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讨论“已”的语法化时,我们并没有将“已”和“而已”区分开来,因为在“已”虚化前和虚化过程中,单用的“已”和“而已”中的“已”功能是同一或者相近的,但是随着“已”语法化的深化和完成,这时的“已”和“而已”就体现出差异来了。单用的“已”一旦演变为语气词,它的演变过程就大致结束了;但是“而已”却不一样,在“已”语义一步步虚化,并逐渐语气词化的同时,“而已”还经历了一个词汇化过程。
当“已”是动词时,“而”是连词,“而已”是一个跨层非短语结构,也就是说“而”和“已”虽然句法位置紧邻,但是并不处于同一个句法单位,比如前面所举“忽然而已”。但是随着“已”动词性的减弱,“而”的连词功能也在相应减弱,因为语气词常置于句末,是不需要连词连接的。也就是说“已”语义的弱化,首先会导致连词“而”连接功能和语义的弱化;而两者语义的弱化一旦达到一定程度,接着边界就会开始模糊,结合逐渐紧密并融合(fusion);最后“已”发展为语气词,“而”的连词功能也就消失了,这时的“而已”也就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复合语气词。途径:“而+已”(连词+动词)→“而+已”(连词+语气词)→“而已”(复合语气词)。如:
(29)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过三言,臣请烹。”(《韩非子·说林下》)——跨层结构
(30)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而已”可以重新分析
(31)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语气词
词汇化是汉语词汇语法化的一个后续演变,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也揭示出了词汇化一些重要特征和机制。如鲍尔·J。霍伯尔和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13]、哈里斯·艾丽斯和里尔·坎贝尔[14]、董秀芳[15]、江蓝生[16]、王灿龙[17]、吴福祥[18]等。跨层结构“而+已”的词汇化导源于“而”和“已”的语义弱化,因为语义弱化,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就会下降,所附带的信息值也会降低,言语的受众(听者或读者)在听或读到“而已”时,就会倾向于将它们当作一个语法单位来处理;这也正是“而+已”得以融合的心理基础,并最后完成理据重构,演变为一个复合语气词。从语法的历时发展看,“而已”的词汇化也可算作“已”语法化的后续演变。
“而已”的词汇化有其必然性:①语义上,“而”和“已”在逐渐弱化;②句法上,汉语语气词居于句子的末尾,根本不需要连词连接,因而“已”的语法化会导致“而”连接功能的弱化;③使用频率上,“而”和“已”在先秦高频共现[19]。我们利用检索软件对《十三经》及其他24部秦汉诸子[20]进行了检索,共得到“已”的用例2111次[21],而和“而”共现的就有531次,这一共现频率是相当高的。如果排除那些副词“已”的用例以及《诗经》《仪礼》《周礼》等中“已”的动词用例,那么“而”和“已”共现的频率还要高得多。
需要作一个说明的是:我们在检索时没有考虑历时因素,通过检索结果也只是想表明,随着“已”的虚化,“而”和“已”的高频共现会触使“而已”的词汇化。如果一定要对秦汉时期的“而已”做一个定性,那么可以说秦汉时期绝大部分的“而已”都已经是复合语气词了。
“而已”词汇化后,语音有时也会融合为“耳”。如:
(32)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公孙龙子·迹府》)
(33)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韩非子·初见秦》)
(五)从“罢”和“罢了”的平行演变看语气词“已”和“而已”的形成
语气词“罢”的语法化历程与“已”极其相似,也经历了“停止”义动词→“算了”义动词兼语气词→语气词的演变过程。同时“罢了”也逐渐词汇化为复合语气词,而在现代汉语中,“罢”不见,“罢了”还非常活跃。
语气词“罢”大致在宋代已经出现了,只是句例很少而已。如:
(34)只见一个狱家院子打扮的老儿进前道:“你们看我面放手罢。”(北宋·佚名《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上例“罢”是较典型的语气词,可以译为“算了”。这类“罢”元代以来逐渐多起来。如:
(35)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罢。(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
(36)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
表“算了”语气的“罢”直接来源于下面这类表“完结、结束”义的动词“罢”:
(37)从容草奏罢,宿昔奉清罇。(杜甫《奉汉中王手札》)
(38)十一月丁卯朔,钱惟演罢。甲戌,唃厮啰、立遵求内附。(《宋史·仁宗本纪一》)
“罢”语法化的原理与“已”相同。
“罢了”在宋代也已经出现[22],不过“罢”还是动词,“了”是动态助词,“罢了”为“动词+补语”形式。如:
(39)那时王黼正与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将曹辅罢了正言,编管外州居住。(北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
(40)诸路牒试皆罢了,士人如何也只安乡举。(《朱子语类》卷一百九)
随着“罢”动词性的减弱,“罢了”这一动补结构结合也逐渐紧密,并产生出“算了”义,这时的“罢了”含有一种“容忍、不再深究”的语气;只是“罢”没有完全虚化,在句中也以谓语的形式出现,不能删除。如:
(41)恁地说,我也罢了。(北宋·佚名《错斩崔宁》)
(42)他委实不肯便罢了,教我怎生断理?(关汉卿《金线池》第四折)
那么表“容忍”的“罢了”怎么会衍生出限制语气,表示“把事情往小里说”呢?道理很简单。根据语言的合作原则,当言语的主体(说话者)容忍某事、不再深究时,往往会让受众(听者或读者)意识到,这事不严重,也无关紧要。有时即使说话者没有表明这一意思,言语的受众也会觉得是这样的。这就产生了把事情往小里说的语气。一旦“罢”虚化程度加深,“罢+了”的界限也逐渐消失,词汇化得以完成。孙锡信认为表限制义的“罢了”与表容忍义的“罢了”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形式上,都难以截然分开[23],这话很有道理。如:
(43)胡乱卖几文钱,与小厮们买嘴吃,只凭你说罢了。(《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44)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怎的便是辛夷树?(清·孔尚任《桃花扇》第六出)
(45)我也想来,这如今没有别法,只得备办三牲礼物,到关上对着他的头祭他一番,聊表我们一念之诚罢了。(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回)
上面各例“罢了”主要表限制语气,也可以删除,只是删除后,句子的限制语气就很弱或者也随之消失了。比如例(43)“只凭你说罢了”的限制语气非常明显,觉得这事微不足道,怎样安排都可以;如果删去“罢了”,认为事情微不足道的语气就没有了。再如例(45)说“聊表我们一念之诚罢了”时,含有明显的“只能如此、不过如此”的意味,如果删去“罢了”,说“聊表我们一念之诚”,突出的就是“诚心”了。
“罢了”随着词汇化的完成,主要表“把事情往小里说”的语气时,就可以出现在非行为动作句中。如:
(46)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红楼梦》第三二回)
(47)婢子,原是个妃嫔罢了,怎敢和娘娘并列。(民国·陈莲痕《乾隆休妻》第五回)
“已”“罢”起初都是动词,后来动词义分别虚化,演变为语气词;而“而已”起初为跨层结构、“罢了”为动补结构,后来也都词汇化为限制语气词。随着“已”“罢”退出语气词系统,“而已”“罢了”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另外,表“停止、完结”的动词“休”宋代也发展出语气词的用法。汉语史上“已”“休”“罢”的演变时间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其过程惊人地相似:动词“停止、完结”义→动词“算了;可以了”义→语气词。相同的语义演变模式表明同一个认知机制在起作用,即“停止”和“算了;可以了”存在语义上的有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