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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毛泽东（第2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引言”既出，座谈会在20多天里开了三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在23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在这次发言中，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标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确实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也必须指出，《讲话》不同于纯粹的文艺论著，因为毛泽东是以党的领导者身份来谈文艺问题的，所以它的政治策略性很强；另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讲话》是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党领导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它无疑具有正确性和权威性，但把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结论任意引申推广，就难免会产生某些偏颇。

3。文本解读

毛泽东在《讲话》中论及的问题很多，这里节选的部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其二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关于文艺与生活，毛泽东的看法是这样的：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实际上是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石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文学艺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是社会存在于文学艺术家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归根到底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决定和制约。“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毛泽东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显然是对这一原理的发挥和使用。

如果仅仅强调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很容易陷入机械反映论的泥潭里。而实际上，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是非常辩证的。即他一方面认为文艺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对文艺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学艺术家对生活的反映总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也就是说，艺术反映是经过作家的头脑加工和改造过的。社会生活，是被反映的客体；人的头脑，是反映的主体。文艺作品既然是作家头脑对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就意味着作家在反映生活时会对生活进行分析、选择、加工、改造。只要作家这样做了，其作品也就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意识和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才指出：作家艺术家必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里所说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其实就是作家对生活的审美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理性分析与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既有强烈的情感活动的参与，又包含着深刻的理性认识活动。可以说，作家的能动作用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既然社会生活是一座宝库，那里面蕴含着丰富生动的东西，为什么读者不直接看生活却希望读作品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这里，毛泽东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与此同时，他的思考也与西方现实主义文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典型化理论”接通了。因为在西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卢卡奇，虽然其论述的角度不一，但都意识到塑造典型的重要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典型化问题。毛泽东这里所谈到的六个“更”，应该说也是对典型化方式和途径的一种形象的阐释。

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在同蔡特金的一次谈话时就已说过：“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8]他认为工人与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但工人与农民需要一个从普及到提高的过程。要想让他们享受到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就必须对他们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然而，列宁在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展开充分论述。

不过，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思想，虽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维度上找到源头，但更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得出的结论。因为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讲话》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人民本位”。[9]也就是说，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既是《讲话》的逻辑起点，也是《讲话》所有问题的聚焦所在。那么，人民群众亦即工农兵文化水平的现状又如何呢？可以说很不理想。他们大部分不识字，或者仅仅是粗通文墨。面对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必须得考虑到他们的接受水平，这样普及就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倘不这样做，只写那些阳春白雪的东西，工农兵大众就看不懂，战争年代文艺所需要发挥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就无从谈起。但是光有普及依然是不行的，因为普及是就低不就高，长期使用这种策略只能让人民大众在低层次、低水平的状态徘徊，这样，提高也就成了一个弃之不顾的问题。而如何既在普及中提高，又在提高中普及，说起来容易，一旦落实到文艺创作中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难度。因此，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普及与提高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童庆炳在思考《讲话》时指出：“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述，实际上是帮助当时的作家对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出分析与预测。”他认为，毛泽东首先对读者做了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分析，他把读者群分为两类，一个是暂时还只能接受“下里巴人”的工农兵读者群，一个是喜欢“阳春白雪”的少数人的读者群。这种对读者类型的分析是期待视野观念的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读者类型的分析，所谓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就只能是一笔糊涂账，无法界说清楚。其次，毛泽东把读者的期待视野看成是一个由低向高的运动过程，从动态发展中辩证地来认识期待视野：工农兵群众现在的接受水平还是“下里巴人”，还需“雪中送炭”，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群众的文化水平、审美能力也正在提高，所以作家、艺术家拿出来的东西要适应群众期待视野的变化，不能老是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也需要搞提高的东西。再次，毛泽东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对工农兵的期待视野既要适应（服务）又要加以提高的科学态度。既要重视普及，适应工农兵读者的水平，又不要总是适应，而要在做群众的学生的同时做群众的先生，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期待视野，做到把“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结合起来，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10]

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应该说是一种新颖的思路，显然，这种思路有助于释放隐含在《讲话》中那些深层的东西，也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一步激活《讲话》的精神，让它与时俱进，来回应当下文学艺术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见《鲁迅全集》，第六卷，6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3]“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语文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4]“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5]以下关于“整风运动”的史料，主要参考了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整风运动（上）”，624～6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整顿党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列宁：《论文学与艺术》，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三题》，载《河北学刊》，2003（6）。

[10]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三题》，载《河北学刊》，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