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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第2页）

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陆机《文赋》：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文心雕龙·定势》篇中也有相似的说法：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体裁往往决定风格，是风格的客观因素，所以叫做“文体风格”。但“文体风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还可以存疑。其实，单纯的体裁是无法决定风格的，风格的核心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创作个性缺席的情况下，如何能谈到风格呢？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是一个时而区别时而复合的名词。析言之，它可以包括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层面。第一层是体裁。《文心雕龙》里一般用“体”或“体制”这个说法。它分成34大类，分在20篇内。除了在上面的引文外，其他各篇都有这种用法，“体”指体裁，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不用多说。第二层是语体，即语言体式。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言体式。语体关系到各行各业、各种场合和具体的个人，有不同的语用就有不同的语体。[32]比如，公众语体与私密语体不同，教学语体与科研语体不同，哀悼语体与赞颂语体不同，等等。这种语体才是体裁到风格的中介环节。这个环节，还不是风格。体裁—语体—风格这三者的关系是：一方面，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上引《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定势》篇的说法，就是体裁对相应的语体的规定。另一方面，一定的语体需经过具有创作个性的作家的运用，渗入个性、人格的特征，并达到极致，才能发展为风格。风格是经过具有创作个性的作家自由运用一定语体并形成特征的结果。语体又可分为体裁的要求和个人的自由创造两个层面，而后者是语体发展为风格的基础。个人自由创造的语体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层面的语体，已经或多或少体现了个性特征。如果有的作家把这种语体发展到极致，那么，其风格也就呼之欲出了。第三层是风格。这是刘勰在这篇《体性》篇中讲的“体性”的“体”的最重要的含义。风格是作家创造个性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某种语体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创作个性成熟才能自由运用一定的语体，才能把某种语体发展到极致。反之，一定的语体也有待作家创作个性的全部投入，语体才能转化为风格。

再看看关于对“性”的理解。刘勰在《体性》篇谈到风格形成的原因时指出：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刘勰认为“性”或者说“情性”可以分为四项：才、气、学、习。才、气是先天的“情性”，学、习是后天的“陶染”。就风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气是潜能，后天的学、习是释放潜能的条件。这比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说法进了一大步。有的学者批评刘勰过分看重先天的条件，这个看法不符合刘勰理论的实际。刘勰说：“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这就是说虽然先天的才、气是重要的，但就像做木器和染丝一样，做成什么木器，染上什么色彩，功夫还是在后面。这说明刘勰也是看重后天的努力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四个要素与后面所讲的“八体”有一定的关系。刘勰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雅与奇指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有待其学，所以说“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形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壮与轻指风趣言，形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与习、奥显与学、繁约与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合为二纲，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与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由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与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33]

3。文本解读

《文心雕龙·体性》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中心的思想则是“因内符外”以及“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表里必符”。意思是说，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的“情性”外化为文的“体式”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内在的隐秘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外显为语言文字的风格的过程中，“内”与“外”是相符的，个性与其风格是对应的，而各人的文章的体式不同是由于其“本心”和“情性”不同。本篇“赞”中所说“才性异区，文辞繁诡”的说法，也是讲人的才性不同，所写的文辞也就繁多各异。《情采》篇：“五性发为辞章”，《知音》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也是“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观点的表述。

刘勰的这种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汉代的扬雄提出“心画心声”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的“心画心声”说，可以说是最早把人的语言、书辞与其作者的人品联系对应起来，对后代影响很大。陆机《文赋》：“故夫夸目者尚奢，惬意者富贵，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是对上述观点的发挥与完善。同时与“文如其人”的传统观点，以及西方的以布封为代表的“风格就是人”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应该说这种观点反映了一般情况，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达到的境界。但在实际中人格与风格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人格与风格之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关系，难于一概而论。只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简单地因人格而论作品，和简单地以风格推论人格，不考虑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况，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人格与风格不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

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识安仁拜路尘。

这是对扬雄的“心画心声”说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刘勰的“表里必符”的观点的质疑。他举了潘岳的《闲居赋》为例，如果我们不知潘岳的为人，读了这篇赋，还真以为这位先生确实在宦海沉浮中感到厌倦了，他已不看重功名利禄了，决心闲居归隐，种花养草，还以为这位先生是一位人格高尚、志洁行廉的高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晋书·潘岳传》：“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原来是一副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小人相。元好问诗中写的“拜路尘”，即指此事。

清人黄叔琳认为刘勰说得太绝对，旁批道：“有文辞得其情性，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如此裁鉴，千古无两。”纪昀也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意见又不同：“纪氏谓不必皆确，不悟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钱锺书的看法基本上与黄侃一致，其《谈艺录》有相关观点。

吾国文体中有《自序》《家训》之类，作者既不能如刘子真、谢安石乏以“不教”为“常教”，复不肯如蜀先主《遗诏》之自言“德薄勿效”；借立言为立德，托垂诫以垂名。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吾国论者言及“文如其人”，辄引Buffon语为比附，亦不免耳食涂说。“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若人之在文中，不必肖其处世上、居众中也。[34]

从总体上看，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大体上是不错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格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人的语调和韵调，是在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深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成为人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剥离的内心生活，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李白与杜甫诗句不同，其人与文的差别确实可以看得清楚。但为什么说人格和文格有时又不相类呢？主要原因即在于文学是一种“依存美”，毕竟是人为的，不能不延伸到意识和理性层面运作。而在这个层面上，作者完全是可以进行自我调整的，故意夸张和作伪就有可能。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表里必符”“因内符外”或“文如其文”都必须综合意、言、气、韵等多项因素加以考察。综合语言格调和意义风调看，“因内符外”尚可成立，而仅仅考察题材和字面，“文如其人”并不能完全断定。

[1]雅郑：犹言雅俗。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曰：“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为之文异状。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斯。”又曰：“才气本之情性，学习并归陶染，括而论之，性习二者而已。”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曰：“扬雄《甘泉赋》‘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注孟康曰‘言厦屋变巧，乃为云气水波相谲诡也。’”

[3]《札记》曰：“风趣即风气，或称风气，或称风力，或称体气，或称风辞，或称意气，皆同一义。气有清浊，亦有刚柔，诚不可力强而致。为文者欲练其气，亦惟于用意裁篇致力而已。《风骨》篇云：‘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云：‘思不环周，索莫乏气，无风之验。’可知情显为风深之符，思周乃气足之证，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气者，****如系风捕景，乌可得哉！”

[4]《札记》曰：“体式全由研阅而得，故云鲜有反其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以下简称《注》）曰：“俗学不能发雅议，是故当慎所习也。”

[5]《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庄子·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郭象注曰：“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谓之成心。”

[6]镕式经诰，方轨儒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取法经典，发为文章。镕式，镕铸，取法。经诰，犹言经典。方轨儒门，遵循儒门的道路。轨是车辙，方轨即并驾。

[7]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范文澜《注》：“馥，当作复，《总术》云：‘奥者复隐。’”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以下简称《校释》）：“疑‘馥’当作‘复’，‘典’当作‘曲’，皆字形之误。复者，隐复也；曲者，深曲也。谈玄之文，必隐复而深曲，《征圣》篇论《易经》有‘四象精义以曲隐’可证。”经理，犹言经纬；玄宗，玄学的宗旨；经理玄宗，指理致的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