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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古东方文学（第2页）

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诗歌都是从模仿、学习、创作汉诗开始的。在各自的民族文字创制之前，都是以汉诗为主流，出现了一批汉诗诗集和诗人，如日本的《怀风藻》（751）和系列敕撰汉诗集，朝鲜的崔致远（857—？）、李奎报（1169—1241），越南的李万幸（？—1018）、陈仁宗（1258—1308）、邓陈琨（1710—1745）等人的诗作。各国都在借鉴汉诗的基础上，吸收民间歌谣的长处，发展各自的民族诗歌。

日本民族诗歌的发展路向是：和歌、连歌、俳谐连歌、俳句。最早的和歌集是《万叶集》，这是8世纪中叶文人编定的大型诗集，收4500余首和歌，作者上至帝王、下至乞丐。《万叶集》的和歌包括长歌（五、七，五、七音节交替环复，最后以五、七、七结尾）、短歌（五、七、五，七、七，共31个音节构成）和旋头歌（以五、七、七，五、七、七共38个音节构成）。之后纪贯之奉诏编集《古今和歌集》（905），大多收录短歌。1205年编定的《新古今和歌集》则全为短歌。之后，长歌和旋头歌的形式基本消亡，所谓和歌就是短歌。连歌是平安时期贵族文人娱乐游戏的产物，即两人或多人围坐吟咏和歌，一人咏前句五、七、五，另一人咏第二句七、七，反复吟咏。16世纪末出现的俳谐连歌，则努力突破连歌严整的格律，采用通俗的日常口语，表达诙谐轻松的内容。17世纪，松永贞德（1571—1653）及其门人倡导把连歌中的首句（即五、七、五，17个音节）独立出来，成为最短的诗歌样式俳句。松尾芭蕉是俳句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芭蕉七部集》。俳句17个音节分三行排列，内容上还要求有暗示或标志季节的“季题”。

朝鲜民族诗歌的演进路线是：乡歌、景几何体、时调、歌辞、杂歌。乡歌是7世纪前后以汉字标记的朝鲜民谣，有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因“乡歌”产生于三国时期的新罗，又称“新罗乡歌”。“乡歌”主要抒写人们对生活的各种感受。13世纪初，一群饱读汉诗的翰林学士饮酒赋诗，每人口赋一首，把民间歌谣与汉诗融合，形成一种以三、四调为基本音节、有严格律数、分节排列的新诗体。新诗体盛行一时，因每首有附歌以“景几如何”结尾，因而称之“景几何体”。这种诗体抒写的是高丽末期政局动**，文人士大夫的忧伤之情。“时调”是14世纪末，在“乡歌”和“景几何体”的基础上产生的更具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它分三行排列，音节律数有严格要求，可咏可歌。这种抒情短诗出现后，备受文人喜爱，产生了尹善道（1587—1671）这样的时调大家。15世纪，“训民正音”正式诞生，语言表达获得大发展，诗歌也突破了原有“乡歌”、“景几何体”、“时调”篇幅小、音律格式限制多的要求，产生了以四音节为主，夹以三、四或四、五音节排列，不分节、段，长度不拘、自由灵活、便于广泛叙事和细腻表达思想的“歌辞”。出现了郑彻（1537—1594）、朴仁老（1561—1643）这样杰出的歌辞作者。“歌辞”逐步越出文人圈子，普及于民，尤其是民间歌手、说唱艺人，以四音节为基础演唱了大量作品，由于说唱内容复杂，渐渐突破四音节，出现了二、三调，三、四调，四、三调，五、四调及五、五调相互交错、配合的“杂歌”。杂歌的形成，催化了说唱文学的繁荣。

越南民族诗歌的发展道路是：韩律、六八体、双七六八体。“韩律”为陈朝阮诠（韩诠）所创，他是第一个用字喃文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模仿唐诗七律，七言八句要求严格。阮诠的《飞砂集》、陈光启的《卖炭翁》、阮士固的《国音诗赋》、朱文安的《国音诗集》等是韩律初兴时的重要诗集。15世纪的诗人在韩律的基础上吸收民歌精华，发挥越语语音多变的功能，创造了以六、八字句相间，每句第六字押韵的新诗体，即“六八体”。越南的古典名著、阮攸的《金云翘传》就是以“六八体”写作的。之后，出于内容表达和艺术追求，有诗人将汉语七言诗与六八体结合起来，前两句为七字句，后两句为六、八字，其中第二句在第五字上押第一句句末的韵。这种“双七六八体”的韵律显得更为错落有致。阮嘉韶（1742—1778）的《宫怨吟曲》是双七六八体的代表作。

纵观日本、朝鲜、越南三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日本诗歌在形式上越来越短、容量越来越小，而朝鲜和越南相反，形式上趋向复杂多变，容量越来越大；日本诗始终没有超出抒情范围，而且由《万叶集》中的各种复杂情感发展到俳句的瞬间感受，朝鲜和越南诗歌却有着明显的由抒情向叙事发展的轨迹；日本诗歌的内容由《万叶集》的社会性越来越向自我的方向发展，朝鲜和越南的诗歌始终保持社会性的特点。同样是向汉诗学习和借鉴起步的，但发展情况不一样。可以说，朝鲜和越南的诗歌更接近汉诗，日本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由。这不仅仅因为朝鲜和越南紧邻中国，它们一度是中国属地，在其深层是各自民族的文化性格起着作用。

中古东亚小说成就最高的是日本。在平安时期产生了富于民族特色的“物语”。“物语”意指叙述故事，实际上是小说体裁。物语的开山之作是《竹取物语》，作品以神话般的瑰丽想象描叙月宫仙女化为竹女来到人间及王公贵胄向其求婚的情节，以仙女美丽善良对比世俗社会的庸俗肮脏。物语文学的代表是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镰仓时期又产生了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纪物语”，主要内容描写武士的战争生活和侠义行为，重点描写平家由盛及衰的过程，塑造了平清盛、源义经等武士形象。镰仓末期，物语文学衰落。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日本小说再度繁荣，出现描写市民生活、迎合市民口味的“浮世草子”、“读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小说样式，其中曲亭马琴（1767—1848）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和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是优秀之作。江户小说的代表作家是井原西鹤（1642—1693），他的小说题材有两大类：一是“好色”题材，描写市民对肉欲生活的追求，以此否定封建观念，这类作品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一是描写市民的经济生活，如何发财致富，金钱下的人生悲剧等，这类作品如《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

朝鲜和越南的小说都始自史书。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和越南的《大越史记》是两国的史书，也是最早的散文文学名著，其中记述了各自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传说，成为小说滥觞。随后，两国都经历了传奇短篇小说阶段才出现比较成熟的写实小说。金时习（1435—1493）的《金鳌新话》是朝鲜的第一部传奇小说集，模仿中国明代的《剪灯新话》，搜集整理朝鲜传说故事，收集5篇传奇小说，以浪漫幻想描述人与仙界、冥府的交往，曲折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阮屿（16世纪）的《传奇漫录》是越南最早的传奇小说，包括取材于越南民间传说的20篇短篇小说，通过虚构的脂粉灵怪故事和穿插其间的委婉动人诗句，扬善惩恶。17世纪以后，朝鲜小说创作繁荣，出现了以《壬辰录》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以许筠（1569—1618）的《洪吉童传》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小说，以金万重（1637—1692）的《谢氏南征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以南永鲁（1629—1711）的《玉楼梦》为代表的言情小说等，还有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经民间艺人加工的说唱脚本体的朝鲜三大古典小说：《春香传》《沈清传》和《兴夫传》。其中《谢氏南征记》和《春香传》可视为朝鲜古典小说的“双璧”。《谢氏南征记》以中国为舞台背景，叙述名门刘延寿夫妇遭小妾乔彩鸾的诬陷离间而导致的家庭变故，家庭与社会联系起来，以“劝善惩恶”为小说主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贵族家庭和朝政中的丑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情节曲折，艺术感染力很强。《春香传》叙述艺妓春香与南原府使之子李梦龙悲欢离合的爱情，歌颂春香坚贞不渝的爱，抨击封建官僚的黑暗统治，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是朝鲜传播最广，备受读者喜爱的古典小说。而17世纪后的越南，小说并未获得大的发展，叙事诗却比较繁荣。

戏剧在中古的日本和越南取得了一定成就。日本最早的戏剧是“能”和“狂言”。“能”是在中国唐代散乐和宋元杂剧的影响下，融合日本民间歌舞而发展起来，形成于14世纪的融舞蹈、歌唱、音乐、对白为一体的悲剧型歌舞剧。“能”的文学剧本称为“谣曲”。谣曲的代表作是世阿弥（1363—1443）的《熊野》，该剧取材《平家物语》的一个情节：武士平宗盛将能歌善舞的熊野弄到京都作妾，时熊母年老患病，但平宗盛不允熊野回家探母，强要她陪同赏花，命其歌舞助兴。时风雨大作，樱花飘零，熊野触景伤情，吟道：“都中之春固足惜，东国之花且凋零。”终于感动平宗盛，准其回乡探母。剧作以简单剧情，极力烘托悲伤气氛，表现当时日本流行的“幽玄”审美境界。“狂言”是插在“能”剧演出间隙表演的喜剧性短剧，以高度集中的戏剧冲突达到讽刺目的，追求“滑稽”的审美趣味。17世纪初，日本又出现了“歌舞伎”和“净琉璃”两个剧种，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是江户时代“歌舞伎”和“净琉璃”剧本的代表作家，创作了一百多部剧作，有“日本的莎士比亚”之誉。

越南的古典剧种是嘲剧和嘥剧。嘲剧是一种喜剧型歌舞剧，开始流行于民间，陈朝后引入宫中，经宫廷艺人的努力而定型。其内容取材现实，歌舞中夹以丑角的滑稽表演。嘥剧是在中国元杂剧影响下融合越南歌舞而形成，有复杂的剧情，舞蹈、歌唱、科白并举，追求庄严、缠绵的艺术风格。

综观东亚文化圈中古文学，可以看到下列特点：（1）日本、朝鲜、越南三国文学都是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唐代开始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2）在模仿引进中国文学方面，朝鲜和越南比之日本更深更广，从文学观念、文学体裁的流变，朝、越古代文学几乎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缩影。这种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汉诗、汉文，而且它们的国语文学也是如此。但日本文学善于“化用”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文学的民族化方面走在朝鲜、越南的前面。（3）中古文学后期，日本市民阶层兴起，文学中追求享乐的倾向明显；朝鲜、越南却屡遭异族侵扰，社会动乱频生，因而爱国主义、关注社会命运的倾向突出。

（二）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

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是以印度为中心，印度上古的史诗、佛本生故事等成为中古亚、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文学的题材来源。印度自身的中古文学可以分作两大段：12世纪以前的古典梵语文学和以后的地方语文学。

古典梵语文学在笈多王朝兴盛之后，从戒日王朝至12世纪继续繁荣。梵语诗歌、故事、戏剧、小说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诗歌方面有继承两大史诗叙事传统的“大诗”（即叙事诗），也有源于《吠陀》抒情风格的“小诗”（即抒情诗）。著名的叙事诗人如婆罗维（约5—6世纪）、摩伽（7世纪）、室利诃奢（12世纪下半叶）等，都从两大史诗中选取题材，就史诗中的某一情节铺衍成篇。著名的抒情诗人有伐致呵利（约7世纪）、阿摩卢（7世纪）、摩由罗（7世纪）和胜天（12世纪）。其中伐致呵利的《三百咏》以自然朴素的诗歌语言，从中下层民众的立场抒发了对社会、爱情和隐世的看法，辛辣嘲讽权贵，揭示世态炎凉；赞美青春爱情的甜美，警诫纵欲带来的祸患；奉劝世人寻求精神的解脱。胜天的《牧童歌》抒写作为牧童的黑天与牧女罗陀之间的爱情，在颂神的名义下歌颂尘世男女之爱，把恋人间的各种情感体验表现得深入细腻，曲折动人，对后世“黑天题材”的创作影响很大。古典梵语戏剧在迦梨陀娑之后的重要剧作家有戒日王（7世纪初）、毗舍·达多（约7、8世纪）、婆吒·那罗延（约8世纪）、王顶（约9、10世纪）等。薄婆菩提（约7、8世纪）是声誉仅次于迦梨陀娑的梵语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文才高超，其剧作语言优美，想象丰富，风格雄健。《后罗摩传》是他的代表作，剧作中心情节是罗摩休妻，以罗摩和悉多的悲欢离合，表现互相忠诚、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理想夫妻关系。中古前期的梵语故事有三大故事集：觉主的《大故事诗摄》（8、9世纪）、安主的《大故事花簇》（11世纪）和月天的《故事海》（11世纪），以《故事海》成就最高。在梵语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出现了古典梵语小说。其中重要的作品有苏般度的爱情小说《仙赐传》（约6世纪）、波那的传记小说《戒日王传》（7世纪）、檀丁的传奇小说《十王子传》（7世纪下半叶）。《十王子传》继承印度故事的框架结构，在十王子传奇般经历的叙述中，广泛而生动地展示了古代印度各地、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要求统一的愿望，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创作之一。

13世纪以来，印度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建立起各种异族统治的王朝。统一的梵语逐渐衰落，各种地方语言兴起。古典梵语文学衰落，地方语言文学盛行。以印地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文学成就显著。由于入侵者带来了伊斯兰教，与本土的印度教发生冲突和融合，因而中古后期出现一场全国性的旨在复兴传统印度教的“虔诚运动”，此运动深深影响了文学创作。印地语文学中有“虔诚派”的四大诗人：格比尔（15世纪）、加耶西（1493—1542）、苏尔达斯（15世纪至16世纪中）、杜勒西达斯（1532—1623）。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录》享有很高的声誉，后世印度人视之为文学的典范、生活的百科全书、伦理道德的宝库和宗教的经典。实际上它是对《罗摩衍那》的印地语改写，但通过诗人的增删取舍，鲜明地表明了诗人的理想和艺术才能，不仅使《罗摩衍那》在印地语社会得以普及，更是针对当时的动乱纷争而倡导罗摩王朝，振兴印度教。波斯语大诗人阿密尔·霍斯陆（1253—1325）创作了50多部诗集，其诗作将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彼此交融渗透，独具特色。乌尔都语文学在18世纪获得极大发展，产生了以苏达（1713—1780）、密尔（1722—1810）、达尔德（1721—1785）等为代表的“德里诗派”。

东南亚各国除越南外，都一度受到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中尤以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所受影响最深。印度古代文学对东南亚中古文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印度两大史诗和《佛本生故事》，是东南亚中古文学题材的重要来源。东南亚最早的书面文学是古爪哇语文学和柬埔寨与缅甸的碑铭文学。10世纪时就有《罗摩衍那》的古爪哇语改写本，11、12世纪作为爪哇宫廷文学主要形式的是“格卡温”诗体，如恩蒲·甘瓦（11世纪）的《阿周那姻缘》、恩蒲·塞达（12世纪）的《婆罗多大战记》、达尔玛查（12世纪）的《爱神遭焚》，其题材出自印度史诗。缅、柬碑铭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佛教活动有关，大多是佛事功德、建寺筑塔、施善活动的记载。中古后期东南亚文学主要有宗教文学、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三大类。宗教文学以弘扬佛教为宗旨，作者大多为僧侣，内容往往是对佛本生故事的铺陈衍化。如一本《般若本生故事》在南亚地区广为流行，在东南区的佛教国家几乎家喻户晓。宫廷文学以服务封建统治者为目的，出自宫廷作家、诗人之手，内容大多描写国王、太子、王后或公主的经历。宫廷作家中集中了一批有才华的人，一些作家在民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缅甸的吴邦雅（1812—1866）被视为“国宝”，他的剧作、叙事诗、讲经小说、情谊书柬、各类诗词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他的创作题材广泛，不乏普通民众的呼声。民间文学在前期的民族神话传说和民歌民谣的基础上发展，经过宫廷文人或民间艺人整理而流行。比之宗教文学和宫廷文学，民间文学最富民族色彩，而且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义。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爪哇的“班基故事”系统，泰国的《昆昌与昆平》，马来的《杭·杜亚传》，后两种都被视为各自民族的“民族史诗”，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综观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可以看到下列特点：（1）印度上古文学是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的重要源头。从印度中古文学看，前期的古典梵语文学叙事诗继承的是史诗的传统，抒情诗承《吠陀》而来，戏剧是对迦梨陀娑的学习，故事是对《五卷书》和《往世书》的发展。后期的“虔诚运动”是以复兴古代印度文化、振兴正统印度教为宗旨，“虔诚派”文学离不开古代印度文学的“母胎”。东南亚文学的起步，就是从对两大史诗和佛教经典的翻译、改写开始的。（2）印度古代文学对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但同时，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又渗透、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呈现出纷繁多姿的局面。印度中古后期文学的波斯文学影响，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新加坡的中国文学影响，马来、印尼的伊斯兰文化影响都是明显的事实。（3）宗教文学的主导性地位。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曾一度脱离开宗教，出现文学的自觉意识，产生了一批诗学、戏剧理论和风格学的著作。但从整体看，中古南亚、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仍是以宗教为核心。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尤其是后期文学，宗教文学占主导性地位。

（三）西亚、北非文化圈的文学

西亚、北非文化圈的形成以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兴起为契机，阿拉伯文学是西亚北非文化圈文学的主力。9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对波斯统治削弱，出现相对独立的王朝、本来具有坚实文化传统的波斯文学获得发展。阿拔斯王朝后，阿拉伯帝国衰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突厥文学一度兴盛。因而，该文化圈的中古文学由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和土耳其突厥文学三大板块构成。

诗歌是西亚、北非中古文学的主体。三大板块都是诗人辈出，名作纷呈。阿拉伯文学最早的成果是一年一度的欧卡兹集市上赛诗获胜而流传下来悬挂神庙上的“悬诗”。现存7位诗人的7篇“悬诗”，其中的乌姆鲁勒·盖斯（500—540）诗才出众，被称为“众诗人的旗手”。伍麦叶王朝（又译倭马亚王朝，622—750）有并列诗坛的“三诗雄”：艾赫泰勒（640—710）、法拉兹达格（641—732）、哲利尔（653—733），他们以诗阐明政见，作诗参与辩驳，各有所长。阿拔斯王朝相继出现了系列大诗人，如以讽刺诗著名的白沙尔（714—784），有“酒诗魁首”称号的艾布·努瓦斯（762—813），以诗劝世、表达普通民众痛苦和愿望的艾布·阿塔希叶（748—826），擅长颂诗的穆太奈比（915—965），以哲理表达见长的麦阿里（973—1057）。中古阿拉伯最后的一位大诗人是蒲绥里（1212—1296），他以宗教诗闻名，其代表作《斗篷颂》赞颂先知穆罕默德的功德业绩，用语典雅、风格庄重，在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波斯在10—15世纪的几百年里，涌现出七大世界著名诗人：波斯“民族诗歌之父”鲁达基（858—941）、民族史诗《王书》的作者菲尔多西（934—1020）、四行诗巨擘欧玛尔·海亚姆（1040—1123）、叙事诗大师尼扎米（1140—1202）、哲理诗翘楚萨迪（1184—1292）、抒情诗王哈菲兹（1320—1391）和波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贾米（1414—1492）。其中萨迪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生哲理的阐发，对后世影响深远。哈菲兹的抒情诗以炽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个人自由的不倦追求、对爱情和现世幸福的赞颂、对人世变幻的慨叹。他的诗作受到德国大诗人歌德近乎崇拜的肯定。土耳其突厥文学中，宗教文学的主要流派“教团文学”和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迪万文学”，都是以诗歌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托钵僧诗人尤努斯·埃姆莱（？—1320）和宫廷诗人巴基（1526—1600）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代表性诗人，尤其是巴基，被称为“抒情诗之王”，他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与个人生活感受的表达，受到后世的推崇。总之，西亚、北非中古文学的历史，几乎就是诗歌的发展史，诗歌的主题几乎包括了中古文学所有的主题：赞颂诗、矜夸诗、讽刺诗、爱情诗、颂酒诗、悼亡诗、政治诗、宗教诗、哲理诗、教谕诗、劝世诗、修辞诗等。形式上也努力创新，创造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

西亚、北非中古文学的另一类型是民间文学。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成就体现在阿拉伯的大型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长篇民间传奇故事《安塔拉传奇》，波斯的民间故事《义士萨玛克》和《巴赫堤亚尔故事》，土耳其的民族史诗《乌古斯史诗》《先哲科尔库的故事》和民间系列笑话《纳斯列丁·霍加笑话》。《安塔拉传奇》在阿拉伯民间长期流传，不断补充和丰富，到14世纪定型，长达32卷。主人公即“悬诗”作者之一，但民间艺人赋予其骑士的品格和特征，他不仅诗才横溢，而且武功超群，他横马沙漠，战无不胜，击退进犯之敌，保护民族安全。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阿拉伯游牧民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色彩。

小说和戏剧是中古西亚、北非文学的缺类。虽然在贾希兹的《吝人传》和“玛卡梅”体创作以及一些民间文学中有小说的因素，甚至可以视为小说雏形，但没有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戏剧文学更为鲜见，后期阿拉伯民间出现一种“影戏”，可以算是阿拉伯戏剧的滥觞，但并未获得发展。这与伊兰斯教不提倡戏剧，反对妇女登台演出有关，也与西亚、北非的文学传统和跃马征伐、粗豪急促的民族性格有关。

思考题

1。中古东方文学生成与发展的独特社会文化背景。

2。简述中古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

3。简述三大文化圈不同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学成就。

4。什么是“物语”？日本“物语”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