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一文学与媒介（第2页）

在印刷媒介时代，文学具有了种种新特点，但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文学的写作与阅读成为一种个人化行为。作家在其创作中虽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如考虑读者的需要、出版商的建议、书报检查制度的审查等），但作家是唯一的作者，这既不同于口头媒介时期文学作品在其流传中将会有无数个作者介入的情况，也不同于电子媒介时代准文学产品的集体生产。而读者的阅读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几个人一起读一本小说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陈平原认为：“读小说当然不同于听说书（或者拟想中的‘听说书’），不再是靠听觉来追踪一瞬即逝的声音，而是独自阅读，甚至掩卷沉思。读一遍不懂可以读两遍，顺着读不行可以倒过来读或者跳着读；不单诉诸情感认同，而且诉诸理智思考；不单要求娱乐，而且要求感悟启示。是的，读小说比听说书甚至读故事都要显得孤独，可正是这种‘孤独’逼得读者直接与书中人物对话并寻求答案。‘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阅读想象成一个提问和解答的过程，一个逼向意义的过程’；‘对于书面文学，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最平常的想象力——我们的追踪与发现，积累与解释，通过我们自己独立的努力取得故事意义的能力’。”[14]可以说，听说书是口头传播时期的一种文学接受行为，看电影是电子媒介时期的接受方式，这些接受都是一种集体行为，而唯有读小说这种个人行为以及沉浸其中独自享受阅读的乐趣和沉思的妙处，才是印刷媒介时代的一种接受方式。

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文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以印刷媒介作为依托的文学受到电子媒介的挤压，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了“观众”，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势必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又常常把存在于“纸媒”中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拍摄其影视剧的重要资源。电子媒介的需求又刺激了文学的生产，但这种生产因为是在昆德拉（MilanKundera）所谓的“意象设计师”的启发下进行的，所以，作家往往会写出一些故事性强、画面感浓、适合于改编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成了影视生产者的供货商。与此同时，当小说作者参与了影视剧的生产之后，又会反过来根据影视剧本写作小说，于是出现了一种“从电影到小说”的逆向生产（反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GeeBluestone]“从小说到电影”的观念而行之），小说写作因此渗透了影视剧的思维，并对印刷媒介中的小说写作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5]

当“纸媒”中的文学被电影或电视剧改编之后，后者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因为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并不会成为影视剧的主要关注目标，图像才是它精心打造的对象。因此，尽管影视剧还残留着文学的一些特征，我们却不能把它称作文学，它们只能被看作“泛文学”“亚文学”或“准文学”。泛文学的流行把所有原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转化成了图像，因此，它强化了我们这个“读图时代”的基本特征。而正是因为电子媒介的勃兴，我们也进入到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所谓的“视觉文化”时代。[16]

那么在数字媒介时代，文学又出现了怎样的新气象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文学的最新发展状况。

[1][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14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1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关于媒介形态，西方学者有多种说法。比如，波斯特把电子媒介之前的时代称为“第一媒介时代”，把电子媒介之后的时代称为“第二媒介时代”。菲德勒则认为迄今存在着三次媒介形态的大变化：口头语言和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书面语言和第二次媒介形态大变化，数字语言和第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我们在这里区分为四种，一方面取较通常的划分，一方面也想较细腻地呈现文学在不同媒介中的变化。而所谓“印刷媒介”，狭义上指印刷术出现之后的媒介，但广义上看，亦可把印刷术之前通过竹简、布帛、羊皮等传播文字的时期称为“前印刷媒介”时期。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14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5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7]以往，人们把亚历山大·贝尔视为电话的发明者，但2002年，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决议，认为贝尔窃取了梅乌奇的研究成果，所谓“电话之父”实际上是一个“无耻的窃贼”。参见《美国为电话发明人正名“电话之父”贝尔成剽窃者》，载《北京娱乐信报》，2002-06-25。

[8][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3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9][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24～2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0][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1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1][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32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2]王一川：《文学理论》，1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3]赵勇：《通俗文学视野中的大众文化——论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独特性及其成因》，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4）。

[1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5]赵勇：《从小说到电影：〈手机〉的硬伤与软肋》，见李建军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101～108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1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