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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序杰拉尔日奈特（第2页）

预述

与它的相对格——追述相比，预述明显地较为罕见，至少在西方叙事文传统中是这样的。尽管如此，三大古代史诗《伊里亚特》《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都是用简单的预述开头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托多罗夫对荷马史诗所说的话：“宿命的安排”。而“古典”小说（广义上讲，其重心主要在19世纪）的构思特点是叙述的悬念，因此，不适合于作预述。此外，传统式虚构体中的叙述者必须装作是在讲故事的同时，“发现”了故事的真相。因此，在巴尔扎克、狄更斯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见到预述，尽管“从故事的中间”式开头法的广泛使用有时会造成某种错觉：当然有某种“宿命”支配着《玛侬·莱斯戈》的大部分叙述（在德·戈里厄开始讲他的故事以前，我们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是流放），更不必说《伊万·伊里奇之死》，它是以尾声开头的。

“第一人称”叙事文，由于明确的回顾特点，比其他任何一类叙事文都更适合于预述。叙事者可以影射未来，尤其可以影射目前的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叙述者的职能。鲁滨孙·克罗梭差不多可以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爸爸劝他不要去海上冒险时所说的那番话是“极有预见性的”，尽管他在当时毫不理会。卢梭在讲到关于梳子那件事时，不仅证明他当时是无辜的，而且力图表示他在回顾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感到愤怒：“我在写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脉搏怦怦跳动。”

普鲁斯特的作品对预述的使用在整个叙事文史中，甚至在自传体中，可谓独一无二。要研究这类逆时序，《追忆》是唯一的特惠领域。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轻易地区别内在式和外在式预述。最后一个非预述性场景——毫无疑问，即在盖尔芒特家的那个上午——鲜明地标志出第一叙事文时况范畴的界限。可是，大家知道，《追忆》中相当数量的情节是发生在这天上午以后的故事的一点上的（其中大部分就是在这个场景过程中讲述的），我们把这些看成为外在式预述，它们通常具有结束语的功能，把某个情节的主线引导到其逻辑上的终点，即使这个终点是在主人公决定退出社交界而潜心写作那一天以后，例如，对圣-卢小姐的婚事的预述：“这个女孩子的姓氏和财富都足以令她母亲渴望她嫁给一个什么亲王，使斯万夫妇的后代享受荫福。可是后来，她却选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文人当丈夫，把家人的身份降到了比他们起家时还要低的水平。”

还有一类预述在《追忆》中运用得相当频繁，几乎都很接近前边提到的卢梭的模式，即表明目前回忆的强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证实往事的真实性，比如，在谈到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就这样，我现在依然看得到，她停了下来，无檐帽下那对眼睛光彩熠熠，背后的大海衬托出她的身影。”当这类现在时的预述直接牵涉到叙述主体的时候，它们不仅仅构成叙述时况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语态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

关于预述，最后要提到的是它的广度问题。这里，我们仍有可能区分局部性的和整体性的两种预述。从原则上讲，后者是指一直延续到“结局”的（内在式）预述，或指一直延续到叙述行为的时刻的（外在式或混合式）预述。但是，在《追忆》中，我几乎没有找到例证，似乎预述在实际中全都是局部性的，预述段落结尾的方式和它的开头一样地坦白而鲜明。

《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逆时序”叙述的重要地位显然与这部小说综合性反顾的特点有关。这一特点每时每刻都完整地出现在叙述者的脑海里，使得他同时把所有的线索牵在手中，同时感知到所有时刻和所有的地点，并且在其中建立起一个“望远镜”式的关系网，不仅在空间中无所不在，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如此。

然而，“追述”或“预述”这些概念本身就要求具有十分清晰的时间意识以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毫不含糊的关系确定。到现在为止，仅仅是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我才把实际情况说成是的确如此。但事实上，叙述者对追述和预述所添加的说明以及这些说明的相互交错是那样的频繁，以至于使“一般”读者——甚至最信心十足的分析家——有时会感到犹入迷宫，理不出个头绪来。这种含混不清的结构把我们引向无时序的门槛。

（选自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作者简介

杰拉尔·日奈特（GérardGee），1930年出生于巴黎，法国当代著名的叙事学理论家。曾在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和高等师范学院任教，现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1966年，瑟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题为《辞格》，其中收集了作者在1959—1965年间发表的18篇论文。1969年出版第二本论文集《辞格二》，收集了10篇文章，多涉及当代叙事学问题。1972年出版《辞格三》，其中包括占据该书约四分之三篇幅的《论叙事文话语》长篇论文，是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叙事学研究文章之一。

2。背景知识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以对存在主义进行否定的激进姿态出现于法国思想界。在经过1960年《太凯尔》杂志的创办和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的发表这样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之后，结构主义在法国的1966年至1967年间可以说达到某种顶峰。作为一种影响广泛、深远的文化思潮，结构主义在西方以强大的冲击力影响了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理论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尽管它的黄金时代犹如昙花一现，后来很快地为后结构主义所取代，但它所确立的对文化各领域采取的语言分析方法，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西方思想，强劲地推动了西方的“语言论转向”，并通过后结构主义影响了其后所有的文化思潮。以前期巴尔特和以日奈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等人为代表的叙事学，即是结构主义在叙事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中的衍生物。

叙事学的产生还与俄国学者普洛普的童话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28年，普洛普出版了《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这本书的英译本于1958年问世，1960年，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普洛普是叙事学研究的先行者，在他的童话分析中，童话被看成是体现了横向组合的共时结构，他着力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组织问题。他在一百个俄国童话故事中区别恒定的和易变的因素，结果他发现，故事中的人物是易变的，但他们在故事中所发挥的功能却是恒定的和有限的，据此，他认为民间童话的特征就是经常把同样的行动分配给各式各样的人物。普洛普进一步分析出了童话的31种功能和一个最基本的叙事结构模式。普洛普的童话分析方法，是一种不断简化的结构分析方法，他的用意是寻找俄国民间童话故事的深层叙事结构，也就是那个隐藏在一切叙事下面的最深层的叙事模式。普洛普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叙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布雷蒙、格雷马斯等人对叙事性作品的结构分析都是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年）在前期曾著有《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一书。他认为，共同的结构模式存在于一切叙事作品中，而叙事分析的任务就在于找出这个共同的结构模式。

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1939—）试图建构一种结构主义的叙事语法理论，在《〈十日谈〉的语法》一书中，他运用叙事语法理论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格雷马斯（A。J。Greimas，1917—1992年）则以“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驰名天下。

在法国结构主义叙事研究中，日奈特的研究重点在于叙事作品中的叙事时间。在《论叙事文话语》中，他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叙事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区分了作为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的故事时况和作为叙事文本中具体体现出来的时间状态的叙事文时况，具体研究了叙事文时况中的顺序、时距、频率等叙事问题。这里的选文选自该文第一章《时序》。

3。文本解读

日奈特对叙事文时序的考察，建立在叙事文叙事时间的二元性上，他引用了德国理论家的两个概念——故事时况和叙事文时况——来指示这种二元性。为了理解这种二元性，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例如，一个小说家从法院看到一个案卷，上面记载着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可能是按事情本来的那个样子按时间先后顺序来讲述的（这往往是罪犯的交代），先写受害者与一个朋友交往，使这个朋友知道他很有钱，于是这个朋友伙同他人绑架了这个受害人，并打电话向受害人的妻子索要巨额赎金，受害人的妻子向警察报案，警察通过现代的技侦手段最后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归案。这是一个原始的侦破故事，有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的条件，它的时间顺序是素材本身的时间顺序，也可以说是一种日历上的时间顺序，10月1日之后肯定是2日，紧随其后的是3日、4日，案卷对明确与清晰的要求可能使上面充满着时间标志，详细地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标明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而小说家如果将之写成故事，为了引人入胜，他要制造悬念，他可能会安排一个警察作为叙事人，小说的开始可能正是这个警察正要在深夜3点要上床睡觉之时，这时他听到了刺耳的手机铃声，被告知要去调查这一绑架案。然后，随着这个警察的调查的进展，小说家逐渐地回过头去讲这个受害人与他的朋友的交往，及绑架案的发展。这其实就是通常讲的倒叙，是对素材的特定组合。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文章也经常采用这种文学手法，写一个案件的侦破经常是从案件的成功侦破开始写起的，然后反过头去讲案件的发生、发展。反之，如果小说家还是依照素材本来的时间顺序来讲故事，如果写得好，也同样是对素材的特定组合，我们称为顺序。显然，在这个所举的例子里，存在着这样两种时间：一种时间是叙事文中使用的素材自然的先后时间顺序，即日奈特引用的德国理论家所谓的“故事时况”；另一种是叙事文中体现出的时间，即日奈特引用的德国理论家所谓的“叙事文时况”。

在区分了故事时况和叙事文时况之后，日奈特把这两种时况之间各种的不协调称为“逆时序”。对此，他举了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著名的“逆时序”开头作为例子，做了精彩的说明。日奈特还进而精细地区分出逆时序的“跨度”和“广度”的问题。所谓跨度，就是一个逆时序的叙事文段落，与叙事文中的“现在”所存在的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而所谓“广度”，是指逆时序的叙事文段落本身所具有的故事的时间长度。日奈特以《奥德修纪》中的一个例子对这两个概念作以说明。在《奥德修纪》卷十九中，保姆尤吕克累准备给装扮成外乡人的尤利西斯洗脚，发现了他脚上的伤疤并因此认出了自己主人，这时，荷马提到了尤利西斯少年时代是在何种情况下受的伤，从第394行到第466行都是用于追述这件事，它的跨度是好几十年，广度是几天时间。

故事时况、叙事文时况、逆时序、跨度和广度这几个概念，是日奈特对叙事文的时序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尔后，日奈特以一些作品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分析了“追述”与“预述”这两种逆时序时况。

在论述“追述”时，日奈特提出了“第一叙事文”和“第二叙事文”两个概念。所谓“第二叙事文”，即逆时序跻身于其中的叙事文，像尤利西斯受伤的叙述；所谓“第一叙事文”，即是相对于逆时序而言的叙事文时况的层次，像叙述引起关于尤利西斯当年受伤所留下的伤疤的这一追述的叙事文时况的层次。根据“第一叙事文”和“第二叙事文”两个概念，日奈特把追述分为“外在式”“内在式”与“混合式”三种。所谓外在式的追述，是指追述（即第二叙事文）的整个广度是处在第一叙事文的广度之外的；所谓内在式的追述，是指追述的整个广度是处在第一叙事文的广度之内的；而混合式追述则指它的跨度点处在第一叙事文开头之前，广度却在此之后。日奈特同时还将内在式追述分为不同虚构域的追述和相同虚构域的追述。不同虚构域的追述所涉及的是与第一叙事文不同的一条故事线索，像小说中出现新人物时，叙述者介绍其“出身”的情形，它的虚构域不同于第一叙事文的虚构域。相同虚构域的追述与第一叙事文有着相同的情节线。

日奈特所据以划分“追述”的类型的概念，既涉及他所提出的“跨度”这个概念，也涉及“广度”这个概念。他还根据后一个概念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追述划分为局部性追述和整体性追述两种类型。典型的局部性追述即是关于尤利西斯的受伤的追述，它的广度极大地小于它的跨度，在这段追述之后，第一叙事文中止了追溯，跳过（省略）十几年的时间，回到现在的场景。局部性追述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孤立的情报，这个情报对于理解某个情节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类型的追述有些类似于我们平常讲的插叙。而典型的整体性追述即是尤利西斯在腓依基人面前所做的叙述，这段叙述从特洛伊的陷落开始说起，一直讲述到他坐在腓依基人面前为止，它的跨度的终止与第一叙事文汇合。整体性追述的目的在于补充叙事文的全部“往事”，在叙事文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种类型的追述有点类似于我们平常讲的倒叙。

“预叙”在叙事文中是较为罕见的情形。在日奈特看来，第一人称的叙事文，由于其明确的回顾特点，比其他任何一类叙事文都更适合于预述。叙述者可以在预述中影射未来，尤其可以影射目前的状况。根据叙事文叙事时间的跨度，日奈特区分了“内在式”和“外在式”两种预叙，而根据叙事文叙事时间的广度，日奈特区分了“内在式预叙”中“局部性”和“整体性”两种类型。

日奈特关于叙事时间的研究是叙事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理论，对西方的叙事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罗伯·葛利叶，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