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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第2页）

萨克雷（1811—1863）是仅次于狄更斯的著名作家。他熟悉上流社会，痛恨贵族、资产者的道德沦丧和自私自利，他的作品多以此为主题，代表作是《名利场》（1847—1848）。小说通过资产阶级小姐爱米丽亚和穷画师的女儿蓓基·夏泼不同的生活经历，对英国上流社会的追名逐利、钩心斗角、媚上欺下、虚伪势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作品的副标题是“没有英雄的小说”，充斥作品的也的确只是天真善良、简单浅薄的爱米丽亚，投机钻营、不择手段的蓓基，腐朽没落的贵族，品格卑劣的牧师，心灵空虚的纨绔子弟，满身铜臭的暴发户，脑满肠肥的吸血鬼……这一切，勾画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幅幅图画。小说的主题是揭露英国社会的金钱关系、庸俗势利的市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门第观念。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大多反映她比较熟悉的工业生活，表现劳资矛盾和工人的反抗斗争。其代表作《玛丽·巴顿》（1848）是19世纪最重要的工人题材小说，直接以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宪章运动和罢工斗争为背景，反映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中心纺织工人的悲惨生活与自发斗争，宣扬用基督教的仁爱宽恕精神调和劳资矛盾。这是英国乃至西欧最早触及劳资矛盾的作品。在艺术上，情节比较丰富，人物生动，心理刻画细腻。

勃朗特三姊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都是作家，都有传世之作，但影响较大的还是夏洛蒂和艾米莉二人。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进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当过家庭教师。她的小说多为自传体小说，表现贫苦无依、地位卑下的主人公自强不息实现理想的个人奋斗史。代表作《简·爱》（1847），以自传体的方式，用第一人称手法，塑造了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贫寒的女家庭教师简·爱倔强刚直、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富有独立人格的动人形象，描写了她为争取女性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所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品的中心内容是妇女争取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为妇女独立唱出了真切感人、**洋溢的赞歌。小说还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虚伪性，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金钱关系。夏洛蒂的小说不仅有着现实主义成就，而且具有颇为现代的特色，英国学者戴维·塞西尔指出，她“是第一个把小说当作披露个人心怀的工具的英国作家。她是我们的第一位主观主义的小说家，是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以及所有其他个人意识史家的鼻祖”[3]。

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一生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但在英国文学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83年，著名诗人史文朋就认为《呼啸山庄》是悲剧天才之作，把它与《李尔王》《巴黎圣母院》等相提并论，称它“达到了完美而辉煌的地步”[4]。20世纪以来，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更是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形成了“艾米莉热”或“《呼啸山庄》学”。小说描写了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两户人家的两代家史，叙述了一个爱情和复仇的故事，通过希克厉的复仇及其与卡瑟琳爱恨交织的生死恋，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哲理内涵，挖掘了人的隐蔽的深层内心世界。小说的创新之处，一是把自然的象征与现实的描写结合起来，真实深刻地展示人性中爱与恨的激烈冲突，表现了爱终将战胜恨、人性必将从堕落中复苏的主题。二是精心设计了戏剧性锁闭式结构，运用回溯法，从接近**的故事中间说起，用顺叙向未来推进，用倒叙交代过去，使作品严谨紧凑，而又扣人心弦。三是苦心经营了一个复杂的叙事系统，采用了双重的（房客洛克乌和女管家纳莉两位故事叙述者，后者把两家人的家史叙述给前者，前者再以第一人称向读者转达）、三重的（伊莎蓓拉等叙述故事，纳莉听后加以传达，洛克乌再加转述）乃至多层次、多视角（如两个孩子夜闯画眉山庄的一段情节，先后由卡瑟琳、纳莉、希克厉三人叙述）等叙述方式，开启了现代复杂叙事方式之先河。

英国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的深度、精确性和多样性方面进一步向前发展，主要代表作家是乔治·艾略特和哈代。

乔治·艾略特（1819—1880），33岁才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作品较多，著名长篇小说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米德尔马契》（1872）。她创作的突出特点是从当时哲学与科学中提炼出来的独特的伦理性，即理性地探索一个人的行为选择与命运的关系。她认为，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两个因素：个性（自由意志）与环境。她认为“人生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于个性而产生的”；同时她强调人在一定环境中对自己行为的选择。这样，推动情节发展的力量就由传统的外在力量转移到人物的内心。因此，她特别注重人物的内心刻画，从而使英国的小说发生质变——由狄更斯、萨克雷的注重外部力量和人物的言谈举止的描绘，进入人物心理世界的分析。因此，她被看作是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水岭，为哈代、劳伦斯小说的心理分析提供了经验。

（三）德国文学

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包括19世纪40年代后兴起的“诗意现实主义”和70年代后的“批判现实主义”。

“诗意现实主义”主张把现实与理想结合起来，强调散文与小说的“诗意升华”，注重艺术构思和语言锤炼，喜欢描写故乡的风土民情，从幽静和谐的田园生活中寻找诗意和美。主要作家有路德维希（1813—1865）、迈耶（1825—1898）、施托姆、凯勒等人。其中，路德维希首先明确提出“诗意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而施托姆和凯勒则是该派的代表作家。

施托姆（1817—1888），著名作家、诗人。除诗歌创作外，其主要成就是中短篇小说，共有58篇，著名作品有《茵梦湖》（1849）、《在大学里》（1863）、《淹死的人》（1877）、《双影人》（1886）、《骑白马的人》（1888）等。他的小说常让主人公以娓娓动听的自我倾诉来展开情节，但十分注重小说情节的安排与布局谋篇的戏剧性，往往使用多重框架结构，把整个故事套在其中。他的小说既有诗歌艺术的抒情性，又有戏剧冲突的集中性，语言优美，生动传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地，对德国短篇小说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

凯勒（1819—1890），被称为“瑞士的歌德”，是19世纪中叶德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包括诗歌和小说。最重要的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塞尔特维拉的人们》（1856、1872），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1879—1888）。《绿衣亨利》是凯勒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德语文学中最伟大的杰作之一。这部自传体长篇教育小说直接师承歌德的《威廉·迈斯特》，通过农家少年亨利成长时期对知识、艺术、爱情和真理的执著追求，通过他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阅历和挫折，细腻地描写了他在文化教养、思想品德、道德观念方面的成熟过程。小说从日常生活和瑞士乡村的自然风景中寻找诗意，从而使人民性、大自然诗意地融成统一的整体。

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冯达诺（1819—1898）。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创作有长篇小说20多部，代表作是《艾菲·布里斯特》（1895）。作品通过一个爱情与家庭的普通悲剧，通过艾菲一家三代人受害的事实，揭露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对现实中的罪恶进行了鞭挞，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称为德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四）俄国文学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后期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达到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峰。其突出的特点是：第一，关注民族前途命运，具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随着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家们先后在他们的创作中提出了“谁之罪”、“怎么办”、“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一系列关于人民解放、批判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社会问题，寻求问题的根源，探求俄国的出路，因而被称为“提问题的文学”；他们高扬道德旗帜、强调宗教救助，从而把个人和民族的问题普泛化，使之成为人类普遍的问题，并通过对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进行艺术描写，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第二，主人公有规律的变化。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正面主人公随着解放运动的发展而相应地变化。30至50年代，俄国文学中的中心人物是贵族“多余人”形象；60至70年代文学中的主人公是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形象；到80年代，出现了反映宗法制农民思想情绪的“忏悔贵族”形象。正面主人公的变化反映了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动更换。小人物形象则贯穿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始终，体现出作家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第三，创作与理论的良好双向互动。即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方面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的肥沃土壤和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创新使得文学批评和理论进一步深化或开拓出新的方向；而文学批评和理论一方面是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加以概括和提升的，另一方面又指导和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双向互动关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三大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对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文学创作进行概括、提升，形成自己的系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观点，进而又维护、指导和推动了“自然派”的文学创作。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普希金既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从南方叙事诗开始，他就逐渐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后来创作出现实主义戏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等现实主义代表作，在后一部作品中，作者塑造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奥涅金的形象。

莱蒙托夫（1814—1841）是普希金之后杰出的俄罗斯作家、诗人，代表作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由五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中篇《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构成全书五章，成功塑造了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毕巧林的形象。小说在思想艺术方面的特点体现在：第一，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因无用武之地而成为“多余人”，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表现了毕巧林身上的自由与奴性、浪游与停滞的矛盾——他不断浪游、不断寻求却又不断失败，总是痛苦，最终停止下来，消极地等待，从而体现了一种依赖的奴性，而这是人们常有的普遍矛盾；小说震撼人心的魅力还在于对毕巧林这个人物的灵魂异变历程的揭示，即对主人公的机智、犀利与狡黠、刁钻，自觉与不自觉的害人与害己行为心灵成因的展现以及哲学思考，这种展现与思考不仅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更对认识人与人性具有重要价值。第二，巧妙的文体嫁接。首先是把西欧传统的叙事体小说与感伤主义作家常用的日记体、自由体小说嫁接；其次，是把俄国多种流行的文体相互嫁接，《贝拉》是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游记》体和文明之人与大自然之女浪漫故事的美妙结合，《梅丽公爵小姐》是“上流社会小说”的延续，《塔曼》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情节淡化了的抒情小说的变体，《宿命论者》是30年代幻想小说中的神奇故事的再现；再次，是社会小说、心理小说和哲理小说的嫁接。第三，崭新的叙事方式。在叙事视角方面，采用了三个叙述者——“我”、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三位叙述者为小说构架了三层叙述框架，采用了故事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的形式。这三位叙述者从三个角度刻画了主人公的不同侧面，突出了主人公的立体形象。小说的篇章结构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本应这样组合:《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作者却运用倒叙手法，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摇曳生姿。而且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位叙述者，巧妙地利用多重视角转换，叙述者与主人公身份的层层位移，成功地将故事引向深入。第四，出色的心理描写。小说利用日记这种原始心理资料和毕巧林的行动、语言，辩证、深入地揭示了情感、性格的矛盾复杂性，细致、出色地写出了主人公毕巧林心灵的复杂性、立体感与变幻感。

果戈理（1809—1852），发展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写实主义倾向，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流派“自然派”，对此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俄国后期现实主义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其大大加强了对人性复杂性和心灵奥秘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追踪人物心灵的历史，剖析人物灵魂的奥秘，透过心灵探索人生、人性之谜。

如前所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创作与理论的良好双向互动，俄国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把理论、创作和社会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他们及时总结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积极地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别林斯基（1811—1848），曾主办《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主要作品为论文《乞乞科夫的有力或死魂灵》（1842）和《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1843—1846），后者实际上是一部包括11篇论文的专著，是俄国最早的普希金研究成果之一。以上文章，阐述了俄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强调和宣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论文《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则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提出了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看法，维护并指导了俄国“自然派”的文学创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主要论文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他提出“美是生活”和“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1862年，他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囚禁于彼得堡的保罗要塞，在狱中创作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两类不同的“新人”——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等普通“新人”和拉赫美托夫这一特殊的“新人”，亦即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新人”是指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上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其基本特征是：从事劳动，自食其力，意志坚强，道德高尚，积极行动，献身革命，实事求是，头脑清醒，他们不仅有美好的理想，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它。他们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在处理家庭和恋爱婚姻问题时，遵循“合乎理性”的“合理利己主义”原则。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主要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强调文学“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认为文学应该“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注重描写的真实性，致力于塑造反对农奴制的英雄人物，因此他“往往以文学作品为依据，解释生活本身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作家们致力于反映生活，揭露社会问题，更有些作家进而思索人生，探索人性和心灵的奥秘，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出现繁荣局面。

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1—1859），一度是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齐名的大作家，主要作品有：随笔集渔猎三部曲《钓鱼笔记》（1847）、《奥伦堡省猎枪手笔记》（1852）、《猎人的狩猎故事和回忆》（1855），长篇小说《家庭纪事》（1856）、《学生时代》（1856）、《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1858）。后者是自传性长篇小说三部曲，在回忆青少年时代和叙述亲族朋友的故事的基础上，作品真实地描述了18世纪末叶伏尔加河畔的地主庄园生活，内容前后连贯，是一个地主家庭近75年间的一幅完整而生动的历史画卷。阿克萨科夫的作品大多采用回忆的形式，真实地描写日常生活，对大自然观察仔细，善于表现大自然的美，语言朴实清晰、准确简洁而又生动优美、灵活精巧，是纯正的俄语的典范。

屠格涅夫（1818—1883），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地位崇高，而且在西方享有盛誉，莫泊桑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里最卓越的作家之一”，勃兰兑斯认为他是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泰纳宣称“艺术家屠格涅夫是古希腊之后最完美的作者之一”。屠格涅夫一生创作了42首抒情诗、4首叙事长诗、83首散文诗，10部戏剧，27部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和众多散文。主要作品有：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中篇小说《木木》（1854）、《春潮》（1872）；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

《猎人笔记》包括25篇作品，除打猎之外，还深入描写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描写、揭露、讽刺了各种类型的地主；二是写出了作为当时被人无视的“下等人”——农民的喜怒哀乐，写出了他们美好的心灵、纯洁的精神、善良的灵魂，以及他们出众的才干、卓越的才华，为他们唱赞歌和挽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表现了突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三是准确细腻、富有诗意、**满怀地描绘了俄国中部的大自然。那千姿百态的森林、辽阔富饶的草原、繁星闪烁的静夜、露珠晶莹的清晨、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以及悠闲自在的蓝天白云……大自然的一切，在作家笔下都得到了生动优美的描绘。屠格涅夫从而成为描绘大自然的圣手。

但屠格涅夫最重要的成就还是小说，其小说的特点有三。一是客观性与抒情**织。客观性主要表现为真实地描写社会和自然生活，以细致的观察、准确的细节，生动地把它们再现出来；抒情性主要表现为浓郁的诗意，具体表现为作家善于描写富于诗意的自然画面，构织富于诗意的故事情节，尤其是因为其哲理观念，更是使得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一种忧郁乃至悲观的基调，从而构成其抒情性的底色。二是时代性与哲理性融合。时代性指作家敏锐把握时代先兆（新动向、新人物），迅速反映社会重大问题；哲理性则指渗透绝大多数作品的爱情的神秘性、不可抗拒性，命运无常和人的悲剧性生存等哲理观念。三是心理性与简洁性并存。屠格涅夫是心理描写大师，他的小说善于通过心理活动在一定阶段外化出来的行为或行动，即心理活动的结果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而且往往与自然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情景交融，诗意盎然。他在果戈理转向外部、注重平庸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既适当关注外部，又转向心理，并且使此后的俄国文学更多地注重心理刻画。简洁性具体表现为情节结构紧凑、凝练，即使长篇小说在结构和规模上也颇接近中篇小说；性格刻画简洁、经济，往往在动态中描写人物，人物心理也往往通过动作表现出来；语言也极为简洁、准确、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