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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第2页）

在文艺与社会的问题上，鲁迅并不认同那些离开现实人生、躲在“象牙之塔”里营造出来的风花雪月的作品，而是肯定了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因此，人生的经验、生命的体验是文学写作的重要来源。一个作家如果对当下的现实人生没有体验，他就无法写出真情实感的东西来，而只能是无病呻吟。结合他在1931年的相关论述，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在谈到左翼作家是不是必然就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时，鲁迅有如下观点。

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17]

在这段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并不反对间接经验的重要性，但是间接的东西有一个前提，即他必须长期浸泡于某种社会人生之中，以至于所见所闻仿佛成了自己经历的一样，然后方可入文。而面对新的社会格局，新的人物和环境，作家则必须感同身受，如此写出来的东西才不至于离谱。

那么，为什么鲁迅要强调感同身受的重要性呢？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鲁迅所欣赏的一条创作原则，但在其背后却隐含着鲁迅的文艺观。早在写《论睁了眼看》时，鲁迅就对他所追求的文学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8]以此观点来看待以往的文艺，尤其是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和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它们就全部进入了鲁迅所归纳的“瞒和骗”的写作套路里：“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19]这种恶性循环，已经使中国的文艺病入膏肓。于是鲁迅明确地赞同“为人生的文学”，而所谓“为人生的文学”其实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文学”，是关注底层民众疾苦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亲身体验如何能够创作出来？因此，当鲁迅在这里强调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时，他依然是在强调他一贯的文学主张。

关于文艺与政治，鲁迅的论述也相当精彩。在他看来，文艺与政治不可能相安无事，因为冲突很可能是它们二者关系的常态：“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在这里，鲁迅对政治和革命做出了细微的区分。社会革命虽然最终会与政治联系到一起，但革命的目标无异是求新求变；而当文学发展到某一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时，革命也常常成为它必须采用的手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一次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文学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安于现状的文学与革命并不相互排斥，两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诉求。但是当革命成功或失败，一个政府或政党开始其统治的时候，政治便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从而成为这个政府或政党利益的集中体现。为了维护政府或政党的利益，政治往往希望社会求稳定求平安，于是，维持现状就成了政治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这样，两者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又会看到，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其实又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冲突。那么，为什么文学家与政治家不能握手言和却总是要兵戎相见呢？鲁迅的分析是这样的：“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而一旦他感觉到什么，他往往不会闷在心里，而是会通过种种方式把他感觉到的东西说出来。一些话30年、50年之后说出来可能已不稀奇，甚至已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你在30年、50年之前把它说出，无异于石破天惊：“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当鲁迅如此为文学家定位的时候，他所谓的文学家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家，而是具有了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美国当代理论家萨义德（EdwardW。Said）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他们“尤其必须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20]结合鲁迅对文学家的使命的相关论述，他的思考与萨义德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文艺不安于现状、文学家不满于现状，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文学家就应该投身革命，文学也就该变成“革命文学”了吧。表面上看，这样来思考问题似乎很合乎逻辑，但实际上鲁迅却认为存在着问题，因为在革命中，“革命文艺家”没有工夫吟诗作赋，“革命文学”无从谈起；革命成功后，文学家倒是有了闲工夫，这时候，他们“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但“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为什么不是“革命文学”呢？鲁迅的回答是：“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在这里，鲁迅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当革命成功之后，“革命”便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这时候，文学家恭维的是“革命”，实际上歌颂的却是当权者的“政治”。而一旦文艺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家成为政治的吹鼓手，即意味着革命不再是革命，文艺也不再是文艺。因为其道理鲁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得明明白白：“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21]

当鲁迅如此思考着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他的思想其实深深根植于他对“革命”的看法和认识之中。在他看来，革命是永无止境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22]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文学家，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永远的革命者”[23]，而不是把革命挂在嘴上，把革命制作成“打打打，杀杀杀”的东西；更不能把文学当成颂扬革命（政治）的工具。如果文学家不去善待文学，政治家就更有了利用和作践它的借口和理由。也许，鲁迅在他这篇演讲中，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1]梅兰芳（1894—1961年），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1890—1972年），北京人，京剧演员。梅、姜二人自1916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2]象牙之塔，原是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圣佩韦（1804—1869年）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3]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1926年3月27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4]指汉姆生（K。Hamsun，1859—1952年），挪威小说家。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俄国作家。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1863年至1869年。

[6]衣萍，即章鸿熙（1900—1947年），字衣萍，安徽绩溪人。《语丝》撰稿人之一。

[7]指吴稚晖。吴稚晖（1865—1953年），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1902年10月，吴稚晖参加《苏报》笔战阵营，猛烈抨击清政府。1916年，任《中华新报》主笔。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

[8]陈炯明（1875—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在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9]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这里指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1927年12月16日占领徐州。

[10]孙传芳（1885—1935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1925年盘踞东南五省，1926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11]叶遂宁（C。A。Есенин，1895—1925年），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写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A。Cобoль，1888—1926年），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

[12]鲁迅：《通信》，见《鲁迅全集》，第四卷，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鲁迅：《在钟楼上》，见《鲁迅全集》，第四卷，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鲁迅：《三闲集·序言》，见《鲁迅全集》，第四卷，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见《鲁迅全集》，第八卷，162～1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三卷，4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见《鲁迅全集》，第四卷，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鲁迅：《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鲁迅：《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240～241页。

[20][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14、15、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1]鲁迅：《文艺与革命》，见《鲁迅全集》，第四卷，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见《鲁迅全集》，第三卷，4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鲁迅全集》，第七卷，2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