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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第2页）

30年代文坛还出现了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史诗性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史诗性巨著《苦难历程》的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40—1941）和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第1卷，1929—1930；第2卷，1933—1934；第3卷，1944—1945，未写完）以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8—1940）等。

卫国战争爆发后，一千多位苏联作家奔赴前线，270多名作家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战时和战后一段时间，描写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作品不断涌现。其中西蒙诺夫（1915—1979）的《日日夜夜》（1943—1944）是最早反映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一部中篇小说。最能代表这类小说成就的作品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5），它是描写卫国战争最优秀的小说作品之一。小说根据苏联卫国战争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写成，主要叙述德寇侵占克拉斯诺顿城之后，一批青年团员秘密组建青年近卫军，从事抵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由于叛徒告密而多数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英勇不屈，直至最后壮烈牺牲。作品成功塑造了奥列格、邬丽雅、邱列宁、万尼亚、刘波芙5位总部委员的英雄群像，讴歌了新一代青年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在战后初期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了“局部性”和“全景性”描写两种不同倾向。维·普·涅克拉索夫（1911—1989）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1946）为前者代表，爱伦堡（1891—1967）的《暴风雨》（1947）为后者代表。后来，描写“局部性”的作品发展成为“战壕真实”文学，描写“全景性”的作品发展成“全景性小说”。

这一时期由于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斯大林的威望极大提高，领袖个人崇拜在苏联国内逐渐形成。文艺界由于文艺批评极“左”路线的影响，对文学创作过分干预。1946年至1948年间，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的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以及《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4个联共（布）中央决议的报告，对列宁提出的党性原则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做了片面狭隘的阐释和理解，尤其是对著名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粗暴批判，使作家们创作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创作中“无冲突论”流行一时，公式化、概念化、粉饰太平的作品一度充斥文坛。

（3）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1953年斯大林逝世，标志着苏联一个时代的结束，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要求政治民主、思想解放、尊重人的权利成为时代潮流；文学创作方面也打破了思想禁锢，批判“无冲突论”，倡导文艺干预社会生活，描写真实，大胆揭示社会矛盾。最早打破禁区的作家是奥维奇金（1904—1968），他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打响了“暴露文学”的第一枪，被称为是苏联当代文学的“第一只春燕”。接着，特罗耶波利斯基（1905—1995）的《农艺师手记》（1953）、杜金采夫（1918—1998）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1957）等一大批“描写真实”的作品涌现。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1954；第二部，1956）的发表，宣告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和“解冻文学”新时期的开始。《解冻》叙述的是1953年冬至1954年春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某一工厂的变化。小说的主人公、伏尔加河沿岸一家工厂的厂长茹拉夫廖夫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只顾追求生产指标，不顾工人死活，结果造成工人死亡而被撤职。小说所表现的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命运的“人道”主题。小说发表后在文坛产生强烈反响，许多类似作品相继出现，形成席卷苏联新时期文坛的10年“解冻”文学大潮。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有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日瓦戈医生》（1957）和索尔仁尼琴（1918—2008）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等。

1956年，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7）发表。小说打破以前战争题材创作的传统，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在抨击法西斯战争罪恶的同时，更多关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使苏联战争文学创作由此改观。受其影响，一批从卫国战争前线浴血归来的“前线一代”作家，开始了新的战争小说创作。与前一时期描写战争题材的小说重在讴歌为国牺牲、捐躯的行为，宣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不同，他们的创作突出展示战争的残酷、毁灭性的一面，表现“严峻的和英雄主义的士兵的真实”、“战壕真实”，由此而被称做“战壕真实派”。其中代表作家是邦达列夫（1924—），他的《最后的炮轰》（1959）是最能体现“战壕真实”倾向的战争小说。1969年他创作的《热的血》，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格勒西南草原苏军抵抗德寇坦克部队进攻的一次壮烈战斗，把战场士兵的英勇奋战与牺牲和司令部的运筹决策统一起来，被认为是“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相结合的代表作品。

瓦西里耶夫（1924—2013）与其他“前线一代”作家的创作有所不同，他的战争小说在表现战争残酷、“战壕真实”的同时，还刻意表现人性的魅力，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代表作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

70至80年代，“全景展现”、史诗性描绘卫国战争的“全景性小说”，取代“战壕真实”文学，成为苏联战争小说的新潮。代表作品是恰科夫斯基（1913—）的《围困》（1968—1975），小说以卫国战争时期德寇围困列宁格勒、苏联军民奋勇抵抗为背景，重点展现交战双方最高统帅部的活动、重大战役以及苏联的一些重大外交活动。小说堪称苏联卫国战争的宏大史诗，1978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

除了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以外，还有不少作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日常生活取材，进行小说创作。道德审视、哲理探讨成为这些小说的突出特征。艾特玛托夫（1928—）是道德题材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白轮船》（1970）开辟出道德探索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疆域。作品通过一个男孩与他外祖父的悲剧故事，探讨“善”与“恶”、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此后重要的道德题材作品，还有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科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毕业典礼后的夜晚》（1974）、邦达列夫（1924—）的《岸》（1975）和《选择》（1980）、柯切托夫（1912—1973）的《你到底要什么？》（1969）、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3）、拉斯普京（1937—）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等。《滨河街公寓》通过主人公格列勃夫投机钻营，不择手段，进入上流阶层，成为学术界要人的经历，探讨“灵魂在如何变颜色”的道德主题。《活着，可要记住》主要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丈夫开小差逃跑回家之后，引起的复杂思想斗争和矛盾，探讨人“活着是为什么”的人生课题。小说1977年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

（4）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1986年苏联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要求作家创作配合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新思维”运动，苏联文坛发生巨大变化，“暴露文学”与“回归文学”成为席卷文坛的两大热潮。许多著名作家如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等都把讽刺揭露社**暗面和种种社会问题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使暴露文学盛行一时。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1986）以揭露吸毒贩毒、黑社会生活为题材，类似的作品还有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1985）、拉斯普京的《火灾》（1985）等。

这一时期，以前一些受到批判的作家如左琴柯、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1891—1940）被恢复名誉，他们以前遭禁的作品，即过去揭露社会问题、痛击时弊之作得以出版；还有一些十月革命后三次移民浪潮中移居国外的俄侨作家在国外创作的揭露否定苏联社会现实的作品也被大量出版，从而形成一股“回归文学”热，如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札米亚金的《我们》、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联文学作为一段历史宣告终结。新的俄国文学正处在一种复杂、多元化的发展变化之中。

（二）英国文学

最早活跃于这一时期英国文坛的是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一些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享誉文坛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乔治·伯纳·萧（萧伯纳，1856—1950）是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和现代英国戏剧的奠基人，他以其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把英国戏剧推向莎士比亚之后的又一次高峰，对英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萧伯纳一生共写出51部剧本、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评论文章和书信。他的第一个剧本是《鳏夫的房产》（1892）。剧作叙述青年医生屈兰奇与房产主萨托里阿斯的独生女儿白朗琪订婚后，得知岳父的大量财富全是靠剥削压榨贫民窟的穷人而来，他愤慨地谴责萨托里阿斯的残酷贪婪，准备解除与白朗琪的婚约。但是萨托里阿斯却证明屈兰奇实际上也是靠贫民窟的房租生活，因为萨托里阿斯的房产地是屈兰奇家的产业。面对这一现实，屈兰奇改变了态度，他不仅与白朗琪结了婚，还与岳父合伙作贫民窟的投机生意。作品主人公屈兰奇貌似公允正直，但本质上和萨托里阿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参与者。通过这一人物，作品揭露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真相，彻底撕毁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假面具，表现了“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粪土上苍蝇一般，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萧伯纳语）的深刻主题。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与《鳏夫的房产》一样也是以揭露“体面”的资产者不体面的财富来源为主旨。作品中的华伦夫人是一个阔绰、受人尊敬的体面的太太，女儿薇薇生活优裕，受着高等教育。后来薇薇得知母亲竟是国外一家大妓院的老板，她们母女赖以为生的经济基础竟是对堕入火坑的妓女的无耻榨取。最后，她愤而脱离家庭，准备用自己的劳动挣工资过日子。剧作无情地撕去了资产阶级的华丽外衣，暴露了“上流社会”的龌龊面目，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

《伤心之家》是萧伯纳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成的一部剧本，他在剧中发挥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恐慌、空虚、软弱的“契诃夫式”的主题。剧本把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比做一艘行将沉没的大船，通过描写“伤心之家”的主人肖特非船长及来他家的一群有闲知识分子对社会伤心绝望的情绪，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破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深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而又看不到国家前途的悲观主义思想。

《巴巴拉少校》是萧伯纳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主人公巴巴拉是大军火商安德鲁·安德谢夫的女儿，她抱着“以宗教改造世界”的幻想，参加了慈善事业，在救世军中任少校职位。她四处奔走，进行慈善救济和宗教宣传，试图拯救人们的肉体和灵魂。她满以为救世军的事业是高尚的，从事慈善活动就可以使穷人摆脱贫困。但到后来她发现救世军原来是她父亲一类的资本家出钱兴办的，并看到慈善的措施毫无效果，收容所中的人们仍然饥寒交迫，她的幻想破灭了。巴巴拉丧失了原来的坚定信念，不知所措。她认识到救世军脱离不了富人，靠一点面包、糖浆也救不了穷人的灵魂，倒是父亲兵工厂中这些丰衣足食、趋炎附势的人才真正需要救世军的感化。于是，她便同意父亲的决定，继承了军火事业，在兵工厂继续从事救世军的工作，企图从军火工业内部改良资本主义王国。巴巴拉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改良主义者形象，而安德谢夫是一个从事“杀人放火专业”的军火商。他厚颜无耻、凶狠贪婪，靠着制造杀人武器大发横财。他在残酷的战争中，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腥勾当中，积聚了大量的不义之财。“战争、屠杀”是他的行动口号；“决不要脸”是他的座右铭；为了追求军火生意的最高利润，他恬不知耻地公开声称自己没有道德标准。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垄断资本家的本质特征。

一方面，作品尖锐抨击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像安德谢夫这样的大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统治者，而国家不过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同时，作品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宗教和慈善事业的虚伪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一方面残酷剥削工人，使工人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又成立救世军之类的宗教慈善机构，对穷苦者和失业者施以小恩小惠，以此削弱穷人的斗志，使穷人安分守己、甘心忍受剥削而不加反抗。

另一方面，作者也宣扬了“超人”哲学和改良主义。在揭露安德谢夫丑恶面目的同时，把他写成能控制一切、战胜一切的性格坚强的“超人”式的人物。作品最后巴巴拉同父亲妥协，打算从军火工业内部对资本主义王国进行点滴改良。这种知识分子和百万富翁合作，由百万富翁出钱、知识分子进行管理的办法，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萧伯纳的费边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

纵观萧伯纳的戏剧创作，他对资产阶级虚伪、庸俗和腐败恶习的揭露是异常尖锐的，但他不能为疗治社会病毒指出正确道路。他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往往苍白无力，总是不能挣脱庸俗的社会势力，最后只能和现实妥协。这是他思想上的缺点在艺术上的反映。在艺术上，萧伯纳的剧本向来以语言的生动、机智、幽默而闻名世界。他善于在剧中进行他特有的理性的“戏剧辩论”，使剧本富于政论性；他还善用似是而非、颠倒矛盾的反论，通过夸张和讽刺的手段来增强批判和暴露的效果，缺点是长篇议论过多，戏剧冲突不紧张，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缺乏莎士比亚那样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萧伯纳是受易卜生的影响而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例如：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用戏剧提出现实生活中严肃的社会问题；常出现围绕社会问题进行辩论的场面；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和说教倾向。但萧伯纳又和易卜生有所不同。易卜生在提出问题时严肃冷峻，多写悲剧，萧伯纳则往往采取闹剧的形式；萧伯纳的揭露不像易卜生描写绅士淑女时那样平稳和不作结论，而是“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功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留一点”（鲁迅语）。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是《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1906；《骑虎》，1920；《出租》，1921），1932年作者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部曲的第一部《有产业的人》是作者的代表作，小说以福尔赛家族为描写中心，成功塑造了资产者索米斯的形象，对资产阶级的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寄生的本质进行了讽刺批判。在其他两部作品和作者以后发表的《现代喜剧》三部曲（1924—1928）中，作者批判的锋芒大大削弱，并对资产者进行美化，表现出思想的局限性。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做出了非凡成就，是科幻小说“社会派”的开创者。他的科幻小说创作把注意力集中于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方面，从而开创了科幻小说创作的新阶段。主要作品有《时间机器》（1895）、《莫洛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8）、《在彗星出现的日子里》（1906）等。代表作《时间机器》叙述旅行家发明了一种时间机器，可以乘坐它到遥远的未来或者过去旅行。主人公乘它到公元80万年的未来社会去旅行，发现那时社会上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埃洛伊人，他们娇弱无力，主要以食水果为生；另一种是莫洛克人，他们住在地洞中，专门在夜间爬出来吃埃洛伊人。这部小说运用四维空间概念，大胆设想乘时间机器旅行，并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依据，探讨了人类的退化问题。同时，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艺术视野局限于科学发展以及与人类关系这些方面，还以小说讽喻现实社会，演绎未来阶级社会和阶级矛盾的发展，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社会小说的性质。

毛姆（1874—1965）是20世纪英国重要的小说家、戏剧家。他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一生创作4部长篇小说、百余篇短篇小说和30多部剧本，其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其代表作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1915）、《月亮和六便士》（1919）和短篇小说《舞男和舞女》等作品，对人生的艰难、社会风习的颓废**糜做了颇为生动深刻的揭示，同时也流露出浓重的悲观迷惘情绪。他的创作情节生动曲折，语言明白晓畅，风格清新，为英国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开拓了新的道路。

与毛姆同一时期的作家还有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福斯特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是《霍华德庄园》（1910）和《印度之行》（1924）。前者通过发生在英国中产阶级威尔科克斯与施莱格尔两家人之间的故事，表明英国的中产阶级不仅要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结合，而且要与下层人民相结合才有前途和出路。后者围绕发生在20年代一个英国驻印度法官的未婚妻阿德拉与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斯之间的一场误会风波，表现了印度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与紧张的民族矛盾。福斯特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小说面面观》（1927）。

劳伦斯（1885—1930）是一个思想创作比较复杂的作家。他在其重要小说《儿子和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1）和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冲击下小农经济、传统观念秩序的解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和劳动人民的苦难做了真实深刻的描写，但由于某些作品对性的直接描写，不仅受到当局的禁止，在文化界也颇受非议。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主人公康妮是拥有许多产业的查泰莱爵士的妻子。她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下肢瘫痪，失去**能力。他宁愿康妮“同别的男子生个孩子”，继承产业，却不愿意离婚。康妮忍受不了这种毫无生气的生活，同雇工梅勒斯相爱私奔。小说中的查泰莱爵士是虚伪自私、腐朽无能的寄生阶级的代表，女主人公康妮是个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资产阶级女性，作者以同情赞许的态度描写她对虚伪的资产阶级家庭关系和腐朽道德观念的反叛，以诗意的笔法描写她和梅勒斯纯真自然的爱情和**生活。这部作品明显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但其主导倾向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无比真实的现实主义描写和对人物心理的细微体察使它具有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

威廉·戈尔丁（1911—1993）写有小说、诗歌、剧本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大，《蝇王》（1955）是其最有名的作品。小说描写一群流落孤岛、远离文明、失去约束的孩子，人性中的种种卑劣脱缰而出，成为残杀同类的野蛮人。尽管作品对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及善与恶的搏斗有所描写，但更多表现的是人在失去约束时的恶毒，由此反映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对人性“恶”的恐惧。戈尔丁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小说《继承人》（1955）、《品彻·马丁》（1956）、《塔尖》（1964）、《金字塔》（1967），剧本《铜蝴蝶》（1958），广播剧《碎心》（1962）等。

此外，这一时期英国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还有康拉德（1857—1924）、奥尔丁顿（1898—1962）、克朗宁（1896—1981）等。

20世纪的英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也成就非凡。罗伯特·特莱塞尔（1870—1911）是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作家之一。他在长篇小说《穿破裤子的慈善家》（1904—1910）中，对工人阶级贫困的生活现状做了真实描述，并激励他们起来改变现状，彻底推翻剥削制度。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作“工人阶级的一部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