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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第2页）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文学的历史性及其传达特点预先假定了一种对话并随之假定在作品、读者和新作品间的过程性联系，以便从信息与接受者、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设想新的作品。如果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连续性时像文学史的连贯性一样找到一种新的解决方法，那么过去在这个封闭的生产和再现的圆圈中运动的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就必须向接受美学和影响美学开放。

（[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三、英加登论消极阅读和积极阅读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阅读过程中的活动，尚未穷尽我们称之为对文学作品的认识的这一复杂过程。相反，它们只是构成从事一种新的认识活动——就认识文学作品来说它比前面论述的活动要重要得多——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新活动就是对作品描绘的客体进行意向重构和认识。

对文学作品中意群的任何理解（语词，句子，句群或句子结构）都在于做出适当的示意行为，从而导致这些行为的对象的意向投射，或者意群的意向对象。所以初看起来，似乎一般阅读对于读者即足以构成作品描绘的客体。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暂时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普通的、纯粹消极的（接受的）阅读和积极阅读。

当然，每一种阅读都是读者有意识进行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对某种东西的经验或接受。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读者的全部努力都在于思考句子的意义，而没有使意义成为对象并且仍然停留在意义领域中。没有做出理智的努力，从所读的句子进入到同它们相应的和由它们投射的对象。当然，这些对象永远是句子意义自动的意向投射。然而，在纯粹消极的阅读中，人们没有试图理解它们，特别是没有综合地构成它们。所以在消极阅读中没有发生同虚构对象的任何交流。

这种纯粹消极的接受的阅读方式——它也往往是机械的——在阅读文学的艺术作品和科学著作时都经常发生。人们仍然知道自己在读什么，然而理解的范围往往限于所读的句子本身。但是人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读的是关于什么以及它的质的构成是什么。人们忙于应付句子意义本身而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接受句子使自己能够通过它进入作品的对象世界；人们过分被个别句子的意义限制了。人们“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地读，每一个句子都是孤立地理解的；未能达到对刚读过的句子同其他句子（有时离开得相当远）进行综合地结合。如果要求消极的读者对所读过的内容作一简短的综述，他就会做不到。若是记忆力好的话，他也许能在一定限度内重复本文，但也仅此而已。对作品语言的丰富知识，一定程度的阅读经验，陈规旧套的句子结构——所有这些都经常导致“机械的”阅读，没有读者个人的和积极的参与，尽管他正在阅读。

很难描述消极的、纯粹接受的阅读和“积极的”阅读，因为在消极阅读中我们毕竟也象在“积极”阅读中那样思考句子。所以在两种阅读中似乎包含着同一种活动。也许对照两种阅读方式要容易些，如果我们可以说，在接受地阅读时，人们不是做出相应的示意行为来理解句子意义；相反，他们只是体验或感受到它们在进行着。作为对照，我们只在有阅读时才真正做出示意行为。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在两种阅读中都进行着心理活动。两种阅读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些心理活动进行的方式。然而，描述这些操作方式是极困难的。

让我们断言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进行一种交流。一种来自天真的经验论或实证论现实主义的理论使得接受这个观点更为困难了。这些实在论者认为我们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够同对象交流：（a）对象是实在的；（b）我们仅仅是发现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自己没有作出努力，从而我们除了呆望着我们面前的东西之外再无其他作为可言。这种理论干脆假定对象只是通过感官知觉或者最多通过内在知觉呈现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若干句子理解对象，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同对象进行交流。这种论点似乎把我们同那些从未在现实中存在或出现的对象的联系（就像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排除了。

然而，这种实在论理论是错误的，首先，因为它认为我们仅仅通过被动的“凝视”在感觉知觉中获得关于周围实在世界事物和事件的知识。相反，为了真正认识这些事物，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往往是复杂的和互相联系的活动，这种活动要求我们有相当大程度的能动性和关注，它们在大量知觉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最终把我们引向我们感知的实在对象。只有在对象对于我们成为可接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同它进行直接交流，就像同某种真正给予的和自我呈现的东西交流一样。这种理论的错误还在于，它认为超出感觉或内在知觉的范围，我们就不可能从对象获得直接甚至半直接的知识，就像我们仅仅通过理解某些句子获得的知识。例如，当我们处理几何学对象时，我们通过理解某些句子以及借助于特殊限定想象活动，有时候可以获得关于几何对象的某种事态以及它们的必要关系的直接理解。当我们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就说我们确实从语言上理解了这些句子，但是，即使已经有了证明结果，我们仍然不能真正确信它就像命题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也不能清楚明确地意识到“究竟”处理的是什么对象。有些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看法，他们说他们当然“知道”命题是关于什么的，但是没有真正理解句子，因为他们显然只能从对相应几何学事态的直接的直觉的理解中获得真正的理解。

当创造的艺术想象借助于意识的特殊活动来模仿对象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这种对象当然是纯粹意向的，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虚构的”；但是正是作为这种创造活动的产品，它们获得一种独立的现实的品格。一旦创造的意向性得到现实化，它对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种限制。同意向行为相应的对象在创造过程的后来阶段被投射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这些活动的准实在。我们考虑这个准实在；我们必须使自己同它协调；或者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它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就必须在新的创造活动中转化它，或进一步发展补充它。

所以，阅读文学的艺术作品能够“积极地”完成，我们以一种特殊的首创性和能动性来思考所读的句子意义，我们以一种共同创造的态度投身于句子意义确定的对象领域。在这种情况中，意义创造出一条接近作品创造的对象的通路。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意义只是人们为了达到意指对象所经过的通道。在严格的意义上，意义根本不是对象。因为，如果我们积极地思考一个句子，我们所注意的就不是意义，而是通过它或在它之中所确定所思考的东西。尽管不是很精确，我们可以说在积极地思考一个句子时，我们构成和实现了它的意义并且在这样做时，达到了句子的对象，即事态或其他意向性句子关联物。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是能够把握句子关联物所指示的对象本身的。

除了两个语言层次以外，文学作品还包括再现客体层次。所以，为了理解整个作品，首先必须达到它的所有层次，尤其是再现客体层次。甚至纯粹接受的阅读也能为读者揭示这个层次，至少是隐约地和模糊地。然而，只有积极的阅读才使读者能够发现它特殊的独有的结构和丰富的细节。但是这不可能通过仅仅理解句子的个别意向事态来完成。我们必须从这些事态前进到它们多样的相互联系以及由这些事态描绘的对象（事物，事件）。但是为了达到对对象层次复杂结构的审美理解，积极的读者在发现和重构这个层次之后，还必须超越它，特别是要超出句子意义明确指出的种种细节，必须在许多方向补充所描绘的对象。在这样做时，读者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是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让我们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

（[波]罗曼·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晓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1][德]伊瑟尔：《阅读行为·英文版原序》，2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读者反应批评》，11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德]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魏育青等译，5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4][德]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魏育青等译，5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5][法]罗·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144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6][匈]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211～2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7]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十分重视文学接受史和审美经验研究，提出了期待视野、效果历史及接受之链等概念；接受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伊瑟尔则致力于阅读现象学研究，关注文本与读者相互之间的具体作用，关注“隐含的读者”和“本文的召唤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