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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9世纪自然主义及其他文学流派（第1页）

第八章19世纪自然主义及其他文学流派

第一节概述

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文学，思潮各异，流派繁多，而又相互影响，并存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思潮与流派除现实主义外，还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学。

一、自然主义文学

如前所述，19世纪是近代科学全面发展的辉煌时期，到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实证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所创立的一个哲学派别，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均有较大影响。其基本观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常用模拟法证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本质上的相同。在哲学方面，他们只研究具体的事实和现象，研究现象间的外部联系，强调知识的“实证性”，试图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精神改造一切科学部门。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和《人类的谱系》中。他以大量的证据，提出了生物通过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而不断进化的学说，并进而论证了人类是从低级物种到高级物种的漫长历史进化过程的产物。这一进化论思想在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各个方面立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此外，泰纳（一译丹纳，1828—1893）关于种族、时代、环境对作家有重大影响的实证主义文艺观、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吕卡思的生理学、遗传学研究成果也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然主义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学思潮，它以科学精神为指导思想，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艺术理论，特别强调以真实为描写目的，在客观地对外在现实（包括现实生活）进行真实描写的同时，更注重对人性、人的机体进行冷静的真实描写。它是在科学精神严格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的新开拓，是现实主义的演变与发展。其特点是：

其一，科学意义上的真实观。自然主义特别强调真实的重要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1]自然主义在现实主义真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真实，也就是真理性的认识，这是一种客观、绝对、严酷、不带任何粉饰而又无所不包的真实，强调对现实生活中任何范畴里的事物，哪怕是卑污肮脏的事物、令人尴尬的事物，甚至刺激人们美感或使人们的道德感有所难堪的事物，都应如实地加以描写。这样，它就大大扩大、深化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并打破了文学表现的一些禁区，使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能一视同仁地进入文学作品，开拓了文学描写的新领域。可以说，从自然主义开始，文学创作便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题材天地。

其二，科学实验般的创作观。自然主义发展了现实主义原有的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势头，使文学科学化，文学创作严格遵循自然科学的指导，宣称自然主义小说就是实验小说，反对选择、提炼生活，强调创作要使用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认为观察就是搜集材料，有了材料才能做实验。小说家做实验要掌握“人的材料”，即研究制约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前者包括社会、人情、时代等因素，后者包括心理和生理等条件。而其实验的仪器是环境，实验的过程是小说的情节。因此，作家往往在创作前深入社会，本着“按自然的本来面目观察自然”的宗旨，进行直接观察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再按照事实进行实验般的“精确的解剖分析”，并使用平和、客观、冷静的叙述文体，追求一种绝对的客观性，一种无动于衷的冷静，以使自己的真实更具科学性。左拉宣称：“小说就是一本精神思想的解剖学，记述人的事件的专集，情欲的实验哲学，小说藉着近似真实的行动，达到描写真实中的人物和自然的目的。”[2]

其三，生物角度的人物观。自然主义在科学的指导下，充分发现了人除了社会性外，生物性的作用也很巨大，因此，它在社会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生物性，并从生理性、病理性、遗传性对人的影响方面，对人和人性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描写，从而开拓、充实了对人性全面、深入的真实描写，因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揭示了人的生理性、病理性、遗传性等生物性对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具有一种生物角度的人物观。这样，它“把人的‘血’与‘肉’都带进了文学，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人的‘灵’、人的‘情’、人的‘欲’与人的生理条件、血肉之躯的关系，在左拉的笔下，绮尔维丝开始贪杯，第一步走向堕落，并不仅仅是社会环境影响与个人心情恶劣的结果，而是与她身体条件的内因也有关系，莫泊桑笔下的杜洛阿固然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的‘同胞兄弟’，但我们在拉斯蒂涅身上只看到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而在杜洛阿身上，则不仅看到他的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而且还看到了对所有这些有所影响、有所刺激、有所推动的生理要求与冲动，即饮食男女之类的要求与冲动”[3]。而生理、病理、遗传对人的影响，已为现代科学所彻底检验与证明。某种程度上，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较之现实主义是更为全面、真实的人，是社会性与动物性兼备的人，因而，他们把对人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自然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自然主义的领袖和理论家是左拉（1840—1902）。在19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了《实验小说论》（1880）、《自然主义戏剧家》（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一系列自然主义论著，建立了一整套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泰蕾丝·拉甘》（1867）、《玛德莱娜·费拉》（1868）是其最早的自然主义作品。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其目的是：“第一，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的问题……以生理学新的发现为线索，到那里去发掘”，“第二，研究整个的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起，到今日为止”。它包括20部长篇小说，创作花费了25年（1868—1893），重要作品有：《崩溃》《妇女乐园》《金钱》《小酒店》《萌芽》《土地》《娜娜》等。

在1879年夏天的某夜，莫泊桑、于斯曼（1848—1907）等5位作家聚会于左拉的梅塘别墅，商议各写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后以《梅塘之夜》为名出版，成为法国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6位作家中当时最默默无闻的莫泊桑因《羊脂球》而一举成名，此后就把19世纪后期以左拉为首的6人自然主义文学集团称为“梅塘集团”。

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最为繁荣，除左拉外，著名的作家还有龚古尔兄弟、都德和莫泊桑等。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朱尔·德·龚古尔（1830—1870）两兄弟，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双子星”，他们早年共同致力于社会史与艺术史研究，后转向文学创作，把治史的方法带进创作之中，并与科学的实证精神相结合。他们认为“历史是已然的小说，小说是应该如此的历史”，强调观察，注重写实，每次写作前均要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文献资料，从而开启了“文献小说”的先河。他们认为作家有权研究一切，包括生活里丑恶的一面。他们在表现第二帝国时期社会历史风俗的同时，善于利用心理学、病理学的成就，对人物的内心进行冷静细致的外科手术式的解剖，革新了传统小说。他们合写了37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是《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这是自然主义的开山之作，在该书的序言中，他们声明，现代自然主义实际已经形成。小说描写了女佣日尔米尼·拉赛德悲惨的一生，既揭示了社会环境对她的影响，又把她的痴情、挚爱当作一种病例进行病理与心理分析。该书出版后，受到雨果的高度评价，并深深影响了左拉。

都德（1840—1897），一生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在左拉的影响下，他信奉自然主义，并开始文学创作。他还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学习观察和写作方法。他的小说，语言优美流畅，笔致柔和明净；写景状物，栩栩如生；叙事言情，自然恬淡；充满了浓郁的感情、幽默的情趣和清新的诗意。著名作品有短篇小说与散文集《磨坊文札》（1869）、《月曜日故事》（1873）等，收入了《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名篇。

莫泊桑（1850—1893），是福楼拜的高足，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又接受了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并巧妙融合二者之长而形成一种清新的自然主义风格。他的小说描写的是比现实更完整、更激动人心、更令人信服的生活现象。在短短的一生里，他创作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成为继梅里美、都德之后一位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之王”，并与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19世纪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他的中短篇小说描绘了极为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构成了19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全面的风俗画。他把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风格上，逼真、自然、朴实；手法上，情节淡化、生活图景自然化、英雄人物平凡化；结构上，布局精巧，起伏跌宕，严谨紧凑；表现形式上，不拘成规，方法多样，富于变化；语言上，准确生动，简洁凝练；艺术效果上，以小见大，意境深远。他把自然主义对人的生理本能、原始欲望的观察与表现带进中短篇小说，使之增添了新的魅力。著名的作品有《羊脂球》《菲菲小姐》《我的叔叔于勒》《项链》等。莫泊桑还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1883）、《俊友》（一译《漂亮的朋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与若望》（1888）、《如死一般强》（1889）、《我们的心》（1890）。他的中短篇小说侧重描写下层人士，长篇小说则主要描写上层社会。代表作《俊友》描写一个法国殖民地的下级军官乔治·杜洛阿在巴黎飞黄腾达的历史，他凭借自己漂亮的外表**女性，利用她们作为晋升之阶，从报社的记者爬到报社的主编、总编，并打开了通往政府内阁的道路。小说一方面继承巴尔扎克的传统，描写外省有活力的青年在巴黎的冒险与发迹，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青年人个性泯灭，变成了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野心家；另一方面，也描写了杜洛阿身上的自然生理本能——他不仅是一个借妇女往上爬的野心家，更是一个精力充沛、肉欲旺盛的**棍，这使他比巴尔扎克笔下只有野心、贪欲、谋略和手段的拉斯蒂涅更为复杂和完整。

自然主义在法国形成**后，迅速波及欧美各国，影响了不少作家，但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和美国。

德国的自然主义者在柏林与慕尼黑各自形成一个中心，在小说、戏剧方面均有成就。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德国的左拉”的马科斯·克莱策尔（1854—1941），他的长篇小说《梯姆坡师傅》（1888），通过梯姆坡一家三代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都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传统行业的破产、伦理道德的沦丧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了技术发展对人的生活的消极影响，开拓了自然主义文学的新领域。戏剧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霍普特曼（1862—1946），他的《日出之前》（1889）的演出，被称作自然主义运动在德国的重大胜利，使他成为德国自然主义的领袖，并在20世纪初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12）。而最典型的自然主义戏剧是霍尔兹（1863—1929）、史拉夫（1862—1941）合写的《泽里克一家》（1890），表现了社会环境与人的生存本能之间的对立，揭露了工业化、都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人性的腐蚀。

自然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更为广泛，19世纪后期的几乎每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都受到了其熏染。其中比较突出的自然主义作家有如下几位。

弗朗克·诺里斯（1870—1902）写有自然主义小说《范多弗与兽性》（1895），长篇小说《麦克提格》（1899）更被认为是美国自然主义的标本，代表作《章鱼》（1901）则包含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各种成分。

克莱恩（1871—1900）的代表作《红色的英勇勋章》（一译《铁血雄师》，1893）以自然主义手法，从一个战士的角度描写战争，对战争和生活中的丑恶直言不讳，表明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人是战争恶魔控制下的牺牲者，既无选择余地，也无人身自由，表现了作者绝望中尚存一线希望的双重情绪。这种写法对以后的海明威、多斯·帕索斯、海勒的战争题材小说影响重大。

欧·亨利（1862—1910）的创作中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兼而有之。他善于以新颖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悬念突变的手法，表现美国社会生活的全貌，作品富于生活情趣，因此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他一生创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1904），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他善于捕捉平凡生活中一些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富于哲理的戏剧性场景，以夸张的笔触，勾勒出人物的尴尬处境及性格特点，尤其善于把底层人民的辛酸与逗趣的笑料相互融合，以含泪的微笑打动读者，引导他们进行思考。他的小说构思巧妙，结尾出人意料，因此，“欧·亨利式结尾”或“欧·亨利式笔法”在美国文学史中享有盛名，《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等，都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

德莱塞（1871—1945）创作伊始，深受自然主义的影响。美国文学史家认为，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在德莱塞的作品中趋于成熟。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00），一方面真实地描绘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表面繁荣下的失业、贫困、饥饿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描写了本能冲动对嘉莉的影响，她总是听凭本能行事，像动物一样没有理性，损人利己。此后，德莱塞在创作中继续引入生存竞争的生物法则、遗传学、生理学、气质学等自然科学观念。

二、唯美主义文学

唯美主义（一译“艺术至上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现实、无功利的纯粹美，否定文艺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致力于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

唯美主义的产生，首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业化、都市化日益扩大，现实生活中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庸人主义气息浓得令人窒息，文艺作品也越来越商品化，唯物论、科学、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客观、重视物质，也开始使人厌烦，而科学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上帝所代表的神性价值的虚幻，以致后来尼采终于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神恩已不能安慰孤独、苦难的心灵，人的存在已无所依恃，人于是试图通过极力追求形式来确立、固定某种可以为生命所把握的审美价值，并表达自己对无所依恃的存在的不安定思绪。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宣称：“在这动**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何方呢？……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逃避世俗的选择”。这样，在一种现实的幻灭感和价值的危机感中，唯美主义便应运而生，它以唯美的艺术来反抗和自卫，试图在反人道、反诗意、没有艺术也没有美、价值虚无的丑陋现实社会里，维护人道和个体的存在、保存诗意、创造新的艺术和美、确立新的价值。这在当时是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的，应充分肯定。其次，它的出现有其一定的文学美学传统。柏拉图的诗学中已有审美不能搀杂欲念或利害关系观念的萌芽，中古的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美是“上帝赋予的形式”，并说美是非欲念的、无外在目的的。康德发展了托马斯的观点，认为审美活动必须对审美对象持“无利害”态度，审美主体才是自由的。他还认为，美的特点就是超脱利害关系的快感，只要掺杂一点利害关系的计较，就会因陷于偏私而使真正的审美成为不可能。因此，康德认为审美快感来自形式美。席勒、谢林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从而对19世纪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唯美主义也深受其影响。

唯美主义为现代西方文学艺术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其一，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独立与自足，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使艺术获得了非实用性和无功利性的纯粹独立的本质。唯美主义反对文学有任何功利、实用目的，认为艺术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目的，与政治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从而第一次明确地将文艺从道德的附属品和社会工具的地位上拉出来，使之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成为独立的人文科学门类。从此，文艺由一种“文以载道”的工具或社会、政治的武器转变为纯粹而独立的艺术品，出现了现代文艺与传统文艺的根本分界，文艺获得了自身的纯粹性与独立性，这对于现代西方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来说意义非凡。由于强调文艺不再是一种载道的工具，唯美主义与传统文学所高举的真善美统一的标准分道扬镳，突破了只能歌颂善这一在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中界说可以全然不同的道德标准，而可以描写生活的一切现象，“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上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辉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4]，从丑与恶中也可以发掘出艺术之美来，从而大大拓展了美的领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围和能力，并对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等产生较大影响，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这种强调艺术自足、独立的观念，也为20世纪西方文学及美学转向文学本体做了理论准备。

其二，特别重视形式美的创造，把思想、形式、美当作同一种东西。唯美主义认为，作品的美不仅仅在于其意义，更在于其形式和美的本身。虽然，美的本质因获得意义的支持而更强烈，但意义并非美的本质根源。戈蒂埃声称：“我们相信艺术的自主；对我们来说，艺术不是方法，而是目的；凡是不把创造美作为己任的艺术家，在我们看来都不是艺术家；我们从来都不理解将思想和形式相分离……一种美好的形式就是一种美好的思想，因为什么也没有表达的形式会是什么呢？”他把创造形式美放在首位，特别重视创作的质量，在名诗《艺术》中提出“形式愈难驾驭，作品就愈加优美”，把美看作是对不成形物质的一种征服，这种征服越是困难，作品的美就越发突出，作品也就越能持久。这就大大提高了创作的难度，增强了艺术家创作的责任感，进而确立了作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从此，创作不再是“斗酒诗百篇”式才华横溢的即兴挥洒，而是“意匠惨淡经营中”的呕心沥血，阅读的难度也开始增加，最终引出20世纪那种阅读是读者参与再创造的智力活动的理论。

唯美主义上述开拓与非理性精神、重自我主观的观念等等，深深地影响了法国象征派，并通过法国象征派进而影响到20世纪现代主义诸流派，乃至东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创作。

唯美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最先是由法国诗人戈蒂埃（1811—1872）确立的。他首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并在《〈阿贝杜斯〉序言》（1832）、《〈莫班小姐〉序言》（1834）等一系列文章中确定、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其中《〈莫班小姐〉序言》标志着唯美主义的诞生。戈蒂埃第一个明确地将艺术从道德附属品和社会工具的地位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品格。他把创造形式美放在首位，反对文学有任何功利和实用目的。他不仅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创作了唯美主义长篇小说《莫班小姐》（1834）和诗歌集《珐琅与雕玉》（1852）。他的理论和创作影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唯美主义者。

巴那斯派（又译“高蹈派”或“帕尔那斯派”）是法国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十分兴旺的一个诗歌派别，因19世纪60—70年代出版了三集《现代巴那斯》诗选而得名，巴那斯山是古代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诗神缪斯的居住地，该派以此为名，体现了宇宙与人类、远古与当代之间的巧妙联系。他们进一步实践了戈蒂埃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想，并使之与科学结合起来，主张客观、冷静、理智地表达诗情，反对浪漫主义的宣泄感情，主张诗歌同政治、社会问题分隔开来，将大千世界的壮观与人类集体命运的悲惨作为主题，强调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认为艺术可以从科学借取方法和理想，竭力推崇诗美创造，注重艺术探索，以造型美或雕塑美作为首要追求目标。该派诗歌与自然主义小说堪称孪生姐妹。除戈蒂埃、波德莱尔等领袖人物外，该派重要诗人还有邦维勒（1823—1891）、普吕多姆（1839—1907）、柯佩（1842—1908）和埃雷迪亚（1842—1905）、李勒（1818—1894）。其中李勒是其后期的领袖，普吕多姆于1901年获得了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该派重要作品有：邦维勒的《钟乳石集》（1846）、《女像石柱集》（1841），普吕多姆的《孤独》《正义》（均1878）、《幸福》（1888），柯佩的《平凡的人》（1872），埃雷迪亚的《锦幡集》（1893），李勒的《古歌集》（一译《古诗集》，1852）、《蛮族诗集》（1862—1878）、《悲歌集》等。

英国的唯美主义文学开始于19世纪中叶，直到90年代末方告衰落。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先拉斐尔派”（一译“拉斐尔前派”）是英国早期的唯美主义运动。“先拉斐尔派”运动成立于1848年，起初是绘画上的一种革新运动，崇尚1508年拉斐尔离开佛罗伦萨以前的作品所具有的真挚率直的画风，推崇文艺复兴早期及中世纪的艺术精神，后转向诗歌创作，把诗歌、绘画、理想主义、宗教情感结合起来，对以烟囱和煤堆为标志的工业社会进行非伦理的纯美学反叛，对充满铜臭味和市侩气的现实生活展开唯美主义的批判，追求唯美的艺术和带中古色彩的理想主义，其诗歌往往从自然摄取题材，精妙优美，富于形象和色彩，诗情画意相互交融，感情真挚，语言清新，而又富有神秘的宗教感。该派的领袖是但丁·迦百列·罗赛蒂（1828—1882），主要成员有罗赛蒂之妹克里斯蒂娜·罗赛蒂（1830—1894）、诗人斯温伯恩（一译斯温本、史文朋，1837—19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