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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狄更斯及其双城记（第1页）

第四节狄更斯及其《双城记》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小说家，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的英国文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1812年2月7日狄更斯生于英国朴次茅斯海港的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从小能演会唱，常被父亲带到酒店表演节目。11岁时，他的父亲因欠债太多，无力偿还，被关进负债人监狱，母亲和兄弟姊妹也随同住在监狱。为了维持生活，狄更斯到工厂当过童工、誊写员。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由于包装熟练，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任人围观。童年的艰苦生活成为他终生辛酸的回忆，对他此后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才得以重返学校读书。15岁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后，先后当过律师事务所学徒、录事和法庭记录员，甚至还想从事戏剧表演的工作。这些经历让他深入地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群，看到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贫困。狄更斯当记者时，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并时常在各地采访议员的竞选活动，对英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幕有着深入了解，为他以后创作打下了深厚基础。1833年他开始写作，最初写一些杂记，以幽默的笔法描写伦敦风尚，报道伦敦中下层阶级的生活。这些杂记都以博慈笔名发表，后来以《博慈杂记》（1836—1837）书名结集出版。1837年发表的《匹克威克外传》，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摆脱贫困生活，开始专业创作生涯。这部小说里的道德倾向奠定了狄更斯一生的创作基调。在他的作家生涯中，几位优秀的女性人物的出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女性形象成为他日后圣母型人物的原型。1841年他去美国旅行，1844—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1848年回国。由于长年的大量创作，使得狄更斯晚年身体很差，于1870年病逝。

狄更斯是个多产的作家，其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书信、新闻、短篇小说、时事评论、散文、旅游见闻、儿童文学、辩论文章、演说、剧本等。其中长篇小说就有13部半。

狄更斯的创作以1841年访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风格明显不同。

狄更斯早期小说创作（1833—1841）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因为狄更斯对于英国的整体政治制度还心存希望，希望通过小说揭露出现实的弊端，革旧除新。这些小说包括《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翟述伟》《圣诞欢歌》等。

《匹克威克外传》（1837）是狄更斯的第一部小说，以流浪汉小说的模式记叙了老绅士匹克威克一行五人到英国各地漫游的经历。小说情节以匹克威克等人在旅途中的见闻和遭遇展开，作者不仅用精彩的文笔描述了匹克威克一行出游途中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故事，还以喜剧的手法对法官、律师、法庭、监狱、议会、选举等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嘲讽。小说描写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几乎描绘到所有阶层的人物。

《雾都孤儿》（1837—1839）是其第一部社会小说，在《雾都孤儿》的序中，他曾明确表示，这部小说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善的美德能够在任何逆境中生存下来，并最终取得胜利。”小说通过孤儿奥利佛的遭遇，揭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哀苦无告的生活画面，深刻描写了资本主义贫苦儿童的悲惨生活，无情地抨击了济贫院的残酷行为，揭露了贫民窟里滋生的种种罪恶。小说通过奥利弗的经历和道德观的塑造、对“新济贫法”下育婴房和贫民习艺所里孩子们的悲惨生活有详尽的描写，而善恶有报的结局安排则展现了鲜明的道德批判倾向和人道主义思想。

《老古玩店》（1841）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者的悲惨命运。作者寄予深切同情的屈兰特老汉在伦敦的小胡同内开了一家古玩店，无人光顾。老汉把一切不幸归咎于“命运不济”。他要跟命运做斗争，企图在赌博中致富，结果反而把古玩店输给了高利贷者。他和小孙女耐儿都被逐出店门。二人后来流落到了偏僻的乡村，先后在苦难中死去。

1841年，狄更斯应邀去美国访问，他的创作进入后期阶段（1842—1847）。在美期间他写有《美国纪行》（1842）、《圣诞颂歌》（1843）、《马丁·翟述伟》（1843—1844）等作品，显示了对美国式民主的失望。随后他又去欧洲旅行，创作了《圣诞故事集》。晚期作品中大多找不到前期的乐观主义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沉重、苦闷、强烈的愤懑之情。主要作品包括《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艺术风格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

《董贝父子》（1846—1848）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狄更斯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它遵循的利润高于一切的原则。过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善良的”资产者已不复存在。他塑造了一个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冷酷、骄傲、睥睨一切的主人公董贝，惟利是图的庞得贝，利己主义的化身克伦南姆夫人，残酷无情的埃弗瑞蒙德侯爵，等等。显然，改良主义的道德感化理想已经开始动摇，对恶的批判呈现出了以往所没有的猛烈。

《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在狄更斯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狄更斯是个人生奋斗的成功者，小说主人公大卫也像作者那样由一个贫苦的孤儿最终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作家，获得财产、地位，跻身于上流社会。大卫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勤奋努力、意志坚定、感情纤细、对世界怀着纯洁的爱心，一直保持着他的坦白、真诚和高尚的品德。可以这样说，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对奋斗的人生道路的满意回顾，是他自己身世的文学再现。

《荒凉山庄》（1853）是一部色调阴沉、寓意深刻的作品。作者一开头就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11月间伦敦的大雾和泥泞的道路，象征贪污、腐败和坑害人民的英国司法机构。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营私，竟拖延20年，仅诉讼费就把一对青年男女所应继承的遗产全部花光。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有关的人死的死、疯的疯。其主题是揭露和抨击英国政治的腐败、司法制度的丑恶。小说最后描写了一家破烂店自行焚毁，说明腐朽事物必不可免地会受到其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而毁灭。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后期创作中写工人生活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以漫画式的手法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提出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作者描写了工人凄惨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反映了宪章运动中拥护暴力和拥护道德力量的两派之间的斗争。作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而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但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上，作者还是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

《小杜丽》（1857）是作者后期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它以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马歇尔西监狱，概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本质。小杜丽全家老小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先后被处终身监禁的情节，揭露了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杜丽的形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也对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克伦南姆夫人、贪财成性的主教加斯贝、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肮脏的灵魂的银行家麦多尔，以及盘剥有方的房东等人，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远大前程》（1861），又译《孤星血泪》。这部作品原题名是GreatExpes，意思是指一笔遗产，小说名意义双关，可以解释为“伟大的期望”，也可以解释为“锦绣前程”。小说讲述一个青年人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前程”上，最后希望破灭，“前程”成了泡影。孤儿匹普与姐姐和当铁匠的姐夫共同生活。因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钱人的庇护，开始幻想起自己的“远大前程”来。他一心想做“上等人”，疏远了真正的朋友。但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保护人实则是他帮助过的在逃的苦役犯，而并非情场失意的贵族老小姐郝薇香，他爱慕的高贵女子艾丝黛拉是罪犯的女儿，关键时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贫贱朋友。贫困帮助他恢复了纯朴的天性，对伟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场幻梦。最初的梦想以及最后梦想幻灭的种种经历，让匹普清醒、成长，使他重新认识到真正的远大前程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灵和勤劳智慧的双手。狄更斯始终是一位温和的人道主义者，他辛辣地抨击资产阶级的罪恶及由此造成的人性沦丧，却始终相信失去的人性是可以回归的，是可以得到救赎的，马格韦奇和郝薇香小姐的死同样表明了遭到社会残酷对待而对社会进行报复的受害者的良知是能够被唤醒的，失去的人性是能够重新获得的。这也是狄更斯的道德观中重要的一点。

狄更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小说围绕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遗产继承问题展开情节，把人性与金钱关系作为主题。书中出现了一个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狭隘、贪财爱势的资产者波德史奈普，此后人们便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波德史奈普主义”。

狄更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人道主义的核心是“爱”与“善”，即仁爱、宽恕、善良、温柔、正义、同情、利他主义与真诚等。狄更斯相信人性总体上是善的，有的人变恶只是为后天环境所逼而对美好的人性道德的偏离。因此他注重人物外在的感化，而不是人物内心的挣扎省悟，是他律，而非自律。狄更斯在作品中塑造像圣人一样完美的人物，浑身散发的是心灵的美、善和对他人的大爱，通过这些他们感化那些恶者，使他们弃恶从善。从人道主义出发，狄更斯既反对贵族阶级的残忍和暴虐无道，同时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个体道德完善基础之上的温和变革。这是作者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的体现。

狄更斯的小说因为其早年经历的影响，侧重描写小人物的命运遭遇、思想情感，把关注的焦点始终放置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和贫困者身上；同时，记者、法院录事出身的狄更斯感觉十分敏锐，常常能够抓住整个社会和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写入小说，如孤儿院、教育制度、劳资矛盾等，因此，小说发表后，往往能够引起轰动；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狄更斯的小说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集中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努力向上，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这些形象体现了狄更斯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同时他也塑造了一批反面角色，他们是“恶”的化身，极端自私，丧失人性，是作者鞭挞的对象。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的善恶有报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变得更加复杂。他小说的第三类人是可教育者，比如董贝、葛擂梗，在人性教育和道德感化下，恢复了人性。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能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让读者如见其人。

狄更斯擅长以扁形的定型化的方式刻画人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他所写的人物几乎都属扁平一类，差不多每个人物都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但又令人感到具有人性深度。也许是狄更斯的强大生命力使他笔下的人物动了起来。他们也借助于他的生命力而使自己宛若真人。”“狄更斯的部分天才在于：他创造的易于被我们识别的各种类型的、漫画式的人物，其所产生的效果既不枯燥乏味，又显现人性的深度。”[1]

二、《双城记》

《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经久不衰、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