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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而已1（第2页）

这一句法位置对“已”的词义有何影响呢？很显然，会造成它动词义的逐渐弱化。而其演变为语气词的过程则可分为两步：从“停止”义到“算了；可以了”义；从“算了；可以了”义动词到语气词。

1。从“停止”义到“算了；可以了”义

李宗江已经指出了“已”从“停止”义到“算了；可以了”义再到限制语气这一语法化链[11]，但是对造成这一语法化链的动因却没有具体去分析。我们认为导致“已”词义虚化并逐渐演变为语气词的因素，除了句法环境外，还有更深层的认知机制在起作用。如：

（13）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诗经·陈风·墓门》）

（14）（匠师庆）对曰：“无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国语·鲁语上》）

“停止”义的动词表示行为动作的结束，即“停止做某事”或“某事结束了”。例（13）是国人讽刺陈佗不良的诗，“知而不已”意即“国人知道陈佗不良，陈佗还不停止（不良行为）”。例（14）庄公大修宫殿，匠师庆进谏，要庄公停止这一做法，说“庶可已矣”。

一般的动作行为都是可控的，比如陈佗的不良行为陈佗自己可以控制，即他可做也可以不做；庄公修宫殿，这是庄公的意愿，自然庄公也可控制做还是不做。

人类社会有一定的行为规则、制度，社会中的人都需要遵守。规则制度规定生活中一些事是可以做的，还有很多事是不能做或者不应该做的，这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基本生活常识，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不良行为是不应该做的，所以陈佗做了就被国人唾斥；大修宫殿过于耗费国家资财，这也是不应该做的，国王做了，臣子就会劝谏。陈佗的不良行径、庄公的大修宫殿国人都希望能够“已”，即停止。言语的主体说“已矣”时，往往要求对方停止某一行为，同时还含有这一意思：这事不要再做了，没有必要；这样做说不定有不良后果，算了吧。正是在这一潜意识及语用推理的作用下，“已”就发展出了“算了；可以了”这一义项。如：

（15）（匠伯）曰：“已矣，勿言之矣！”（《庄子·人间世》）

（16）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孟子·公孙丑下》）

（17）季康子欲以田赋……（仲尼）私于冉有曰：“……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国语·鲁语上》）

例（15）讲匠伯见到一棵大树却不顾，徒弟很奇怪，觉得浪费了一棵好树，就跟师傅说个不停，匠伯不耐烦，就说“已矣，勿言之矣！”“已”是动词表“停止”，即要徒弟停止说废话，同时觉得徒弟眼光不够，不会观察树，很不高兴。全句如果解释为“算了，不要再说了！”似更妥。例（16）为季孙责备子叔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子叔）不愿意为政，就算了，这事到此为止，不应该再使子弟为卿了。例（17）季康子征田赋，仲尼不高兴，说“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季康子）要征田赋，有军队出征的时候当然可以，没有就不应该了。“已”就是“算了”的意思，如果理解为“停止”则不妥，因为季康子还没有开始征赋。

可以看到，“已”从“停止”虚化为“算了；可以了”，正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这一过程中，“已”的动词性弱化了，但是主观性却增强了。因为行为动作的进行还是结束，虽然是可控的，但是说到底还是客观的行为。但是言语的主体（说话者）说“已”时，往往含有要求别人不要做某事或结束某一行为的意味，这就带有了言语主体很大的主观性，即将自己的主观态度加于对方（言语的受众）。也就是说，表“停止”的“已”是外在的、客观的，而表“算了；可以了”的“已”是心理的、主观的。从词义的变化看，“停止”义的“已”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而“可以了、算了”义的“已”时间性减弱了，但是语气义却增强了。

“已”随着使用语境的扩展，言语主体有时即使没有主观要求别人不要做某事，但是往往也会带有“只要做某事”或“做某事就可以了”的意味，这是动词“已”的“算了；可以了”义的进一步固化。如：

（18）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

（19）饰牲，陈其牲。为载书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国语·齐语》）

（20）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上面三例分别表示“敬奉天地就可以了”“加于牲上就可以了，不要歃血”“慎守就可以了”。

虽然例（15）～例（20）中的“已”还带有程度不等的动词性，不能算作真正的语气词，但是各句含有一种限制语气却是无疑的。这正是“已”的动词义所附加给句子的限制语气，因为“算了；可以了”本就限制了行为动作的范围，故而整个句子带有限制语气。

2。从“算了；可以了”义动词到语气词

如果“已”的使用进一步扩展到非行为动作句中，句子的时间性完全消失，这时“已”的动词性自然也完全丧失，不但不带一丝“停止”义，甚至“算了；可以了”义也极弱，“已”就是较典型的语气词了。如：

（21）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左传·成公六年》）

（22）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孟子·离娄下》）

（23）此亦妄人也已矣。（《孟子·离娄下》）

（24）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左传·成公十六年》）

（25）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骈拇》）

上面例（21）～例（23）句子不是行为动作的叙述，没有时间性，“已”只是限制范围；例（24）的动词“在”属于存在动词，句子时间性不明显；例（25）的动词“闻”“见”已经指称化了。如果把“闻彼”和“自闻”作为“聪者”的两方面，“见彼”和“自见”作为“明者”的两方面，那么“已”就是限制范围的作用：“自闻”和“自见”而已。

以上例（21）～例（25）各例“已”都是典型的语气词，且都是对事物范围的限制。对范围的限制往往含有事情、事物不过如此的意味，即所谓的“把事情往小里说”的语气[12]。这也属于语用推理过程，这时的“已”主观化程度就更高了，因为它限制的已经不是范围，而是情态，即纯粹表达的是言语主体（说话者）的主观意识和态度。如：

（26）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论语·先进》）

（27）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庄子·田子方》）

（28）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通‘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庄子·天运》）

例（26）曾皙问孔子：“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孔子就说“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意思是告诉曾皙，他们三人（子路、冉有、公西华）只是说说自己的志向，仅此而已。仔细品味，此例的“已”似乎还带有限制范围的痕迹，但是主观的“把事情往小里说”的意味更浓。例（27）的“已”已经没有丝毫限制范围的功能了，孙叔敖面无忧色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得失之非我也”，故而能坦然接受事实而无忧色；不在意、不记挂于心，正是他面无忧色的原因。例（28）将刍狗的前后结局作对比：未祭祀之前，是“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已经祭祀后，是“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以后面的下场反衬出前面辉煌的不足道，“而已”在这里“不过如此”的语气特别浓厚。

上面我们讨论了“已”从动词演变为语气词的途径、诱因及机制。具体如下：

（1）动词（“停止”义）→动词（“算了；可以了”义），同时带有一定的限制语气

（2）动词（“算了；可以了”义）→语气词（表限制语气，“不过如此”，把事情往小里说。至于大多“已”受“矣”或“也”影响，限制语气弱化消失，具体见后文。）

以上两步是“已”语法化的不同阶段，从动词到语气词，这是从以句法功能为主过渡到以语用功能为主的过程，即词义逐渐消蚀，主观性逐渐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转喻（metonymy）起到了很大作用。行为动作的进行和停止，这是时间维度；但是行为动作一般都是可控的，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说，事情的可做还是不可做、行为的继续还是停止，都是人的主观性的反映。从“停止”到主观地觉得“算了、可以了”，正是从客观的时间维度进入人的心理维度。“已”限制范围的语气和“算了；可以了”义有着直接的关联，从语义和句法角度看，这只是“已”的进一步虚化；但是从认知的角度看，却是客观时间性的消失和客体主观性的增强。表“把事情往小里说”语气的“已”和表“限制范围”的“已”的区别在于主观性的强弱。如果说“限制范围”的“已”还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事物、行为的范围往往具有规约性，或者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么“把事情往小里说”的“已”的主观性就非常高了，言语的主体也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A有一百万块钱，B是穷光蛋，但是B仍然可能会说A“一百万而已，有什么啊”之类的话。

（四）“而已”的词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