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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道路篇（第2页）

“城邦”在希腊文中叫做“波里斯（Πολιs，Po1is）”，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城堡）或卫城[17]，即紧急时期居民的避难所，一般位于本地区的高地上。以后慢慢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单位。在西方语言中，诸如政治的（Political）、政治学（Politics）、政体（Polity）等词均来源于Po1is。一般认为，城邦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国家组织形式，它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管理机构有非常密切的承继关系。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管理机构，如军事首长、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在希腊城邦的各个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以公民大会为例，它不但出现于荷马史诗中，而且也出现于克里特和斯巴达，出现于雅典。当然，因时间和地点不同，公民大会的作用也有所区别。在荷马时期，普通民众仅仅是听众而已，在克里特和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权利也只限于对元老院事先讨论过的提案进行表决。[18]然而，在雅典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每一个与会公民都有提案或修正议案以及支持或反对他人所提提案的权利。正如智者普罗塔戈拉斯（Protagoras）所言：“如果他们（雅典人）所议论的主题是有关政治智慧的，政治智慧的原则总是遵循正义和节制，那么他们会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这种美德，否则，城邦就无法存在。”[19]

按照古典的解释，城邦是参与城市生活和防卫的自由人的组织。它既不同于那些庞大的地域性君主国，又不同于所有成员均处于臣民地位的王国。各城邦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同时也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政治体制上看，各邦之间或某邦各时间段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斯巴达是贵族寡头政体；雅典则经历过王制、僭主制和民主制政体。而就城邦的政治结构而言，则更是变化万千。例如斯巴达虽然有两个国王，但他们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他们既要受监察官的监督，还要受长老会议和元老院掣肘。雅典的政治结构则更为复杂，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法庭、元老院，还有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职权，而且机构之间相互制约。城邦政治体制的多元性一方面表明希腊政治发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学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城邦现实基础上写就的古典名著。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叫做：“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的最大功能是：第一把人与非人分开；第二是把公民之人与非公民之人分开。在古代希腊，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也被排斥于公民集体之外。授予外人以公民权的情况十分罕见，除非是处于特殊时期。[20]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民主派也不希望打破传统的男性公民共同体。恩格斯对此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21]

当然，希腊城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先前强大的城邦，有变得默默无闻的；而往昔弱小的，又有变得强大的。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后来居上才发展起来的。不过，希腊城邦实力的不断变化，霸权的不断更替虽然打破了地区的局部平衡，但并没有动摇城邦的内部结构，这或许是希腊城邦的最大魅力。

[1]荷马：《奥德修纪》，19，172～177。

[2]希罗多德：《历史》，1，143。

[3]ChesterG。Starr，Individualandunity—TheRiseofthePolis（800-500B。C。，Oxford，OxfordUyPress，1986，p。46。

[4]直到修昔底德时期，雅典人还共同出资庆祝统一女神节（Synoecia），以纪念这次统一活动。

[5]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卫城里有一座雕像，上边刻着这样的诗句：狄菲努斯之子安塞密翁奉献这座雕像给神……他已经从日佣级进入骑士了。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7，4。

[6]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2。

[7]库朗热：《古代城邦》，2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译文略有改动。

[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

[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

[10]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1。

[1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18～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7章，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2页。

[17]修昔底德证实，雅典的卫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作Polis。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15，6。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a，10～12。

[19]柏拉图：《普罗塔戈拉斯篇》，322E～323A。

[20]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时，才采用较为宽容的人口政策，而且危机结束后则弃而不用。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8a，26～3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