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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第1页）

第一节经典文本阅读

一、文心雕龙·原道（刘勰）

文之为德也大矣[1]，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2]；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3]；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4]；此盖道之文也[5]。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并生矣[6]。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7]。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8]。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9]。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10]：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11]；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12]；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13]。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14]；泉石激韵，和若球锽[15]；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16]？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17]。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18]。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19]。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20]！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21]。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22]。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23]；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24]。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25]。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26]。文王患忧，繇（zhòu）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27]。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28]。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29]；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30]。

爰自风姓，暨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31]；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32]。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33]。《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34]”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35]。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36]。

（选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作者简介

根据《梁书·刘勰传》，我们知道刘勰生平的一些情况。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祖籍山东东莞，今山东莒县。其祖在永嘉之乱时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其父曾官至“越骑校尉”（统率骑兵的武官），但过早去世。刘勰很小就成为孤儿，家境贫寒，未婚娶。但刘勰从小就很好学，曾跟随当时的高僧学习并校订编订佛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遂博通经论”。当时镇江定林寺的经藏，是刘勰编订的。

天监初年（502或503年），刘勰“起家奉朝请”，开始做官。最初是没有实缺的官，其后，也做过一些有实缺的小官，如他曾做过“太末县令”今浙江衢县，有清廉的政绩。最有意义的是他曾当过昭明太子“东宫通事舍人”（管理太子文书的官职）。昭明太子萧统曾编过《文选》，十分喜爱文学，对刘勰也自然格外喜欢。

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著《文心雕龙》五十篇。他“自重其文”，但未有识货者。他不得已求助于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当时刘勰背着书，等待沈约出来后，就把沈约的车拦住了。沈约读了他的书，认为“深得文理”，很看重他，常把《文心雕龙》放在书桌上，随时翻阅。

刘勰“长于佛理”，所以他的后半生又回到修订佛经上面，修订工作完成后，干脆出家当和尚，在他出家不到一年后卒于庙中。

从刘勰生平中，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恢宏、逻辑严密、观点深刻的文论著作，是与他早年整理、修订佛经密切相关的。佛经是从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有严密的体系和逻辑。刘勰肯定从佛经里吸取了构建体系、框架的本领，并把它运用于文论的著述中。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心雕龙》是中外交流的产物。这也说明，一种思想若是定型了，就可能变成僵化的东西，这时候就需要外来的思想加以撞击，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变化和发展。也因此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儒、道、佛三种思想并存。

2。背景知识

刘勰《原道》是《文心雕龙》一书首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一起构成刘勰自己所说的作为总纲的“文之枢纽”。所谓“枢纽”即是“关键”“纲领”的意思。“原”是“本于”的意思，“原道”就是本于“道”。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也是说明这个意思。刘勰在《原道》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要确立自己的文学观，回答文学从哪里来的问题。

刘勰生活于齐、梁年代，一共生活了56年左右。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与他生活的时代有一定的关系。自东汉到魏晋，再到南北朝，这几百年间，是中国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士人（知识分子）处境危险，面临各种无奈的选择。但这种状况，也给士人提供了思想创造的条件。以下三点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写作是有密切联系的。

第一点，思想解放局面的形成。自东汉以降，汉武帝以来所确立的“独尊儒术”已式微，这主要是经过了西汉和东汉的几百年的保守的统治，儒家的伦理规范已成为教条。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名士”，他们敢于批评当时的政治，成为当时政府的“反对派”，政府就说他们是“党人”，把他们禁锢起来。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尽管有“党锢之祸”，还是有人要冲破名教和理法，说一些违反儒家伦理的话，如曹操要杀孔融，一个名叫路粹的人揭发孔融的罪行：“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当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见《后汉书·孔融传》）孔融说的话不一定对，但也说明儒家的孝道的确遭到了人们的挑战。当时著名的文人嵇康更是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胆说法。我们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东汉末年以来，儒家伦理教条的没落，思想解放的活跃，各种思想竞争激烈，儒、道、释思想都处于交锋或交融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这是产生像《文心雕龙》之类著作的必要条件。因为《文心雕龙》就是儒、道、佛各种思想交汇的结果。

第二点，玄学的兴起。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以“名士”为核心所创立的一种哲学形态，它崇尚超乎形质与经验的玄远，以老庄学说和佛学中的一些命题为谈资，用清谈的抽象的方式，着重谈论的问题有“有无之辩”“名实之辩”“才性之辩”和“言意之辩”等。玄学的兴起与上述“党锢之祸”有关，士人对政治生活淡漠，明哲保身，转向清谈，这也是“隐”的一种方式。另外，门阀制度的兴起与巩固，大地主贵族养士之风日盛，也为清谈的玄学提供了基础。玄学具有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消解作用，同时也使人的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因为玄学将世界上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花鸟鱼虫，都作为玄思的对象加以把握，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家精神的狭小天地，实质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在玄思中，人们可以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忘记尘世的烦恼，进入一个自由的审美境界，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面对世界的美和丑，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特别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利，对《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的产生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三点，文学地位的提高与独立。魏晋时期，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刚健的建安风骨得以出现，文学已被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宋明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别是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学也独立为一部。同时，史书也开始立《文苑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齐以来的文、笔区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云：

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之分，在当时成为一种通论，是很大的事情。文学从以前的依附状态中“独立”出来了，它真正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后来昭明《文选》中的选文就以诗赋为主，不选经书、诸子和史传。文学的自觉给文论带来了生机。《文心雕龙》这样的文论专著的出现和其中“原道”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3。文本解读

从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对于文学的界说，最著名的就是“诗言志”。《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意思是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把语言咏唱出来，韵律使声调和谐统一。这里的“志意”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古代儒学的理解，这“志意”一般而言，是指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感情，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所以在作诗的时候，要“发乎情，止乎礼义”[37]。儒家的诗教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探讨文学的本源的时候，没有重复儒家的诗教，而提出了“文原于道”的看法，认为文学是从“道”那里衍化而来的。那么刘勰所提出“道”是什么呢？弄清这个问题是理解刘勰的《原道》篇的关键。

（1）对刘勰的“道”的四种解释

刘勰在篇中有“自然之道”和“道之文”的说法。怎么来理解刘勰关于“自然之道”和“道之文”的说法呢？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刘勰的“道”，就是儒家的以礼教为核心的“道”，因为“文之枢纽”有五篇，其中头三篇是“原道”“征圣”和“宗经”，这三篇在一个思想线索上，既然“征圣”和“宗经”是鼓吹儒家思想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测第一篇“原道”中的“道”自然也就是儒家礼教之道了。刘勰的确在一系列篇章中推崇儒家圣人及其经典，所以学界不少人认定“原道”的“道”，就是儒家之道，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本篇也重点谈到孔子的作用。但是文章没有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文章的源头，而是把自然万物作为文章的源头。文章开头那些赞美大自然的话，特别引人注目。而且把“道”理解为儒家之道，这种理解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它主要不是从本篇的理论切入，而是由别的篇来推测此篇，它的根据不是“自证”，而是“旁证”，在有“自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采用力量不足的旁证呢？这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种，认为刘勰的“道”是道家之道，认为是道家的“先天地生”为“天下母”的“道”，刘勰把“道”与抽象的神秘的“神理”相联系，是先验的东西，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因此刘勰的“道”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虽然刘勰的《文心雕龙》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养料是一个事实，刘勰的著作中确有道家思想。但把“原道”的“道”断定为道家之“道”缺乏足够的论据。而且这种看法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相提并论，似有把刘勰的思想“西方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