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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气词研究35（第2页）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是一本探讨近代汉语语气词源流方面的书。该书分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对近代汉语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消亡作了较好的概述，并且常常能上溯上古、中古。该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从该书大致可窥近代汉语语气词的全貌。不过，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分析语气词时，附加了很多句式义在上面，结果导致概括的语气词的语气义过多，随举一例：“与此同时，‘者’的用法也相对集中了，‘者’可用于表示命令、要求、吩咐、商酌、希望、声明、申诉等多种语气。”[76]“者”的用法集中了却仍然有这样多的语气，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种概括的准确性。另外，对语气词衍生与演变的机制揭示不够。

罗骥《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属于断代语气词研究，主要描写北宋的语气词，不过也常常联系唐代。[77]能将断代描写与溯源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也算本书的优点，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历时研究价值。

另有很多论文我们不拟一一分析、评述，下面讨论几个研究较多的语气词，有关成果也有选择性地予以介绍。

关于语气词“吗”，学界有较多讨论。“吗”的来源大家一般都赞同王力的说法：无→麽→吗。[78]但是“无”在什么时候开始用作语气词，唐代中与“无”相似的“不”“否”是不是语气词？这些问题大家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伍华考察了《祖堂集》，认为“不”“无”“否”“摩”都是语气词[79]。孙锡信却认为只有“无”演变成了“麽”才完全成为语气词[80]。问题的关键在于句末“无”字的虚化程度。钟兆华从韵文用韵的角度入手，指出唐代韵文中疑问语气词“么1”属果摄，拟音为［muo］，也可用“磨”“摩”“末”等来表示，并认为“么1”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初唐。到宋代，从语气词“么1”分化出“么2”，语音发生了变化，为［ma］。“么1”与“么2”的读音及功能都不相同，［ma］的出现正是“吗”出现的基础[81]。吴福祥把句式的变化和词汇的虚化结合起来考察，认为“麽”的产生肇端于反复问句“VP-neg”式中否定词（neg）的虚化以及由此造成的“VP-neg”式的分化，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他认为东汉至宋的“VP-neg”式语义上应分为反复问句和非反复问句，前者的“neg”（不1）为否定词，后者的“neg”（不2）为语气词。“无”在六朝以后进入“VP-neg”式，“无”同样有两个，即“无1”（否定词）和“无2”（语气词）；唐初，“无2”蜕变为“麽”[82]。吴福祥的说法有较大解释力，不过有一点他没有论述清楚，如果在汉魏时期，“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陌上桑》）中，“不”已经虚化成疑问语气词，那么到南北朝时，否定词“无”怎么能够进入“VP-neg”这一格式？倒过来说，否定词“无”能够进入“VP-neg”这一格式，不正说明“VP-neg”中的“不”还是否定词吗？或许“不”的虚化程度还不够高，使用者还看作否定词吧，即存在形义矛盾？最近，杨永龙也对“吗”的形成作了理论的探讨，他认为从“无”到“吗”的这一语法化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无”的语义泛化（geion），二是“VP无”句式的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83]。对于东汉以来句末的“不”，俞理明[84]、遇笑容、曹广顺[85]、龙国富[86]、朱冠明[87]等都有很好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鉴定语气词“不”与否定词“不”的方法。俞理明还认为“不”从副词向语气词的发展有限度，所以最后也没有完全发展为语气词，至于其中的内在原因他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

语气词“时”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艾皓德分析了“时”字的使用情况、语法功能及历史演变，肯定了“时”字的语气词用法，并认为主要见于元末明初，到了清代，“时”字慢慢实化了[88]。艾皓德的观察大致正确，但是我们认为清代“时”字慢慢实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对“时”字语法化过程论述最清楚的是江蓝生。她详细分析了时间词“时”和“後”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和内部机制。“时”语法化开始于唐代，大致途径为：①VP时≈VP，②VP时＝VP，③NP时＝NP。江蓝生同时指出在汉语假设助词系统发展的历史中，曾有时间词加入，并且这种“时间助词→假设助词”的演变还具有语言共性[89]。江蓝生对近代汉语语气词的研究颇有创获，结论大多可信。后来龙国富更将语气词“时”的产生提前到了魏晋[90]。

语气词“呢”的来源也讨论得比较多。吕叔湘认为“呢”即“哩”之变形，而“哩”又源于“在里”[91]。太田辰夫认为表示承前疑问、疑问强调的“呢”来源于五代的“聻”，“那”的一部分用法与“呢”相同[92]。王力认为“呢”的最初来源是“那”，另一来源是“哩”[93]。另外曹广顺[94]、江蓝生[95]等也对“呢”字及与“呢”相关的语气词作了研究。相对来说，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但是分歧不是很大，很多材料都是在互相论证、补充，后来杨永龙对“呢”字的研究作了归纳总结，认为：“特指问的‘聻’很可能就是六朝以前的‘尔’……历史上‘焉、底’都是既作疑问代词，又作指示代词，但‘这样’与‘怎么样’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是如何转换的，还须要进一步论证。”[96]

另外，如各方言的语气词研究成果也很多，据我们统计，有论文60余篇，专著1部[97]，此外还有一些各地方言语气词的论文集，还有很多成果散见于各方言语法专著。已有的研究方言语气词的论文，大多是从共时的角度进行描写、分析，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注意从历时的角度对方言的语气词进行探源、比较，甚至将方言与汉语史相结合，如梅祖麟、邢向东[98]等人，这就弥足珍贵了。

（四）成绩与不足，当前的研究课题[99]

现代科学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化成一个个简单的小问题，然后对每个小问题再进行具体细微而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自《马氏文通》出版以后的语气词研究，无疑是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而壮观的研究队伍、相当数量优秀的专著、论文也昭示着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目前为止，汉语绝大多数语气词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很多还相当深入。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对语气词的功能、发展演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百余年来的语气词研究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描写比较详细充分，特别是溯源，绝大多数语气词的发展轨迹已较清楚；随着描写的深入，功能解释开始并重；理论建树也大有起色，部分学者尝试着去构建汉语语气系统；还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语气词的类型学特征，以期反作用于普通语言学。

但是成绩的背后，汉语语气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们研究的瓶颈。克服这些瓶颈正是我们当前研究的课题。

1。加强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研究

如前所述，汉语语气的研究大致包括了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而语气词的作用，较一致的看法是表达语气；但是汉语中有多少种语气，具体某个语气词表达什么语气，分歧就较大了。关于语气词的语气功能，现在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以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100]为代表的单功能说；另一种是一些学者却持多功能说，比如吕叔湘：“语气词和语气不是一一相配的。一方面，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语气。一方面，同一语气可以用不同的语气词。”[101]或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多功能说，但是在概括语气义时却是这样操作的，如孙锡信：“‘咱’的用法可概括为：①命令；②要求；③劝诱；④申说；⑤感叹；⑥反问；⑦呼语。”[102]

在具体的语气义概括上，很多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如陆俭明[103]、胡明扬[104]、徐晶凝[105]等，但是事实是很多语气词的语气义目前都没有定论。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是活语言，有形式和语感的支持，语气义的概括就要比古代、近代汉语成功，如对“吗”“吧”“啊”“呢”等的语气义概括就大致反映了汉语实际。而古代、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语气义就概括得不尽如人意了，如“也”“者”“来”“呵”等有多少种语气，学界就有点各执一词。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不好有客观原因，即语气词意义空灵，不容易把握；也有主观原因，即我们对语气词的功能认识不够，研究方法和理论有欠缺。另外，不同学者在概括语气义时持的标准不一，还有一些人不知不觉把很多句式义当作语气义去了。比如古汉语的“也”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如“追我者，谁也？”（《孟子·离娄下》）一些学者就认为“也”可以表疑问语气，实际上所谓疑问语气只是句式的语气，而不是“也”的语气。

总的来说，加强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既要注重共时平面上的功能分析，也要注重历时平面上的发展演变。而研究的深入不光需要发掘新的材料，研究方法、理论的革新进步也很重要。

2。加强语气词发展演变的研究

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包括四个方面：①语气词的起源；②单个语气词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③各个时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汉语）的语气词更迭、系统的变化研究；④汉语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规律、机制的研究。

（1）关于语气词的起源，学界一般都认可王力提出的“春秋发生”说，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争论，如前面提到的甲骨卜辞中的“抑”和“执”是不是语气词？如果“抑”和“执”确认是语气词，那么“春秋发生”说恐怕就得提前为“殷商”说了，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现在没有定论。

（2）关于单个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已比较清楚，但是还有一些来源不明或者演变过程不是很清楚。历时研究需要对语料进行鉴定以及对语法现象作出判定，这有一定难度。语气词大都是其他词类在一定的句法、语义环境中语法化（grammati）而来的，如代词→语气词（者、焉、而）、动词→语气词（已、了、在）、名词→语气词（里）、结构助词→语气词（的）、否定副词→语气词（不、无）、形容词→语气词（好）等。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统，从语法创新（grammatical）到扩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演变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作是语气词呢？以“者”字为例，一些学者如孙锡信等认为在上古汉语中，“者”已经可用作语气词[106]，举例如《论语·公冶长》：“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宋绍年却认为只有“也者”中的“者”才是语气词[107]，而朱德熙等认为“鲁无君子者”中的“者”是代词[108]。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据我们考察，“者”在战国初期还是代词，或者说语气词产生的创新阶段，战国中后期语气词的用法才确定下来。再如语气词“吗”来源于否定词“无”，那么“无”什么时候可以看作是语气词呢？这方面还是有争议。总的来说，对语气词语法化程度的认定有宽严之分，有些着眼于语法创新、有些着眼于语法扩展，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明确的、适于操作的标准适用于所有或大多语气词呢？

（3）各个时段都有自己的语气系统和语气词系统，系统内部还可以再分为两个子系统：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那么各个（子）系统的情况如何，有哪些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相对来说，两头（上古、现代汉语）的研究要明显强于中间（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这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体现。国内的研究传统是注重单个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或共时研究，而不太重视语气词的系统性及单个语气词在系统中的地位，这一点急需得到改观。

（4）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规律、机制研究目前也有很大不足，比如哪些词容易演变为语气词？实词语法化为语气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句法语义环境或者说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其间的机制是什么？据我们初步研究，绝大多数语气词的产生及其发展都伴随着主观化的过程，但是主观化对语气词发展变化的影响，现在还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

可以看到，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衍生、演变的规律和机制。语法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3。加强普通话、方言、汉语史的结合研究

以前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是将汉语分成不同时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然后分别研究，这直接受到索绪尔的历时和共时区分的影响。这种分时段研究的作法好处是使研究力量比较集中，有所侧重；弊端是由于时段的划分过于严格，不同时段的研究者各自为政，研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汉语是一个整体，时段的划分应当有利于语气词的研究，而不是使研究者画地为牢。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语气词研究溯源热潮的兴起，大量的研究已经突破时段的限制，这是一种好的趋势。语法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语法现象发展演变的内因、机制和规律以及语言组织的规则等，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至于方言的语气词研究可说卓有成效，所有大的方言区，甚至一些小的方言点的语气词都有了很深的揭示。但是，现在的方言语气词研究大多是孤立的描写，即一个或几个语气词的功能分析，而很少将方言的研究与整个汉语语气词的研究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做到普通话、方言、古文三者的结合。对方言语气词进行描写是必需的，汉语研究也需要这种描写的充分性，但是不与整个汉语相结合，就只能静止于描写的充分性而不能达到解释的充分性，这点梅祖麟就曾经批评过[109]。将方言和汉语史的结合相研究，梅祖麟、吴福祥等一些学者做得较好；而跨方言的研究，刘丹青、李如龙等学者做得较好。但是跨方言或方言与汉语史结合的语气词研究成果并不多，仅有江蓝生、邢向东、孙朝奋、刘祥柏等少数几人的少数几篇文章。

4。加强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角度的语气词研究

很多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有语气词，那么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共性或者类型学特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跨语言的研究往往能够提升普通语言学理论，反过来，从他种语言来观照汉语的语气词，常会看到一些静止于汉语所看不到的现象和规律，如语气词的起源、语气义、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规律、特征等。以宋金兰《汉藏语是非问句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110]为例，宋文提到否定词向疑问语气词的转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存在于很多汉藏语之中。这种规律的揭示就有助于我们对汉语疑问语气词的发展演变研究。我们以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汉语，缺乏普通语言学眼光，或者对其他民族语言缺乏了解，走了很多弯路。我们国内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宝库，但怎么开发却值得深思。

另外，语言接触研究也有待加强，从历史资料来看，汉语在发展中确实受到了印度语（佛典）、阿尔泰语系一些语言的影响。从语言接触来看语法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好的思路，只是语言接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具体哪些语气词的发展变化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研究还很薄弱，只有少数几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