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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第2页）

苔丝狄蒙娜是人文主义新女性形象，是纯洁爱情和美德的化身。她美丽温柔、多情、善良、爱人以德，敢于冲破封建束缚和种族偏见，追求自身幸福。但她天性过于单纯、柔弱，头脑中残留着较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事事依赖丈夫，一切服从丈夫的意志。对丈夫误解她后的侮辱、谩骂，甚至当特使的面打她，都逆来顺受。因而未能表白冤屈，申明无辜，最终酿成悲剧。

这部悲剧在艺术上特色是结构紧凑、集中、严密，是莎剧中剧情结构最完美的一部悲剧。剧作抓住主人公感情变化推动情节发展，用主要人物（奥与伊）性格上的显著不同进行对比，刻画人物，塑造了性格突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也是作者最具现实主义特色的一个剧本，剧中没有精灵、鬼怪等超自然力量，充满现实主义气息。

《李尔王》同《哈姆雷特》一样被认为是莎剧的高峰之作。这出悲剧的故事来源于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和16世纪的其他历史著作。《李尔王》有两个平行的故事情节线。主要线索叙述古不列颠国王李尔把土地财产分封给口是心非的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而剥夺了直率倔强的三女儿考狄利娅的继承权。高纳里尔和里根获得权势后，便忘恩负义，虐待李尔。李尔气极成疯，流落到荒野和暴风雨中。考狄利娅兴兵讨伐，但失败被俘而遭毒害，李尔也随即死去。高纳里尔和里根因争风吃醋，相残而死。另一条平行的故事线索是大臣葛罗斯特伯爵听信庶子爱德蒙的谗言，放逐长子爱德伽而酿成的悲剧。

悲剧的思想意义主要体现在批判忘恩负义、骨肉相残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颂扬人文主义的仁爱道德原则；批判分土裂国的封建倒逆行径，主张王权统一；批判封建极权对人性的腐蚀作用，弘扬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剧中的李尔在开幕时是一个年老昏聩、刚愎自用的暴君。极权的地位、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他的个性畸形发展，从而迷失自我、失落自我、不知自己是谁，把个人视作世界的轴心，视作衡量人的一切价值的唯一尺度。他自我崇拜，无限制地抬高自我价值，把人们对他作为国王的赞美视作对他个人人格的赞美和崇拜，他确信自己作为国王很伟大，作为一个父亲同样伟大。因此，他想出父爱测验的荒唐想法。小女儿直言，被剥夺继承权远嫁他乡，忠臣肯特仗义劝谏被放逐；他放弃国王地位后，仍想以国王身份、威信支配一切，享受一切。但世界不再听命于他，女儿不再听命于他，甚至把他无情遗弃。在冷酷的现实打击下李尔终于发疯。在暴风雨中，处于平凡人地位的李尔四处流浪，受尽折磨苦难，饱受人间冷暖，看到并体会到下层人民的贫困处境，对社会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感到从前权力欺骗了自己，认识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裸的两足动物而已，如同虫豸一样。他最后重新认识了自我，恢复了人性，完成了道德改善。他的转变过程即人性丧失又复归的过程，其中寄予了人文主义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期望。

考狄利娅是仁爱的化身。她在“父爱测验”中所讲的要按她的本分爱父亲，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要把一半爱留给丈夫的话，既表现了对封建权威的绝对服从观念的批判，又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自我幸福的追求。剧中的反面人物爱德蒙及高纳里尔、里根姊妹则是忘恩负义、冷酷自私、卑鄙无耻的资本主义罪恶势力的代表。通过他们的形象，作者对社会邪恶进行了批判。

艺术方面，并行交错的结构，**悲壮的悲剧气氛及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形象的语言是这一悲剧的突出特色。

《麦克白》取材于贺林希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是莎翁最短的剧本之一。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和同僚班柯平定叛乱，班师回朝，路遇三个女巫，预言麦克白本人和班柯的子孙是未来的君王。女巫的预言触动了麦克白的野心，在妻子的怂恿下他弑君篡位。为保王位，他又将屠刀指向班柯父子和麦克德夫一家。他众叛亲离，最后被太子马尔康消灭。

这部作品的主旨是探讨野心对人性的腐蚀和危害作用，肯定、宣扬人文主义的仁爱原则。剧中的麦克白，原本是一个拯救了国家、功勋卓著、大有作为的将领，本性中有着勇敢、善良的一面，但听到女巫的预言后，他野心膨胀、权欲沸腾。在内心，个人的野心、恶的一面与善良展开冲突。起初，他有野心，但又想通过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他为此犹豫不决。最后，在女巫预言的影响**和妻子的怂恿下，他终于被野心征服，人性原则被毁弃、践踏，在野心驱使下杀死了国王。伴随着谋杀，道德上他也杀死了自己。他夺取王位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精神的烦恼，孤独、空虚的良心的煎熬，但他又不愿改弦更辙，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为维护取得的王位权势，作恶到底，滥杀异己，最终成为一个道德堕落、惨无人道、众叛亲离的暴君，最终死在麦克德夫正义的刀下。麦克白之死既不同于奥赛罗，在临终之前神思清明的悔悟，也非李尔王在饱经苦难之后的道德净化、人性的复归，而是毫无希望的堕落与毁灭。通过他内心善恶交战、人性泯灭的过程，作者批判了野心的腐蚀作用。麦克白的悲剧就是野心使英雄毁灭的悲剧。

麦克白夫人也是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一个心毒手辣、心如铁石、野心包天的邪恶女人的典型。她比麦克白野心更大，更为残忍狠毒，缺乏道德观念。她说丈夫“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有野心，但“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斥责丈夫是“懦夫”，自称可以在自己的幼儿看着自己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把它的脑袋砸碎。在麦克白犯罪的过程中，她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这样一个女人在谋杀国王以后，心灵却得不到片刻的安宁，终于精神失常，发疯而死。

剧作着力描写麦克白夫妇的内心冲突，心理描写十分深刻。另外细节描写也非常成功，麦克白夫妇杀人后一再出现敲门声，不仅写出主人公当时惊慌紧张的精神状态，而且把观众一起带入到谋杀犯的内心世界。这一细节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心理，受到评论家的赞赏。曾经有人写文章专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另外，鬼魂、女巫的出现也渲染了悲剧的恐怖气氛。

《雅典的泰门》取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并参照当时一个无名氏的名为《泰门》的剧本写成。故事主要情节是叙述雅典的贵族泰门因热心好客而破产，他向朋友们求援，遭到拒绝，大家对他冷眼相向，门外逼债人络绎不绝，最后他成为厌世者。不久他又恢复往日的排场，大宴宾客，旧时的朋友，又都老着脸皮赴宴。他当着他们的面，批评世态炎凉，然后挖苦斥骂“揭开吧，狗子们，舔你们的盆子吧”。只见盘中盛满清水，泰门一边骂一边把水泼在众宾客脸上。泰门咒骂城市，憎恨人类，最后远离城市，独自隐居在洞穴中，挖野草充饥，无意中挖到黄金，这时他说出一段十分有名的话：“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要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富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最后他遇到一个被元老放逐的将军，把金子赠给他，让他率大军毁灭雅典，他还把金子散发给找他的人，并向他们表示自己厌恶憎恨人类的思想。最后他死在海滨的洞穴中，死前留下一篇表达厌世思想的墓志铭。

这部悲剧，情节简单，但寓意深刻，它诅咒黄金对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腐蚀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曾引用它，说明货币的本质以及对人心灵的腐蚀作用。从此剧可以看出作者人文主义理想的破灭和在残酷现实面前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

（三）晚期创作（1607—1612），即传奇剧时期。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2）、《亨利八世》（1612）。这一时期封建王朝进一步暴露出专制的本来面目，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冲突愈加尖锐。人文主义的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远，莎士比亚在找不到社会出路的情况下，转向传奇剧创作。这些作品仍然保持了人文主义信念，对黑暗社会有一定揭露，但是作者先前作品中锐利的批判锋芒已不复存在，表现更多的是宽恕和解的精神，寄希望于道德感化及未来年轻一代，把人文主义理想通过梦幻形式表现出来，作品带有浓厚的传奇浪漫色彩。

《暴风雨》是莎翁传奇剧的代表作品。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勾结那不勒斯国王篡夺了爵位，他带着3岁的女儿米兰达和魔术书流落到一个荒岛上，用魔法释放了被禁锢的一群精灵供他驱使。12年后，他预知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王乘船经过这里，便唤起风暴，打沉船只，让船上的人漂流到岛上。国王的儿子腓迪南和米兰达一见钟情。普洛斯彼罗凭借魔术，通过幻景让安东尼奥和国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过自新。全剧以大团圆结局，一场暴风雨归于平静。剧作虽然批判了自私与阴谋，但主要是宣扬了道德感化、改恶从善的思想。普洛斯彼罗用魔术不仅制服了自然界的恶势力，也惩罚和教育了社会上的恶人，使他自新，弃恶从善，得到宽恕。魔术的实质是人文主义思想。作者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通过感化和教育，人有改恶从善的可能。剧中的荒岛是作者的理想世界，这里虽荒远偏僻、人迹罕至，但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落难人最好的去处。一切矛盾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切恶人都可以在这里变善。这样的田园环境显然是虚构的，却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理想，渗透着一种真挚的情感追求。该剧的结构方式为：由“和谐”到“分裂”再到“和谐”。在作者看来，通过“宽恕和解”的精神，生活中的矛盾和仇恨就可能得到消除，代之以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这种结构方式，既体现出“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又蕴涵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希望。

二、《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也是莎士比亚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莎翁的思想艺术成就。剧本的故事取材于12世纪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马狄库斯的《丹麦史》，以后又见于法国作家贝尔福莱的《悲剧故事集》（1570）。莎士比亚创作该剧前，剧坛曾上演过同一题材的剧本（已失传），一般认为《哈姆雷特》剧是根据它改编。莎翁对这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剧本进行改编时，把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如善恶、生死、人性的坚强与软弱等渗入故事，从而使之成为一部反映人类精神的悲剧。

主人公哈姆雷特是一位丹麦王子，他在德国人文主义新文化中心威登堡大学求学，获悉父王死讯，回国奔丧，母亲仓促改嫁新王克劳狄斯。父王的鬼魂告诉王子，自己是被新王所害，并嘱咐他为父复仇。奸王克劳狄斯表面上很关心王子，许他为王位的继承者，暗中却派人监视他，利用王子的恋人奥菲利娅来试探他。为证实鬼魂的话，哈姆雷特布置演出《捕鼠机》，戏未终场，国王被害的情节刺痛了克劳狄斯的隐私，使其仓皇离去。至此双方都摸透了真情，斗争明朗化。奸王安排王后与王子谈话，让大臣波洛涅斯偷听。哈姆雷特发现帷幕后有人，拔剑刺去，误杀了奥菲利娅的父亲。克劳狄斯打发哈姆雷特去英国，企图借英王之手杀害王子。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从国外赶回为父复仇，他煽动不满的群众叛乱，冲进王宫。哈姆雷特在途中识破诡计，巧改信件，返了回来。克劳狄斯一计未成又施一计，挑起了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之间的一场决斗，并准备了毒酒、毒剑，一心要将王子置于死地。哈姆雷特在决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剧本通过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热情赞颂哈姆雷特反封建暴政的斗争，揭露批判以克劳狄斯为首的封建专制王朝，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文主义理想与英国社会现实之间难以调和解决的矛盾。剧作最后，哈姆雷特虽与敌人同归于尽，远未完成“重整乾坤”的任务，但他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给后人以鼓舞斗志的力量。

哈姆雷特是莎翁笔下著名的三大复杂典型之一（另两个是夏洛克、福斯塔夫），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大典型之一。在这一人物及李尔身上，莎翁对人性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悲剧的主人公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他虽然身为王子，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中心威登堡大学学习，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把人看作“天使”、“天神”，赞美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爱情、友谊、人性，他也有一整套人文主义观点。他为人民所拥戴，用奥菲利娅的说法，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时的哈姆雷特性格开朗，生气勃勃，对人、对人生、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经过思索，哈姆雷特克服优柔寡断，振作精神，开始有所行动。他安排“戏中戏”向敌人挑战，证实了奸王的罪行，但由于他想寻找更好的复仇时机和手段，又放过了在奸王祈祷时杀死敌人的机会，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局面。哈姆雷特为什么延宕？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或言软弱，或言优柔寡断，长于思索而失去行动能力。弗洛伊德则认为是对敌人的仇恨被良心的自谴所代替，“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并好不了多少”，“因为这人所作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1]

哈姆雷特从海上逃回，接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剖析了自己的弱点，认为自己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想干的事，但“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因为三分懦怯一分智慧的过于审慎的顾虑”；并从福丁布拉斯的果断复仇行动中，受到启发教育，决心采取有效行动。在决斗场上面对敌人利剑、毒剑、毒酒多重杀人计，死亡在即，他终于刺杀奸王，与敌人同归于尽。

纵观哈姆雷特的作为，忧郁、延宕不是他的本性，而是他遇到骤发的种种变故，面临强大的邪恶势力，感于责任重大，力量孤单，且又找不到相应的行动方式而呈现的暂时状态。在哈姆雷特身上有着明显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特色，勤于思考、善于剖析、敏感多虑而易于冲动，是其主要性格特征。他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对人生社会抱有美好的理想；他对封建暴君深恶痛绝，赞美英明君主，抨击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他同人民比较接近，同情他们的苦难，关心他们的命运，深得人民喜爱。但由于阶级局限，他轻视群众，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甚至害怕人民，因而在强敌面前，只能孤身奋战。最后的决斗，他虽然杀死敌人，但也毁灭了自己，“重整乾坤”的重任并未完成。

克劳狄斯是与哈姆雷特对立的一个反面人物，“一个戴王冠的丑角”。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暴君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野心家的特征。他弑兄娶嫂，败坏伦常，篡位窃国，祸国殃民。在他统治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到处是灾象凶兆，天怒人怨。他每喝一杯酒，都要鸣放礼炮给自己壮胆。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他表面上爱护安抚王子，暗地里千方百计刺探他的心事，当他看出王子对他的威胁后，便两次使用“借刀杀人”计，暗害王子。这个人物身上既表现出封建暴君的腐朽、荒**、专横，也表现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两面三刀、狡诈卑鄙。但这一人物并非简单的脸谱化的恶人。他内心也有良知与邪恶的斗争，经受着犯罪感的折磨，甚至表现的并非全是凶恶之状：对妻子体贴，关注政治大事，也没有如伊阿古一般不可遏制的一味作恶的欲望。但整体来看，他是一个恶人形象。

剧中同克劳狄斯同一阵营的人物还有阿谀奉承、圆滑世故的老宫臣波洛涅斯，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甘当帮凶的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此外，剧中人还有王后乔特鲁德，她意志薄弱，操守不坚，既怀有深深的母爱，又浑身散发肉感气息。她的爱能使人向善，也促人作恶。她的身上带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色彩。王子对人的不信任即由对她的印象而来，当然也有其他因素。

奥菲利娅是一个温柔、软弱的人文主义女性形象。她单纯天真而又无知，爱情是其天性，她既爱哈姆雷特、也爱父兄，当命运把她推到两难境地，要她从中必须做一选择时，她感到迷惑不解，不自觉充当了奸王、庸父的工具。接着，情人对她的爱情的弃绝、嘲弄，意中人杀死父亲这两件事，给她致命打击。她的脆弱的神经、优美的心灵被矛盾撕裂。然而，发疯后的奥菲利娅心灵依然是美好的，她唱着情歌谣曲，拿着鲜花，流露出一种温柔的天性、温和的抒情气息。

雷欧提斯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他为父复仇，主要是为封建家族荣誉。为了这一目的他沦为奸王的杀人工具。霍拉旭是剧中的一个重要正面人物。他和哈姆雷特一样，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他是哈姆雷特的好友，正直、冷静、机警，忠于友谊，抱有美好理想。他同情王子的遭遇，支持王子的斗争，被哈姆雷特视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最后王子嘱托他把自己的事迹告诉后人。

第一，广阔的社会背景。莎翁的剧作非常注重在剧中展现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写出主要人物与下层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加强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在《哈姆雷特》剧中，从豪华的王宫大厅，到荒凉寂静的郊野墓地，从戒备森严的城堡露台，到幽雅溢香的花园，在这宽广的社会舞台上，作者刻画了各个阶层众多的人物：上至王公将相、皇胄贵媛，下至兵士、艺人、大学生和掘墓工人。他们的生活际遇、矛盾冲突，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富于时代特征的社会图画，为主人公的活动以及性格成长、变化提供了典型环境，大大拓宽了作品的容量，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第二，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莎翁打破古代戏剧单线发展的框框，在剧中设置多重交错发展的情节线索。剧中有三条为父复仇情节线。哈姆雷特为父复仇为主线，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为父复仇为次线，次要线索起着衬托、突出主线，深化主题，推动和丰富剧情的作用。在复仇情节之外，剧作还穿插有爱情、友谊、家庭关系等场景，以烘托主要情节发展。莎翁还突破古代悲、喜剧界限，把悲、喜剧因素融合在一起。在剧中，糅合了许多明显的喜剧因素，如波洛涅斯的“诫子格言”、掘墓人的“插科打诨”、“戏中戏”的演出，等等，使悲剧庄谑互补，张弛相间，格调庄重而不显沉闷。

第三，栩栩如生、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莎翁擅长运用对比、心理独白等手法，塑造性格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剧中，同是人文主义者，霍拉旭正直机警、理智冷静，忠于友谊而又秉性温和、缺乏壮志；哈姆雷特则抱负远大、敏感多虑、勤于思考、善于剖析、易于冲动，带有思想家特征；此外，剧中成功塑造的人物还有残暴、阴毒、虚伪、狡诈、卑鄙，集封建暴君与资产阶级野心家、冒险家邪恶于一身的奸王克劳狄斯，意志薄弱、操守不坚的王后乔特鲁德，头脑简单、愚蠢封建的贵族纨绔子弟雷欧提斯以及纯洁而软弱的奥菲利娅，等等。

第四，生动、丰富、个性化的语言。莎剧的语言丰富多彩，全剧主要用无韵诗体写成，同时也结合了散文、韵诗诗句、歌谣等，诸种文体交杂一起，各有不同用处。他还善于使用比喻、隐喻、双关、讽刺等手法，采用对白、独白、诗歌、演唱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人物语言格调灵活多变，能够随着人物的个性、阶级、身份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哈姆雷特的语言词汇丰富、充满智慧与哲理。对奸王诸臣，他嬉笑怒骂，讽刺、嘲笑、揶揄备至，语言符合其王子身份，带有思想家的特征。清醒时，他机智雄辩，装疯时又曲折隐晦，令人难以捉摸，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情绪与心境。

1。莎士比亚喜剧为什么被称为“抒情喜剧”？

2。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文主义女性形象。

3。如何看待哈姆雷特的忧郁与延宕？

4。莎士比亚的创作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奥地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译，1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