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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第1页）

第三节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

奥雷诺·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19世纪前期法国与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被称为“文学上的拿破仑”。

一、生平与创作

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诞生于法国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8岁进旺多姆教会学校读书。他对学校的封建贵族教育不满，一头扎进书籍之中，获取了宗教、哲学、历史、物理、文学方面的广泛知识，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写诗。1814年，巴尔扎克全家迁居巴黎。1816年，巴尔扎克中学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进入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还进修自然科学、哲学，并到索邦学院旁听高级文学课程。大学的学习，使他具有自然科学、哲学、文学、法律等方面的良好素养。律师事务所的几年实习生活则不仅使他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而且使他发现了“很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见到了社会的黑暗、腐败。这一切，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19年1月，巴尔扎克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家里想让他进律师事务所，成为一个容易致富的律师，但酷爱文学的巴尔扎克决心当个作家。父母给他两年时间，每年提供他仅够维持巴黎最低生活水平的1500法郎。他租了一间寒伧的阁楼开始拼命地读书、写作。1820年，他的第一部作品——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彻底失败，法兰西学院院士、剧作家安德里欧甚至断定：“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

但倔强的巴尔扎克充满自信，毫不迷信权威。既然悲剧不是自己所长，他还可以成为一名小说家。他调整了“战略部署”。此时，父亲业已退休，家里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他的经济供给也被断绝。为了维持生计，他与市侩文人维耶格莱一拍即合，以“罗纳勋爵”等笔名与之共同创作了一批怪诞、平庸、低劣的流行小说。这虽然使他浪费了不少时间，但也锻炼了他布局谋篇、安排情节、塑造人物、吸引读者的创作技巧。为了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以从事严肃的艺术创作，巴尔扎克开始经商。他当过出版商，开办过印刷厂、铸字厂，由于不善经营，生活又颇奢华，三年后，债台高筑，欠款5万法郎。这段经商、倒闭、破产、负债、债主临门的经历，使他同巴黎形形色色的人物广泛接触，更深入地认识了社会，深刻地领略了“金钱万能”的威力和人与人之间**裸的金钱利害关系。

失败教育了巴尔扎克。他租下巴黎卡西尼街1号的一套公寓，决心致力于真正的文学创作。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特意布置了一尊拿破仑石膏像，剑鞘上挂着他自己书写的座右铭：“他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

1829年，他发表长篇历史小说《舒昂党人》。这是他第一部严肃小说，也是他署上自己真实姓名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是巴尔扎克走向现实主义的第一步，它真实、客观地描写了保王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斗争。小说发表后，获得了成功。巴尔扎克的创作，也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从1818年至1828年，这是他的试笔或摸索阶段，创作了《毕拉格的女继承人》《百岁老人》等10来部流行小说。后期则从1829年发表《舒昂党人》至1849年（这年起他患重病不再能写作），全力投入创作之中，20年中他奋笔疾书，勤奋创作，几乎每年都要创作一部或两部长篇小说，十几部中短篇小说，终于建成了宏伟的文学大厦《人间喜剧》。

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因病去世。雨果在悼词中对他做了高度评价：“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部庞大而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就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的行列。”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十分矛盾、复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正确与错误交织并存。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徒，又崇拜拿破仑皇帝的业绩；他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又相信宗教的教义；他迷恋自然科学，又醉心神秘主义。他经历了法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灭亡、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他也深受法国自然科学、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等多方面的影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丰富繁多的思想学说使得他的思想充满矛盾，特别复杂，但主导方面是积极的。

二、《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从1829年至1849年倾注了20年心血所创作的多卷集小说的总称，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泰纳（一译丹纳）则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它的创作，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829年至1834年，是第一阶段，即酝酿阶段。1829年发表的《舒昂党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拉开了整个《人间喜剧》的序幕。这一阶段共发表小说42篇，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中短篇小说，如《高布赛克》（1830）、《红房子旅馆》（1831）、《夏倍上校》《图尔的本堂神甫》（均1832）等，长篇佳作除《舒昂党人》外，还有《驴皮记》（1831）、《欧也妮·葛朗台》《乡村医生》（均1833）、《十三人故事》（1833—1834）、《绝对之探求》（1834）。其中最突出的是《驴皮记》和《欧也妮·葛朗台》。这一阶段，《人间喜剧》的宏伟规划逐渐酝酿成熟。30年代初，有鉴于曾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英国作家司各特虽然创作了众多的历史小说，但并未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巴尔扎克开始考虑把自己创作的小说联系起来，构成一篇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以研究产生各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和故事里面的意义。1833年，创作《乡村医生》时，他为这一整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框架。1834年，这一设想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计划，同年发表的《哲理研究导言》宣称要把精心创作的小说“构成一个统一、独创、新鲜的整体”，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也谈到，这座命名为《社会研究》的丰碑，将包括“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个部分。

1835年至1841年，是第二阶段，即正式命名阶段。《高老头》（1835）是巴尔扎克为《人间喜剧》这一大厦真正奠定的一块基石。在这一阶段，巴尔扎克发表了16部长篇小说、10部中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人间喜剧》的框架已基本形成。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幽谷百合》（1835）、《古物陈列室》（1836—1838）、《公务员》（1836—1838）、《幻灭》（1837—1839）、《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8）、《纽沁根银行》（1838）、《于絮尔·弥罗埃》（1841）、《搅水女人》（1841），中篇小说《禁治产》（1836）。其中最突出的是《高老头》和《幻灭》。1841年，受但丁《神曲》（原意是神的喜剧）的影响、拉封丹“百幕大喜剧，人间为舞台”的《寓言诗》的启示，巴尔扎克决定采用《人间喜剧》这一名称，以统领这部反映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庞大风俗史，并正式签订了16卷本《人间喜剧》的出版合同。

1842年至1849年，是第三阶段，即系统扩展阶段。巴尔扎克一方面对汇编入大厦的旧作进行修订，一方面又继续按总体计划创作新的作品，不断扩展大厦。1845年，《人间喜剧总目》问世，计划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共137部（一说144部）。1846年9月，原定16卷本基本出齐。1848年又增加出版了第17卷。尽管如此，巴尔扎克生前还是只完成了他所拟计划中的85部小说，另6部小说虽未被列入计划，但因主题、人物与《人间喜剧》一脉相承，后来被列入其中，这样，《人间喜剧》实际上包括了91部作品。此外，他还创作了6部戏剧，和一本包括30多篇仿16世纪文体及拉伯雷风格的短篇故事集《都兰趣话》（1832—1837）。在第三阶段，巴尔扎克创作了十几部小说，重要的有：《烟花女荣枯记》（1843—1847）、《农民》（1844—1853）、《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等。

《人间喜剧》是一座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不朽艺术宫殿，光登场人物就多达2472人，著名典型70多个。为了把众多的小说构成宏大的艺术整体，巴尔扎克采用了两种独创的方法。

第一种是分类编排法。在《人间喜剧总目》中，他把作品分为三大类六个场景，对90余部小说统统归类整理，确定其研究重点。三大类是《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风俗研究》反映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哲学研究》探求产生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研究》则以真、善、美为标准剖析法国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其中最重要、最丰富的是《风俗研究》，它在空间上又分为6个场景：“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队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在时间上则采取编年史的方式，将各部小说联接起来，几乎逐年展开了法国自1816—1848年社会生活的场景。

第二种是“人物再现法”。“人物再现法”是指同一个人物出现在多部作品中，每一部作品只反映这个人物一生的某个阶段，多部有关作品联系起来，才构成这一人物性格发展的全貌，通过这一人物性格的发展，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从而使人物形象与广阔的现实、丰富的时代内容联系起来，也使许多作品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人间喜剧》通过这两种方法的精心安排，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真实而广阔的面貌。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金钱的罪恶作用及人的异化。

资本主义的确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金钱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在金钱的作用下，社会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都随着金钱这根魔棒转动。“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欧也妮·葛朗台》）。各种职业也沾满了铜臭。为了钱，新闻记者出卖聪明才智和人格灵魂；为了钱，报纸变成“贩卖思想的妓院”；为了钱，书籍被当成低价收进、高价售出的商品；为了钱，文艺创作诲**诲盗，“从来不提艺术和荣誉”（《幻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金钱所渗透。缪加索庭长一家垂涎邦斯舅舅的大笔收藏，便设法活活逼死了他（《邦斯舅舅》）；孤女于絮尔则被自己的亲戚以阴谋手段夺走了遗产（《于絮尔·弥罗埃》）；高老头被女儿榨干了最后一文钱后，遭到彻底遗弃（《高老头》）；夏倍上校的夫人为了鲸吞丈夫的全部财产，翻脸不认给她带来一切、为她甘冒九死一生危险的上校（《夏倍上校》）。笼罩在人与人之间、家庭关系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被金钱这只魔爪粗暴地撕毁了，人与人之间只有冷酷的、**裸的金钱关系了!

金钱毒害青年，使他们个性泯灭，一个个没有了心肝，完全异化了。具有独立人格的发明家大卫不懂金钱的作用，被同行暗算，潦倒乡间，而吕西安则放弃个性与人格，成了敲诈勒索的骗子，靠出卖灵魂而得以平步青云（《幻灭》）；拉斯蒂涅更是接受了社会“出色的教育”，完全异化为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高老头》）。金钱就这样深深地**、毒害了一批批青年。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最触目惊心的典型例证，是葛朗台老头。他一生只看重金钱，而毫无正常人的感情。妻子要自杀，他无动于衷，只是一想到这将使他损失大笔遗产才心里发慌。侄儿查理为父亲的破产自杀而伤心欲绝，他竟然认为：“这年轻人是个无用之辈，在他心里的是死人，不是钱。”人在这里一文不值，钱则重于一切。直到临死，他最挂念的还是金钱，而不是唯一的亲人——女儿欧也妮，他一再叮嘱她好好代管自己的遗产，以便灵魂升天后向他交账。葛朗台老头一生只为金钱而活着，金钱使他充满生气与活力，金钱也使他毫无人的正常感情乃至人性，他的灵魂已完完全全金钱化了（《欧也妮·葛朗台》）。

更能体现金钱的罪恶作用的，是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这是《人间喜剧》重点描写的内容之一。《红色旅馆》中泰伊番半夜杀死富商，抢走价值10万法郎的金银珠宝，嫁祸好友，自己则逍遥法外；《高布赛克》中高布赛克成为以高利贷方式获取利润的吸血鬼，毫无人性可言；《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老头忙于买卖，忙于在流通中争夺金钱，吓死了妻子，骗取了女儿的财产继承权，他身上人类的感情已**然无存；《纽沁根银行》中纽沁根利用法律的保护搞假倒闭，运用欺骗手段大发横财，他的财富由千百家人的血泪所聚成。

文学作品反映金钱的罪恶，并非始于巴尔扎克。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在其作品中均早已颇为生动地揭露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但像巴尔扎克这样热衷于金钱这个题目，且如此深刻、全面地揭露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的作家极为罕见，能把它写得如此生动传神、触目惊心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以致泰纳声称：“金钱问题是他最得意的题目……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和对人类丑处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金钱”是《人间喜剧》中塑造得最成功、最生动的艺术形象。

第二，揭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衰亡的历史趋势。

在资产阶级金钱的逼攻下，贵族阶级的没落衰亡是《人间喜剧》的又一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指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1]波旁王朝复辟之后，那些流亡国外的封建贵族在神圣同盟的保护下卷土重来，极力想重建旧日的封建秩序，恢复往日的生活方式与标准，但历史发展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凭借经济上的优势，接二连三地向贵族阶级逼攻。老一代贵族被击败了，贵族青年也被金钱所腐化，大名鼎鼎的贵妇人被金钱赶出了豪华府邸，贵族小姐不顺应潮流，结果造成了婚姻悲剧。巴尔扎克不得不为他心爱的贵族唱起挽歌。

在《农民》中，作者直接描写农村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形象地反映了封建贵族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小说中贵族阶级的代表是蒙戈奈将军，他是拿破仑时代获得伯爵封号的新贵，曾任驻西班牙的驻军司令官。1815年他退伍来到艾格庄，买下大片田产。为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他赶走了原来的管家，撤换了乡长、乡间警察、守林人、梭朗日城的宪兵队长，为了防止农民到庄园捡柴、放牧牛羊和打猎，他从巴黎招来退伍军人组成护林队，调动宪兵镇压农民。结果使他与农民和资产者的矛盾步步激化，以高贝丹、里谷、苏德利为首的资产者利用农民的不满反抗情绪同蒙戈奈展开激烈交锋。他们派亲信充任蒙戈奈的管家，搞到市长的职位控制小城的政权，打死蒙戈奈的护林队长，煽动农民暴动，直接危及到他的生命。蒙戈奈最后被迫卖掉了庄园，退出了这场角逐，斗争以封建贵族的惨败而告终。

《古物陈列室》表现了由老一辈贵族组成的“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是如何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走向灭亡，新一代贵族如何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所腐化。贵族阶级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历史的陈迹退出历史舞台，变为陈列的古物。在《幽谷百合》和《苏镇舞会》等作品中，作者也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贵族阶级衰落以及如何被资产阶级所融合的过程。

第三，赞美正面人物，探索理想社会。

巴尔扎克宣称：“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他认为文学的教育功能表现在道德方面，应把“改变一个时代的道德”当作作家的根本任务。这样，他在充分揭露金钱的罪恶作用、人性的异化、人们道德的沦丧的同时，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正面人物，如“父爱的基督”高老头（《高老头》），“诚实不欺的商界英雄”赛查·皮罗多（《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清廉正直的包比诺法官和禁用不义之财、保持清白人格的埃斯巴尔侯爵（《禁治产》），无私奉献的布尔雅（《无神论者望弥撒》）等，为人们树立起高尚的榜样，给黑暗王国带来一线光明。在此基础上，巴尔扎克进一步表现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在《乡村医生》中，他塑造了一个饱经人世忧患、为穷人鞠躬尽瘁的倍纳西医生形象，经过他的经营、改造，贫困、愚昧、落后的山村变成了人人丰衣足食的人间乐园和启蒙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巴尔扎克通过这个作品，形象地阐述了自己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主张，正面描绘了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