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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一文作者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于1991年第4期发表了林梅村先生的《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一文（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林文）。文章详细地探讨了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前往中国的路线，读后很受启发。但同时也发现，文中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写成此文，以求教于林先生及史学界同仁。

一、关于“蒙奇兜勒”

有关“蒙奇兜勒”遣使来华“内附”之事，最先见于袁宏的《后汉纪》。据《后汉纪·和帝纪》记载：永元十二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中又对此作了同样的报道。据《后汉书·和殇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金绶。”

同书《西域传》，作者在评论东汉王朝经营西域所取得的成就时，又再次提到了蒙奇兜勒“内附”之事。“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涉，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接着又说：“（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内附。”

上述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西域蒙奇兜勒的使者曾到过中国。他们不属于纳质内属的国家，也不属于重译贡献的安息、条支诸国，而是属于四万里外、刚来归服的远国。那么蒙奇兜勒究竟是指哪一国家呢？对此，历来争论颇多。林文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蒙奇就是指马其顿；兜勒则是指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原因是蒙奇和兜勒的发音与希腊文Maia和Tyres（Tures）的发音一致。实际上，这种解释很难成立。理由是希腊文中的Maia虽然可以发成蒙奇兜尼亚，而Tyres（Tures）则只能发作“跳勒斯”，绝对不能发成“兜勒斯”，因为希腊文中的元音“u”没有“乌”的音，而只有“尤”的音。所以，林文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开“蒙奇兜勒”之谜。

我认为，学者们长期无法解开“蒙奇兜勒”之谜的关键，是人们常常机械地将“蒙奇兜勒二国”理解为二个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考证，因此始终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后汉纪》和《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二国”，并非指“蒙奇、兜勒二国”，而是指蒙奇兜讷（今译马其顿）的两个地区或自治区。理由是：

1。在2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只有马其顿商人遣使到达Seres（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首都Sera（洛阳）的记载。这一记载一直通过罗马大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约公元90—168年）的巨著《地理学》保存至今。托勒密的《地理学》大约成书于公元150年。据托勒密报道：有一位名叫梅斯（Maes），又叫蒂蒂阿努斯（Titianus）的蒙奇兜讷人记录了从Lithinos[1]到Sara城的路程。不过他本人并未到过Seres，而是派遣手下的一些人去的。[2]托勒密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所引用的上述材料来源于马林努斯（Marinus）的《地理学导论》。马林努斯为推罗人。从托勒密说他是“我们时代从事这种事业（指地理记载——引者）的佼佼者”[3]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托勒密的同时代人。不过，他的《地理学导论》显然比托勒密的《地理学》成书要早。因为托勒密在其著作中曾不时引用马林努斯的材料。至于梅斯所报道的蒙奇兜讷商人来华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马林努斯之前。因为据托勒密说：正是“由于这次商业旅行（指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引者），人们（指西方人——引者）才了解了这条由石塔至Sera的道路。”[4]而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一材料的就是马林努斯。在马林努斯以前的作家（包括旅游甚广，勤于搜集资料的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等大地理学家）虽然知道在远东有一个Seres国，但都不知道有西方人到过Seres，更不知道有一条通往Seres国首都的陆路。所以，从时间上说，这次旅行必然发生在马林努斯写作《地理学导论》之时，也即1到2世纪之交。而这一时间又恰好与《后汉纪》、《后汉书》上记载的蒙奇兜勒遣使来华的时间一致。而且就内容而言，中西双方的记载又都非常吻合。它们都指出：到达洛阳的“使者”，他们来自安息、条支之西，是由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洛阳）的首批西方人。所有这些都表明：《地理学》上记载的马其顿商人来华与《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记载的“西域蒙奇兜勒内附”是同一回事。

2。从音韵学的角度说，蒙奇兜勒实则是拉丁文“Maes”的音译。“Maes”在拉丁文中有“马其顿人或马其顿地区”之意，托勒密在叙述马其顿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时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字。按拉丁文发音，Maes可以译成“蒙奇兜讷斯”，因为古人在翻译时常常省去尾音“s”，如Sindus—般只译成“身毒”或“印度”，所以，它又可译成“蒙奇兜讷”，而这里的“讷（ne）”在古音上完全可与“蒙奇兜勒”的“勒（le）”相通。因为声母“l”和“n”虽然在发音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同属舌音，经常可以通转。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古代译著中到处可见。例如：《大藏经·悲华经》卷四就将Naraynavalika译成那罗延力。又如《西域土地人物略》将Astana城译成“我答剌”城；将Teneger译成“墩刺”。即使到现在，许多地区的方言还具有“l”和“n”不分的特征。

至于《后汉纪》等提到的“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从属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独立性的自治市。《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和“阿蛮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很多，它们分布于帝国各地。马其顿境内的Stobi，orus等就属这一类。因此，“蒙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两个自治区”。

二、关于“石塔”之谜

据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Marus，330～？）和托勒密记载[5]，西方人在翻越Imaus山以前要经过一个名叫“石塔”的城镇（Vicus）。这一城镇是由西方通向中国的必经之地。

从严格意义上说，希腊文的“Lithinos”和拉丁文的“TurrisLapidis”不能译成石塔。因为希腊文的“Prygos”和拉丁文的“Turris”主要是指“有城墙围绕的任何牢固的建筑物”。[6]因此，人们一般都把“Lithinos”译成“石城”。它绝对不会像林文所说的来自“自然景观”，即《大唐西域记》里的大石崖，[7]或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中的大石壁，[8]而应该来自当地城镇的城墙和建筑物形状。

那么，“Lithinos”究竟位于什么地方呢？历来都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林文虽然在利用别人研究成果和东西方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Lithinos”应在“无雷之东三百余里和蒲犁之西二百余里处”，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与库斯拉甫之间。”[9]但只要仔细研究林文的论证过程，就会发现这一结论尚不可信。理由是林文所使用的证据的引文离古代西方作家的原意相差甚远。从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证据主要是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和托勒密对“Lithinos”的描述，然而，他所釆用的引文却来自从法译本那里转译过来的中译本，所以与原文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正确理解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和托勒密的原意，现将他们对“Lithinos”的有关描述重新译出（从原文译出）：据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记载（原文为拉丁文）：“（与粟特人）相接的是塞人（Sacae），这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生活于一块野草丛生的土地上，这里只适宜于‘畜牧’，因此没有城市。在它的附近有Asedus山，沿着这些山的山麓（Radices）行进，在经过人们称之为Lithinos的城镇（Vicus）后，有一条很长的道路。商人们经常通过这一通道前往赛里斯国。”[10]

托勒密是在纠正马林努斯所确定的“已知世界的长度时”提到Lithinos的。托勒密指出（原文为希腊文）：“由Antiianum前往巴克特里亚的道路是向东的，而从巴克特里亚到穿越edus山区的方向是向北的。然后在穿越这些山脉并到达野草丛生的峡谷时，这个方向又偏向了南方。因为山的西北坡位于拜占庭的纬线上，而山的东南坡却位于赫勒斯滂的纬线上，所以，他（指马林努斯）说，虽然这条路差不多一直都是东向的，但毕竟还是偏向了南方，然而由这里通往Lithinos的那条长达50波斯里的道路，自然是偏向北方的，因为据马林努斯说，只要一攀上这一峡谷，就到Lithinos了。那些由这里开始的山脉向东与来自Palimbothra（即华氏城）一直北向的Imaus山脉相连。”[11]

从由原文翻译过来的上述两段文献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edus山是位于Imaus山脉和Lithinos以西的一条山脉。它不属于Imaus山系，因此也不可能是Imaus山即葱岭或帕米尔高原的最高点。（2）梅斯商团或西方人是经过edus山的山麓后到达Lithinos的，而并不像林文所说的那样是经过“帕米尔山区的最高点”而到达上述地点的。（3）Lithinos位于aus山脉之间，绝对不会在Imaus山脉即葱岭以东，因此，把Lithinos确定在葱岭以东的塔什库尔干地区显然是牵强的。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认为，要彻底解开Lithinos之谜，恐怕还为时尚早、还有待于做更多的工作，发掘更多的文献和实物材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Lithinos不会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而只能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

三、关于林文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史学界常常将某一作品中的明显错误，特别是材料上的错误，称作“硬伤”。在林文中，这样的硬伤也有，现择其主要处，举例如下：

林文将第二部分的标题列为：马其顿巨商梅斯的《中国见闻录》。很显然，文章作者认为梅斯曾写过《中国见闻录》一书。其实，这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从现有的材料看，梅斯不但没有写过《中国见闻录》一书，而且也不可能有这一著作。这是因为：他本人根本没有到过Seres。有关这一问题，马林努斯在其《地理学导论》中写得非常清楚。马林努斯说：“有位名叫梅斯又名蒂蒂阿努斯的马其顿人……记录过（由Lithinos至Sera的）距离。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Seres国，而是派遣手下的一些人去的。”[12]梅斯既然没有到过Seres国，那么又怎么能写出其在Seres国（即中国）的所见所闻呢？

林文指出，马林努斯在书写《地理学导论》时曾“采访了专门同中亚和中国做生意的马其顿巨商梅斯”，而且断言：“马林努斯的中亚和中国地理知识均来自这位马其顿人的东方见闻。”[13]这显然是毫无史料根据的。其实，马林努斯对中亚地理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来源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作品，[14]至于对Seres国地理知识的了解则确实来自梅斯商团。不过，他并非在采访而是在看过梅斯的有关记录后才获悉这些知识的。[15]

林文宣称，马林努斯“在《地理学导论》中介绍了马其顿与大夏间的交通”，“它从马其顿出发，经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幼发拉底河上游汜复城（Hierapolis）、进入安息两境阿蛮城（Ea）、里海之门（Hyria）、安息国都和椟城（Hekatompyllos）、至安息东境阿里亚城、然后北上安息东北边境木鹿城（Margiana）、再西行至大夏首都蓝氏城（Alexaria）”。[16]林文指出，他的上述结论来源于托勒密的《地理学》第一章，第12节的第5～7段，我仔细查阅了原文，发现托勒密的《地理学》并无论及从马其顿至大夏的这条通道，更没有说梅斯商团是经过这一通道而进入中国的。《地理学》中确实提到了从Hierapolis到Bactria的路线，但这是为了计算经度的需要，为了计算有人居住的世界的长度的需要。因为这条线路基本上和罗德斯岛的纬度趋于一致，而且道路较平，西方人较熟悉，所以能比较正确地计算出这段路的距离。[17]至于木鹿城至大夏首都蓝氏城的方向则绝对不会像林文所说的那样是向西，而应该向东。因为蓝氏城位于木鹿城的东部。

林文将幼发拉底河河道城Hierapolis到Lithinos之间的距离译为26。28希腊里，而将Lithinos到赛里斯国首都洛阳城的距离译为36。20希腊里。[18]这与托勒密《地理学》中所说的距离相差太远。按托勒密的说法：由幼发拉低河河道城Hierapolis到Lithinos之间的距离为876波斯里，或26280希腊里。而由Lithinos到赛里斯国首都Sera城的距离为36200希腊里。[19]很显然，林先生不了解托勒密的原意。

林先生认为他已经揭开了托勒密著作中有关远东地名的奥秘，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原因很简单：

首先，林先生确定的地名大多采用对音的方法，其他的佐证材料很少，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次，林先生在确定地名时，主观臆断的成分太明显。例如，他认为：“Sera一字源于粟特文Srr，丁阗文作Saraga，叙利亚文作Saragha，本义为‘大厅、宫殿’。粟特人起初用它称呼长安，东汉迁洛后，又改指洛阳。”“古代西方世界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即本自粟特人对中国当时首都的称谓。”[20]按照这一说法，那么西方人应先知有Sera，而后才知有Seres国。但留传下来的西方材料却证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Seres国，而那时根本不存在西汉的长安城。又如，林文认为托勒密在《地理学》第11章第16节第5段中提到的Daxata相当于佉卢文的Takhala（呾叉始罗）；Orosana相当于大夏语Xorasan（呼罗珊）。所有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可言。其实，只要多了解一些西方的历史就会发现，西方人早就知道了呾叉始罗的具体位置，而且有专门的文字即Taxila表述之。至于大夏语Xorasan，西方人常常将其译成ii或Khwarism，因为大夏语的“X”只能与希腊文“CH”或“KH”对音，绝对不能省略。因此，“Xorasana”不可能是托勒密著作中的Orosana。

此外，林文还将《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王安敦”比作罗马帝国的安敦尼王朝；将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译成《地理志》等，无疑都是明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