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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家的心理要素（第2页）

那种以为凡新近出版的书总是更为正确的想法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在一般情况下，后来写就的作品要比之前的作品有所改进，因为变化通常意味着进步。但是，真正的思想家、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以及热衷于自己论题的人们——只有他们例外。世界上到处都有蛀虫：他往往嗅觉灵敏、异常警觉，善于融合思想家们的意见，然后不辞劳苦地（不客气地说）对它们改头换面，把它们变为自己的东西。

假如读者希望研究任何论题的话，要提请他留意别冒冒失失地专挑关于这一论题的最新著作，以免他的全部注意力都仅仅集中在这些新书上，而应当抱这样的想法，即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在新著的写作过程中的确吸收利用了过去的旧著内容。这些旧著的被吸收利用是千真万确的，然而，它们是如何被利用的？新书的作者常常根本不懂旧著，而他又不愿意严格而又准确地采用旧著中的术语或概念，所以，他只是粗制滥造地模仿旧著，拙劣地重复着旧著作者的精彩论断，——这些论断是旧著作者根据自己丰富而生动的关于这一论题的知识而写下的。新书作者常常挂一漏万，忽略了旧著中最本质的核心内容，最彰明卓著的例证以及极为巧妙高明的论断；因为他不懂得它们的真正价值，或者不知道它们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唯一能吸引他的只是那贫乏浅薄、平淡无奇的东西。

一部优秀的旧著被若干拙劣的新作取而代之是常有的事，这些新作大多是以挣钱为目的的，常常阻一种妄自尊大的面孔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友人吹捧出来的。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只能通过提出某种独创新颖的观点而扬名天下。这意味着最巧妙的办法是攻击某个被公认是完全正确的理论，以便将位置让给他自己的荒谬论点。有时，这种伎俩也能获得暂时的成功，然而其后，老的真正的理论还会反过来又重新取胜。这些标新立异者所唯一认真对待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自己视为珍宝的自我：这才是他们想要真正提出来的东西，并且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么做的捷径就是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他们缺乏独创精神的贫瘠头脑自然而然地偏好那种消极否定的方法；所以，他们开始拒斥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公认的真理，——例如拒斥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力，亦即性生殖力，比哈特以此作为情感作用与理智作用的差别；要不然，他们就想让我们回到粗陋的原子论，或者类似的理论。因此，科学进程中的倒退或衰微是经常发生的。

此类作者只是转送器——他们不仅传送别人的作品，而且对这些作品进行加工再制作，使它们改头换面，在我看来，此类雕虫伎俩未免拙劣无礼。对于这样的作者，我要说：写你自己那些值得传播的东西吧，让别人的作品按其原样保留下去吧！

如果可能的话，读者应当研究那些真正的作者，亦即那些已经有所发现，有所建树的人，或者，至少是那些已为人公认的学界巨擘。让他买那些经过别人修改的书，不如让他去读他们的原著。毫无疑问，增加一些新的发现是较为容易的事，——因此，研究者在完全掌握了他所研究的论题的入门知识之后，还必须尽快熟悉关于这一论题的最新知识。并且，一般说来，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都要确立以下规则：即凡是新的东西绝少是充分可靠的，因为如果它是充分可靠的，那么它很快就会过时。

对于一封信来说，地址很重要，而对于一本书来说，书名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换言之，书名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引起公众中那些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兴趣的人的注意。因此，书名应当寓意隽永，耐人寻味，本质上必须是简短明了的，并且，倘若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书的内容，那么，这个书名将是言简意赅的。冗长啰嗦的书名是笨拙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令人不解的；而有一个错误书名的书其命运将与一封写错了地址的信笺的命运是相同的。所有书名中最糟糕的是那些剽窃来的书名，我指的是那些早已为其他书采用的书名；因为，首先，它们是抄袭品，其次，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作者缺乏独创精神。如果一个人的独创精神尚不足以为他的书取一个新颖的书名，那就更不用说赋予这本书以任何新的内容了。与这种剽窃的书名相类似的是那些仿效的书名，也就是说，其剽窃成分已超过一半；例如，在我写完我的《论自然界中的意志》一文之后很久，奥斯特写了一本题为《论自然界中的精神》一书。

一本书的内容不可能超出其作者的思想，这些内容的价值既存在于他所思考的问题中，也存在于他的思想所采用的形式中，换言之，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就是其全部价值。

书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性也意味着这些具有不同内容的书的各自的优点。就内容而言，我指的是实际经验界域内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是进入作者视域的、经过作者独立思考的，并且是在其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和自然事实，亦即被思考的事物，这使论述此类事物的书具有某种特征，所以，无论其作者是谁，这本书都是重要的。

但是，就书的形式而言，一本书的形式具有何种特征则完全取决于写书的人。书中论述的内容也许是每个人都容易理解的或者是为人所熟知的，然而正是论述这些内容的方法，亦即如何去思考这些内容，才是一部书的价值之真正所在，而方法往往取决于书的作者。从这种观点来看，如果一本书是优秀的，无与伦比的，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也将是出类拔萃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的作品值得一读，那么，其价值越高，可归功于其内容的因素越少。因此，内容越寻常、越为人熟知，作者便越伟大。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从事着同一主题的创作。

所以，当一本书引起世人瞩目时，应当注意它之所以出名的原因在于它的内容还是在于它的形式，因此需要做出一种区分。

由于其内容而闻名的书可能出自于那些头脑简单的普通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接触书中描述的事情；例如，那些记录荒岛旅行、罕见的自然现象或试验的书，或者，那些描绘了作者本人就是见证人的历史事件的书，或者，与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探求原始文献有关的书。

与此相反，如果内容是大家所易于接受的或非常为人所熟知的，那么一切就取决于形式了；也就是说，如何思考这一内容的方式将使这本书具有它应当拥有的全部价值。这里，只有真正卓越非凡的人才可能写出具有阅读价值的作品；至于其他人所能思考的无非也是任何人都能思考的。他们所书写的正是他们自身的杰出心灵所留下的深深印记，而这种印记却构成了其他所有人的精神摹本。

无论如何，公众更为关注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公众缺乏高层次的文化。当公众谈论诗歌时，他们以最可笑的方式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偏好：在那里，他们不厌其烦，孜孜以求地追溯诗人的个人生活环境或生活轶闻——而这些只是诗人的诸种作品的外在诱因，甚至到最后，这些环境和轶事倒成了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的东西了。人们宁可读那些关于歌德的书，而不愿读歌德本人的作品；宁可读带有插图的《浮士德》，而不愿看同名剧本。当伯格声称“人们将写出关于利奥诺拉事实上究竟是谁的专题论文”时，我们发现在对歌德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情况；因为我们已有大量关于《浮士德》的专题论文，以及有关浮士德的种种传说。这类研究仍然仅仅是对与这个剧本有关的材料的研究。这种对内容甚于对形式的偏好，就像一个人买了个精美的伊特鲁里亚人的花瓶，不是为了欣赏它优美的造型或绚丽的色彩，而是为了对其赖以构成的陶土和颜色进行化学分析。

试图借手中的材料产生一种效果，这是一种迎合公众恶劣倾向的尝试，它们在文学的各个分支里都应该遭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在文学领域中，一切价值或精萃都本应当明快地表现在作品的形式中，当然我所意指的是诗化的作品。尽管如此，试图以他们所写的内容来滥竽充数的拙劣剧作家并不少见。例如，这类作者坚持任何人只要他在某一方面大名鼎鼎就能搬上舞台，而不管他的生活是否缺少戏剧性事件；有时，他们甚至不等到与剧中人关系密切的人们都死去，就急急忙忙地上演。

我在这里提及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也适用于谈话。能够使一个人的谈话妙趣横生的主要在于他的机敏、精明、智慧和富有生气：所有这些主要的品质形成了谈话的形式。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听者的注意力就会转向谈话的内容；换言之，转向可能与他谈论的那些话题——亦即他所拥有的知识。倘若话题非常琐碎，则他的谈话将毫无价值，除非他具有上述使谈话形式饶有趣味的那些非凡的品质；因为，他所能谈及的只是那些人人皆知的日常生活琐事。但是，倘若一个人虽然在风趣、诙谐方面有所欠缺，但却拥有能为其谈话增色的丰富知识，那么，谈话也能产生极好的效果。这类知识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谈话的内容；因为，正如西班牙格言所说的那样：智者了解别人，而傻瓜更了解自己。

（[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137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2][英]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她”指大自然。

[3]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1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4][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14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5][苏联]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8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