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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教育的效果和特点（第2页）

第二，儒家仁学的实用性、功利性以及作为统治思想的作用。政教功用论代表了儒家学派对文学功用的看法。儒家仁学具有重实用、重功利的特点，儒家要求作家应关注人生，关心社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现实政治，反对出世无为、冷漠社会。儒家这种入世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文学应对社会人生发生积极影响，应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反对空洞无实的形式主义或冷漠社会人生的自我表现。因而，政教功用论与儒家的这种人生态度、政治态度完全一致。或者说，政教功用论实际是儒家重实用、重功利的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儒家学说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便上升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为政教功用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使之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流行发展。在各朝各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为统治者现实服务的文学和文学观点总是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政教功用论是在儒学思想的直接浇溉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古代文人的仕宦意识及人生理想。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主导和支配着古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生理想，具体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是仕宦意识的浓重和人生理想以济世立功为上。对古代文人来说，建功立业、入世有为人生理想的实现，似乎与仕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仕宦意识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共同思想意识。他们对于社会政治抱有积极的参与态度，对于出仕做官有着特别热切的向往。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家往往就是政治家，像屈原、曹操、曹丕、谢灵运、萧统、萧纲、陈子昂、元稹、白居易、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当时的朝廷中担当着重要官职，有的甚至是帝王、宰相、重臣。这些作家都肩负着重大的社会政治责任，这种社会政治责任和他们担当的政治角色以及他们所处的地位等使他们必然把文学与政治功用联系起来，使文学成为完成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的有力工具。有些著名作家虽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都有着积极从政的热情和沉浮仕途的经历，像司马迁、曹植、陶渊明、谢脁、鲍照、庾信、初唐四杰、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以及明清时期的小说家、戏曲家们，大都如此。其中不少作家都是在宦海失利后，才隐居山林田园的，像陶渊明、王维等，或者退出官场后而借助作品发泄牢骚不满以及对黑暗现实进行批判，像鲍照、李白等。身居高位而远离政教进行创作的作家也有，像齐梁初唐的宫体作家、宋初的西昆诗人及明初的台阁作家等，但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总是遭到人们的批评，况且这些人只是极少数。在古代，真正对仕途毫无兴趣，或终生不仕的作家，寥寥无几。大多数作家都有着科举仕途的经历，尽管有的作家科举入仕很晚，且入仕后地位卑微，像贾岛、柳永那样，或始终未能由科举而入仕，像蒲松龄那样，但他们心灵深层的仕宦**是十分炽烈的。而一些在仕途失败最终弃官归田的作家，像陶渊明那样，仍心怀不忘现实政治。古代作家的仕宦意识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对政教功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第四，“立德”、“立功”价值观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价值观念，对后世文人的人生观具有重要影响。这种价值观的排列顺序已清楚地表明，“立言”虽也是人生不朽的重要方面，但同“立德”、“立功”相比，只能是次要的。“立德”是对道德人格价值的追求，“立功”是要求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并努力实现社会政治责任，“立言”是文化使命或文学创造。在中国古人看来，道德人格价值的追求高于一切。因为，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中，只有道德人格高尚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才有立身行事于世的资本。若道德人格不高，很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立身行事。“立功”是人生辉煌之事，能带来实际的功利效果，是人生能力和价值的体现。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于“德”于“功”有所成就。“立德”是常人之事，“立功”又以为当局所接受、为当局所使用为前提条件，若当局不接受，则无法“立功”。当“立功”无门时，而不得不去“立言”，像曹植、陆游那样。“立言”虽为个人之事，亦有极高的价值。“立德”要求人格道德价值的实现，“立功”要求功利价值的实现，二者是“立言”的基础，即是说，“立言”应能体现出道德人格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而文学创作是“立言”的一部分，因而，“立德”、“立功”的道德人格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也必然要求文学作品不能是脱离道德精神和政治功利的，而必须与道德精神、政治功利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立言”应能体现出“立德”、“立功”的价值要求。实际上，受“立德”、“立功”意识制约的中国古代文人，在“立德”、“立言”方面难以有所作为而不得不去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道德精神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的影响。陆游是突出的例证。陆游年轻时的理想不是作诗，而是“立功”救国，其《观大散关图有感》即云：“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他“立功”无望，只好去当诗人，“书生本欲辈莘谓，蹭蹬乃去作诗人”。“立功”意识并未因“立功”理想破灭而消失，相反，在诗歌创作中却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的诗歌作品是他“立功”理想的真正体现。古代文学家很少有人脱离道德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而进行文学创作的，“立言”受“立德”、“立功”意识的制约，“立德”、“立功”的价值观念给文学政教功用论以重要影响。

第五，文学本身的工具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工具。言志之诗，载道之文，劝善惩恶之小说，关乎风化伦理之戏曲，在社会上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这种功效本身说明文学具有工具的性质。古代文人也正是利用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而使文学为政教功用服务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夫使臣以诗表达政治态度，就是把诗当作交际工具来使用的。孔子把诗当作“事父”、“事君”的工具。汉代大赋的作用之一，也是被汉武帝当作娱乐消遣的工具。白居易、韩愈、王安石、高明、施耐庵、吴敬梓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文学为工具、为一定的功利目的而创作的。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使它为政教功用服务成为可能。反过来说，政教功用论的形成离不开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

（黄霖等：《原人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鄢晓霞选编：《梁启超散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1]周乔建：《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论纲》，《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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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1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9]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21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3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1][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2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46～4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3]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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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1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9]郭沫若：《郭沫若文集》，卷十，1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