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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拜伦及其唐璜（第1页）

第二节拜伦及其《唐璜》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人称他是“诗国中的拿破仑”，别林斯基称他是“高不可及的雄伟诗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革命家。他的文学事业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意义，并在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拜伦出生在伦敦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纨绔子弟，纵情声色，不务正业，后来客死法国。母亲因受不幸婚姻生活的刺激而常常迁怒于儿子。拜伦天生跛脚，时时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欺凌。孤寂寡欢的童年生活与受歧视的处境，养成了拜伦忧郁、孤独、倔强、反抗的性格，并极大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他10岁时继承了伯父的爵位和领地，13岁进入哈罗中学学习，17岁进入剑桥大学。他自幼喜欢读书，在大学期间又阅读了大量历史、哲学著作和启蒙时期的文学作品，深受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世袭议员的席位，同年6月，拜伦离开英国去南欧各国游历，1811年2月回国。

拜伦回国后，正值全国路德运动蓬勃发展，统治阶级十分恐慌，对起义工人施以严罚，苛以重刑。拜伦访问了工人区，了解到了工人的悲惨景况，于是在贵族院发表演说，并写了一系列文章，愤怒斥责英国政府及其所制定的残酷法律。由于拜伦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反叛精神和自由思想，激怒了当局统治者，反动的英国社会人士特别是“桂冠诗人”骚塞之流，视拜伦为“恶魔派”的首领，掀起了反拜伦的浪潮，并对其大肆污蔑诽谤。拜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含愤再度远游。他到了瑞士，后侨居意大利，并积极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运动失败后，拜伦的目标转向东方，于1823年7月航行到希腊，参加了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得到希腊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被推任为希腊军统帅。1824年4月9日，拜伦在大风中骑马出巡，因受风寒而病倒，19日与世长辞。希腊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拜伦一生仅36年，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以非凡的才能，创造了大量的作品。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放射着正义和真理的光芒，像黑夜的火炬照耀着一切被压迫者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

拜伦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色，即对人的个性与尊严的保卫，对一切形式的政治和思想压迫的抗议，以及对自然和人世间一切伟大的优美东西的热爱和礼赞。他的诗作具有热情奔放、气势磅礴，议论抒情、纵横捭阖，揭露现实、讽刺性强的艺术特点。

其创作可分为国内生活和流亡国外两个时期。

国内生活时期（1807—1816）拜伦早在12岁时就开始写诗。到1807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的第一部诗集《懒惰的时刻》出版。这部诗集虽然还不成熟，但已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诗集出版后遭到当时评论文学的最高权威《爱丁堡评论》的粗暴批评。外界的讥嘲和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于1809年写出了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应，诗中辛辣地讽刺和批判了当时的反动诗人、评论家及英国统治集团，展现了诗人的胆魄和作为一个讽刺诗人的才华。

拜伦历经两年的东方旅行之后，于1812年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一、二章，名声大振，赢得了全欧声誉。

1813—1816年，拜伦创作了一系列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叙事长诗，即《东方叙事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道斯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5）、《巴里西纳》（1816）等6部浪漫主义诗篇。在这些诗篇中，作者塑造了众多的不同性格的反叛者形象，即文学史上有名的“拜伦式英雄”。这些人物虽然具有火一般的热情、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但只是孤独的反叛者、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脱离群众，孤立无援，其结局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如《海盗》中的康拉德、《阿比道斯新娘》中的苏乃卡和《柯林斯的围攻》中的阿尔普等即如此。

《东方叙事诗》反映了拜伦早期创作的特点。其中，热情的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混合；反抗反动势力的怒吼，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与对人类前途深感失望、怀疑战斗徒劳无益的悲观情绪相交织。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拜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

流亡国外时期（1816—1824）拜伦由于处境难堪，愤然离开祖国以后，深感其人道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面前完全破灭，个人的不幸遭遇，使其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1816—1817年间，诗人写成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突出表现了这一时期诗人找不到出路的政治苦闷和悲观绝望的个人主义情绪。曼弗雷德是一个对未来完全丧失信心的阴郁的厌世者。他索居深山，远离尘世，过着高傲孤寂的生活，但最终理想破灭。绝望之余，但觅一死，以求解脱。这部作品是诗人个人主义反叛的高峰，但同时又标志着他的个人主义的破产。

1817年，拜伦由瑞士迁居意大利，亲自参加实际斗争，这使拜伦的思想和创作都有明显的进步，从而形成了他一生中创作的高峰阶段，写出了很多重要作品。主要有历史剧《马里诺·法里哀洛》（1820），哲理诗剧《该隐》（1821），讽刺诗《别波》（1818）、《审判的幻景》（1822）、《青铜世纪》（1822）以及诗体长篇小说《唐璜》（1818—1824）等，并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最后一章。

《该隐》是一部浪漫主义哲理诗剧，它的发表标志着诗人思想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消极转向积极。作品在神话的外衣下，写出了反宗教的主题。该隐被改写成第一个反叛者，并体现了“拜伦式英雄”人物孤傲、反抗、坚强不屈的特点。这部诗剧表现了对上帝的否定和对神权的批判，具有尖锐的现实政治意义。

《审判的幻景》针对骚塞的同名诗而作。通过对英王乔治三世如何升天的描写，不仅攻击骚塞，也攻击乔治三世；不仅攻击反动政权，也攻击宗教迷信，具有极强烈的讽刺性和批判性。

拜伦的其他一些诗作，如《马里诺·法里哀洛》《锡隆的囚徒》《普罗米修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和他特具的叛逆精神。

1816—1817年，拜伦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四章。至此，整部作品宣告完成。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长篇叙事诗。长诗通过哈洛尔德的游历和抒情主人公的评论，反映了19世纪初期欧洲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渴望自由、反对侵略，赞扬和声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是长诗的中心主题。

主人公哈洛尔德是一个餍足享乐生活而厌世的漂泊者形象，同时也是一个英国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他没有年轻人满怀信心的欢快，也没有追求寻欢作乐和名誉地位的兴趣，终日陷于孤独、痛苦的深渊之中。因而他怀着深深的忧伤和冷漠去国外漂泊，寻求解脱。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摆脱他那忧郁、孤独的个人主义和悲观情绪。哈洛尔德这一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他概括了当时欧洲各国许多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典型特征，同时，这一形象也带有自传性质，代表了诗人思想的消极面，尤其是早期创作的消极倾向。

诗中还塑造了另一个特殊的主人公——抒情主人公。他与哈洛尔德迥然不同，是一位感情炽热、精力充沛的观察家和评论家，是整个生活的积极干预者。他对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做出积极的判断和评论，他激昂、热情地歌颂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斗争，揭露和抨击反动的统治阶级。抒情主人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形象，是拜伦思想中最积极、最有力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