在着迷的状态下，为了使活动延续，演员的身体完全被某样东西所占据，观众看到的并不是神灵的替代者，而是神显灵的真正迹象。且先不讨论神灵是否真的存在，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疑惑和信任的程度。在表演共识当中，观众试图运用常识去相信，表演者正在演戏；但在仪式的扮演当中，观众（以及大多数情况下的演员）则相信，神对于表演者的替代是完整的。在这种情况下，表演共识并不起作用。

然而人类学家声称，实际上，信仰与怀疑之间会非常不平衡，甚于理论预计。许多萨满巫医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入道过程中是完全投入的，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也姑且继续扮演角色。不管相信巫医完全被神灵附身与否，他们的病人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从以上两种立场可以清楚地看到，简单的、二元的表演共识可以融入到宗教仪式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扮演——进而表演共识，先于宗教仪式而产生，而非后者先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