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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军士兵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第2页）

这样的军队显然是不能打仗的。所以庞培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法萨卢斯之后，庞培逃至埃及，为托勒密廷臣所杀。恺撒追踪庞培至埃及，废黜年幼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宣布托勒密的姊姊克里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罗马对埃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不过，这一时期的恺撒并没有把埃及并入罗马的意图。公元前45年9月，恺撒在消灭了庞培派的残余势力以后，凯旋罗马。他为此举行了四个凯旋仪式。一个是庆祝他的高卢战争；一个是庆祝他对付法那西斯的本都战争；再一个是庆祝他的阿非利加战争；最后一个是庆祝他对埃及人的战争。据说，在凯旋时，抬着游行的金钱数量达60500（银）他连特，金冠2822个，重20414磅。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罗马内战正式结束，恺撒成了罗马政坛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此后，他从罗马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头衔，集独裁官、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大祭司长以及大元帅、祖国之父等各种高级官职与荣誉称号于一身，实行**裸的独裁统治。恺撒几乎成了共和国的代名词。

恺撒独裁期间，在罗马共和政制的架构下，对元老院和国家管理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他改革元老院，将元老人数增至900人，增加的元老院成员不仅有恺撒的军官、被释奴隶，更有曾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在恺撒看来，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信，是其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与此同时，他又扩大其他官职的人数：财务官的数目由20人增至40人；营造官由4人增至6人；行政长官从8人增至16人。他规定，除执政官以外，其他官职的人选一半由他本人来推荐，一半由人民选举决定。

恺撒政权的基础是军队。为了安置战后的老兵，他实行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使8万多退伍老兵和贫苦公民在各行省安家落户，并且用法律条文保证老兵的特权。为了使老兵们安心耕种土地，他宣称：“我把土地给你们所有的人，但不是像苏拉那样，从私人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并且使被夺取者和夺取者混在一起，从而使他们始终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我分配给你们的是公有的和我自己的土地，而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将购买土地分给你们。”这显然是恺撒为解决老兵这一棘手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政策，它对于行省土地的开垦和行省的罗马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恺撒还颁布新法律，严惩贪污勒索的行省总督；严格规定行省总督的任职年限，执政官级总督为2年，行政长官级总督为1年；严厉规范行省总督的权限，剥夺行省总督的军权。行省的军队一般由恺撒的副将掌管。同时，对于行省的税收制度也进行适当的调整，规定由国家征收直接税。只有间接税仍然采用包税制，交给骑士处理。这一措施对于行省居民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阻止了骑士对行省的无限制搜刮。同时他还把公民权扩大到一些行省。

恺撒的政策是在罗马政坛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实施的，贵族们对此极为反感。他们加紧准备暗杀恺撒。公元前45年3月15日，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首的共和派集团利用恺撒到元老院议事厅议事的机会刺杀了恺撒。恺撒被暗杀表明，他还是没有找到一套解决共和国危机的方法。不过，他在行省实施的政策顺应大势，赢得了行省居民的热烈拥护。

恺撒的死打乱了他在罗马刚刚建立起来的秩序，罗马再次陷入混乱状态。恺撒的亲信安敦尼、骑兵长官雷必达和恺撒的养子屋大维逐渐在混乱中结成联盟。公元前43年10月安敦尼、雷必达和屋大维三人在意大利北部波诺尼亚城附近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符合三方利益的协议。协议规定：屋大维辞去执政官的职务；通过新的法律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长官职位，由三头共同担任，它具有执政官的权力，任期五年。设立这个职位的目的是平定内部的纠纷。三头实行分治原则：安敦尼统治高卢，屋大维控制阿非利加、撒丁尼亚和西西里，雷必达治理西班牙，意大利由他们三人共同治理。安敦尼和屋大维具体负责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征讨。这次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后三头统治罗马的格局。同年11月，公民大会通过法律，正式任命屋大维、雷必达和安敦尼为“建设共和国的三头”，授予他们处理国家事务大权五年。后三头与前三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权力来自公民大会。三头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政敌实行“公敌宣告”。“他们把那些因为有势力而为他们所猜忌的人列在名单之内；把他们自己的私仇也列入；在当时和以后，他们又互相交换自己的亲戚朋友，处以死刑。他们随时在名单上增加名额，有时是因为仇敌的关系；有时只是因为一种私人嫌怨，或者因为受害者是他们的敌人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的朋友的敌人，或者因为他们有财富。当时三巨头需要大量金钱来进行战争，因为亚细亚的税收已经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又译喀西约），而他们俩人还在那里征集款项，各国国王和总督们仍向他们俩人交纳。所以三巨头缺少金钱，因为欧罗巴，特别是意大利，由于战争和各种勒索，已经枯竭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对于平民，最后甚至对于妇女们，都征收很重的捐税，他们打算对于买卖和租佃也征税。现在也有一些人因为有华丽的别墅或城市住宅而被宣布为公敌了。被宣布处死和没收财产的元老们约300人，被处死的骑士约2000人。”[16]通过马略和苏拉间的公敌屠杀以及后三头的公敌宣告，罗马的原始贵族家庭开始迅速衰落。

公元前42年，安敦尼和屋大维出兵巴尔干与共和派作战，双方在马其顿的腓力比附近发生激战，最后共和派被打败，共和派首领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双双自杀。腓力比战役实际上也就消灭了罗马共和国最后的军事力量。此后的共和军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与三头竞争了。

腓力比战役结束后，三头又进行了新的势力范围的分配。安敦尼分得东方和高卢；雷必达最初什么也没有得到，原因是他帮助庞培的小儿子塞克斯都·庞培，后来得到了阿非利加；屋大维得到了西班牙、意大利等。此后，安敦尼前往小亚细亚等地，行使罗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后又随克里奥帕特拉到达埃及。屋大维返回罗马，用没收意大利17个城市土地的方法来安置三头的退伍老兵。这一方法在意大利引起了严重的混乱，遭到了意大利土著居民的强烈反对。

公元前40年夏，安敦尼返回意大利，三头又在布隆图辛达成一份新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早先的领土分配又有了新的调整：安敦尼治理东方行省，负责对帕提亚的战争；增加高卢为屋大维的属地；雷必达只统治阿非利加；意大利仍由三人共同管理。三头由共治帝国发展为三头各自分治，各自管辖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保证三头之间业已形成的关系，屋大维还把他自己的妹妹屋大维娅嫁给安敦尼。安敦尼在达成这一协议后，继续经营其在东方的事务，这实际上为屋大维在意大利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创造了条件。屋大维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他在促成西方和平、安全和繁荣等方面中所做出的贡献，贬低安敦尼在东方取得的成绩，凸显安敦尼的困难。屋大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大，优势越来越明显。

公元前37年，前一年本应正式终止的三头同盟的权力又延长了5年。屋大维在得到安敦尼提供的120艘船只的支持后，迅速打败了共和派的残余。公元前36年，屋大维又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让他以一个大祭司长的空头官衔在阿非利加度过余生。“三头”实际上只留下了“两头”。

安敦尼回到东方以后，以埃及为据点，过着较为平和的生活。公元前37年，他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结婚。这在罗马人眼里是无法接受的。屋大维乘机大造舆论，大肆攻击安敦尼。此后，屋大维又利用维斯太贞女向公众公布了安敦尼的遗嘱。遗嘱将安敦尼统治下的领土赠给克里奥帕特拉和他的子女，宣称克里奥帕特拉为“万王之王”，声称其死后要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这是罗马人所不能容忍的。安敦尼遗嘱的宣读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安敦尼政治生涯的结束。此后不久，屋大维操纵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迅速通过决议，宣布安敦尼为公敌，罗马正式向埃及宣战。开战前，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的团体纷纷向屋大维宣誓效忠。公元前31年9月，屋大维率领军队与安敦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会战于阿克辛海角，克里奥帕特拉和安敦尼军队大败。这场战争宣告了罗马双雄政治的结束。屋大维由此掌握了罗马帝国的权力，而安敦尼则一蹶不振。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军侵入埃及，安敦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双双自杀。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并规定由屋大维亲自治理，别人不能染指。

屋大维的胜利具有双重意义：第一，结束了罗马长达百年的内战；第二，宣告了罗马共和国的最后灭亡。屋大维是新世纪罗马和平的创造者，但同时也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最后埋葬者。虽然屋大维接受恺撒的教训，没有直接实现独裁统治，甚至还假惺惺地声称把共和国交还给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但实际上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屋大维手中，他既是终身保民官，又是大元帅；既是元首，又是奥古斯都。他几乎集军事、行政、司法、财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正因为如此，所以狄奥·卡西乌斯说：严格说来，从屋大维时期起，罗马已经进入了君主时代。著名罗马史专家琼斯也认为：

很难断定，他自己这个罗马世界的真正主人对这个复活了的共和国应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的让位，就这词的任何真实的意义来说，只会是使一切事务都投回混乱之中。为了和平和秩序的利益，他至少得保留他的权威的重要部分；这个目的事实上是达到了，在史无前例的方式下，皇帝的统治建立了起来。任何恢复国王称号的事是办不到的，而且屋大维本人也明白表示拒绝独裁。人们也没有为他设立过什么新的官职或创造过什么新的官衔。但他被元老院和人民按照旧宪法的形式授予某些权力，像在他以前的很多公民那样，并使他列入共和国的那些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的地位；只是为了显示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显赫尊严，元老院下令他应把‘奥古斯都’加在他的名字里，同时在一般交谈中他此后称作普林切普斯‘首席公民’，这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尊称，是共和国的习惯用语，除表达公认在公民同胞中首要和优越的地位外并无其他意思。

西塞罗在他的《论共和国》中草拟的自由共和国立宪总统的理想显然是实现了；但这仅仅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授予屋大维的特权把他所辞掉的专制职权的实质还给了他；在恢复了的共和国和新的普林切普斯之间的权力平衡上，后者是占压倒优势的。[17]

屋大维普林切普斯制的建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罗马共和制的最后消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是罗马共和制造就了罗马的地域帝国，但随着罗马外部敌人的消失，罗马内部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内战本身就是内部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调整统治者内部利益的一种手段。罗马地域帝国的迅速形成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来对之进行治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罗马意大利同盟者的反抗斗争本身表明，在当时罗马统治者还没有找到解决奴隶和同盟者问题的方法。这些反抗斗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他们的行动确实对罗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促使罗马统治者迅速调整以前的统治政策。帝国早期同盟者的罗马化以及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消失显然就是罗马调整政策以后所出现的重要成果。公民兵制是罗马共和国迅速崛起的基础，但面对已经扩大了的罗马疆域，公民兵制显然有些落伍，罗马募兵制的出现部分地解决了兵源的不足，但恰恰又为共和制制造了新的矛盾，使军队与将军的关系远胜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将军与军队的结合彻底改变了罗马共和制的传统，从而为罗马共和制的消亡和元首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1]普鲁塔克：《苏拉传》，9。

[2]阿庇安：《内战史》，1，59。见《罗马史》，下卷，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维莱利乌斯·彼特库洛斯：《罗马史》，2，22。

[4]阿庇安：《内战史》，1，98。

[5]阿庇安：《内战史》，1，100。见《罗马史》，下卷，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101～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西塞罗：《关于给执政官指派任职行省的演说》，12。

[8]普鲁塔克：《庞培传》，45。

[9]阿庇安：《内战史》，1。见《罗马史》，下卷，104页。

[10]西塞罗：《关于给执政官指派任职行省的演说》，13～14。杜兰把西塞罗的话做了自己的加工，变成了以下气势蓬勃的语言，即：“我认为抵御高卢入侵和日耳曼的部落的野蛮，不是阿尔卑斯山的屏障，也不是莱茵河的川流，而是恺撒的双臂和将才。纵有一天海枯石烂，我们所恃以能巩固意大利的，不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而是恺撒的胜利与功绩之启示。”杜兰：《恺撒与基督》，1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1]阿庇安：《内战史》，2，17。见《罗马史》，下卷，116页。

[12]普鲁塔克：《恺撒传》。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西塞罗：《书信集》，7，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1，6。

[15]阿庇安：《内战史》，2，69。见《罗马史》，下卷，159页。

[16]阿庇安：《内战史》，4，5。见阿庇安：《罗马史》，下卷，319页。

[17]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513～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