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二红与黑（第1页）

二、《红与黑》

《红与黑》的题材来自于1827年《法庭公报》上登载的一桩刑事案件。小说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亦译“于连·索雷尔”）出身于维立叶尔城一个锯木工家庭。他从小崇拜拿破仑，希望凭自己的才能出人头地。但他生不逢时，在王朝复辟时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德·雷纳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期间，他和市长夫人相爱，事情败露后，离开市长家来到贝藏松神学院。以后，他在彼拉神父的推荐下，到巴黎为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爱上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正当于连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德·雷纳夫人的一封告密信断送其前程。于连一怒之下向雷纳夫人开枪。最终，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小说通过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平民青年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的风貌，它是一部具有深刻政治内容的小说。小说突出地表现了王政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黑暗，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关系与紧张的政治空气。经过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冲击之后，法国的贵族和教会势力虽然元气大伤，十分虚弱，但他们在复辟之后，唯恐再被推翻，因而，更为丧心病狂地加强了对人民的压制，千方百计地设法恢复并巩固旧制度，要把历史拉回到大革命之前的时代。新上台的贵族一方面趾高气扬，一方面百倍警惕，密切注视社会的政治动向。德·雷纳市长是个新贵族，复辟时期出任市长，平时总是摆出一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架势。流亡贵族木尔侯爵返回巴黎后大权在握，成了复辟派的首领。他的客厅成了“阴谋与伪善的中心”，出入于这里的都是些流亡回来的反动家伙。小说第51章到第53章，描写了复辟势力在木尔侯爵客厅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引进外国军队镇压革命。木尔侯爵说：“在言论自由和我们贵族制度的存在两者之间，唯有死斗而已。”司汤达在此处影射了法国1818年的“秘密备忘录”历史事件，有力地揭露了封建阶级的卖国行为。为了集中力量对付革命者，贵族阶级与教会势力相互勾结，教士、神父都成了王朝的爪牙和密探。贝藏松神学院突出表现了复辟时期教会势力的猖獗、黑暗与反动。尽管贵族和教会势力拼命地加强控制与镇压，然而，大革命已经使自由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波旁王朝的复辟，怀念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其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这一切都使复辟势力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惶惶不可终日。木尔侯爵府中的贵族们总是担心罗伯斯庇尔在法国重现，甚至感到每一段篱垣后面都能看见有一位罗伯斯庇尔和他驾来的囚车。木尔侯爵的儿子看到于连时就警告妹妹说：“要当心这个青年，若再发生一次革命，他会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

于连是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于连的性格是多元多层次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则是他性格中的核心和深层的内容，这种自我意识在环境外力的作用下，又生出自由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强烈的个人野心。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地位低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因不是一块当木匠的好料而常遭父兄的打骂。于连不甘心过这种受欺侮的生活，几次想离家出走，这表现出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当父亲要他到德·雷纳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的回答是：“我不愿当奴仆”，“要我和奴仆一桌吃饭，我宁肯死掉。”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的过程中，他对门第观念极强的市长先生极为反感，在骄横的市长把他当仆人一样训斥时，于连“眼里射出残酷可怕的复仇的模糊希望”，愤然回答说：“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由此可以看到他那强烈的自我观念、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于连迅速为自己择定了另一条道路：做神父，40岁左右可拿10万法郎，三倍于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为此，他只能将对拿破仑的崇拜隐藏于心底。在贝藏松神学院这个“到处是伪善”的地方，于连为了成功不惜“扮演一个崭新的角色”，以伪善对付伪善。他心里明明没有上帝而只有拿破仑，却以惊人的勤奋苦苦研究神学，当众背诵《圣经》和辱骂拿破仑。在虚伪手段的使用上，他“进步很快”，但“企图做些虚伪的行动，于连又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呀”，因此，他又“凄苦地嘲笑自己”。其实他对虚伪，对到处是伪善的神学院是“充满了疯狂的愤怒”的。在巴黎木尔侯爵府，于连为了成功顺应环境，不惜为复辟势力效劳，表现出一种妥协性。直到成功的希望破灭后，于连才又表现出反抗者的本色。最终，出于对人格的维护，他在监狱中不肯向贵族阶级低头，拒绝上诉慷慨赴死。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多侧面的，而自我观念始终是其思想性格的底蕴。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他时而反抗，时而妥协，时而雄心勃勃，时而野心啖啖，而最终却是拒绝归附。他的孤身奋斗，激**着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也充满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欲望。作为个人奋斗者，他既体现了大革命过后英雄主义尚存的法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表现了受压抑的一代年轻人对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同时也投射出司汤达自身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欲望。于连身上表现的反压迫、求自由、坚定地追寻自我生命价值的精神，体现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需求。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司汤达通过于连形象的塑造，成功体现了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于连一生的奋斗，主要是在维立叶尔城、贝藏松神学院和巴黎木尔侯爵府这三个典型环境中进行的，他的性格，也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流变。这样的描写，既揭示了其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原因，也达到了再现社会风貌、表现时代精神的目的。但于连的性格演变并不是被动地由环境决定的，而是既受制于环境的作用又决定于性格系统内部的驱动力，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的作用是性格演变的前提，性格系统内部的驱动力是性格演变的根据。比如，于连的反抗性与妥协性在不同环境的变化，是性格深层的自我主义观念作用下为保护自我所做出的适应性自我调节的结果。又如，由自私伪善的环境引发的于连的虚伪，并未使他完全泯灭良心，他在虚伪的背后尚保留着正直与善良的天性。于连性格中的这种对环境的抵抗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形成了其在与社会搏斗过程中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也使这一形象的性格演变显得丰富多彩。

司汤达是一位内倾性的作家，他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红与黑》不仅写出了环境的重压与其强烈自我意识的共同作用使于连如何处于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雄心与野心、反抗与妥协等多重矛盾之中，也写出了雷纳夫人、玛特儿小姐等人的复杂心理。主要人物间的心理冲突，成了这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根据。作者在具体的心理分析中，善于展示人物**与理智相冲突时的内心世界，由此表现了人物形象的“力”之美。例如，于连在夜晚的花园里与市长夫人一起乘凉时偶然碰到了她的手，这只手很快地缩了回去。这使得敏感的于连愤怒不已。他头脑中的“责任”观念使其做出决定：我要让这只手留在我的手中。第二天晚上他试图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又十分胆怯——“在等待与焦急中……于连心情过度紧张，几乎快要发狂了。”10点钟的钟声敲了最后一下，他不顾一切抓住夫人的手，尔后，“他的心里洋溢着幸福”。这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他内心“可怕的痛苦折磨”结束了。诸如此类的心理冲突，既有**的冲动，又有理智的约束。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人物的外在行为既具有冲动性，又表现出果敢与坚毅，人物形象的“力”之美就由此而生。

《红与黑》叙述简洁明快，语言清丽朴素、自然流畅。司汤达反对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以辞伤情，强调文学创作要表达自然真实的感情。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文风是朴素、真切、自然而生动的，所以，他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阿尔芒斯》的序中说：“在这部小说的风格中，读者会发现天真的叙述方式，这一点我不忍改换。我觉得日耳曼式与浪漫式的夸张比什么都乏味。”“过分讲究典雅，势必导致呆板令人敬而远之。”《红与黑》中铺陈描写的成分极少，而往往以简明、概括的笔触描绘出引人入胜的画面，如第25章写于连初到贝藏松神学院时，作者就开门见山地写神学院大门上“那个镀金的十字架”，接着写开门者“相貌古怪”“绿眼珠”，继而写院内的阴暗沉寂，文字高度简约。而对木尔侯爵府的描写，仅用“多么壮丽的建筑呀”这一句赞叹，就简短而有力地勾勒出了这座贵族府邸的巍峨堂皇。这与巴尔扎克小说那种精雕细刻、大肆铺陈有重大差异。司汤达对自然、朴素、简洁、明快之文风的追求，继承了17、18世纪法国散文的风格。

思考题：

1。司汤达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2。怎样评价于连的个人奋斗？

3。《红与黑》是怎样表现反封建的政治主题的？

4。你认为《红与黑》是一部“爱情小说”还是“政治小说”？

5。《红与黑》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原典选读

《红与黑》（节选）

（法国）司汤达

第一部第九章乡间良宵

盖兰画的迦太基女王，妙不可言。

——斯托贝

第二天，他再见到德·雷纳夫人的时候，简直前后判若两人。他瞧着她，仿佛瞧着一个生冤家、死对头似的。他的目光和头一天晚上的大不相同，使德·雷纳夫人摸不着头脑。她对他不坏呀，他为什么生气呢？她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百思不得其解。

好在有德维尔夫人在一起，于连可以少说话，多想他的心事。整个一天，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读那本神来之笔写成的书，武装自己的头脑，锤炼自己的灵魂。

他大大缩短了孩子们上课的时间，等到德·雷纳夫人来了，他才想起要挽回丢了的面子，于是暗下决心，今夜一定要握住她的手不放。

太阳越来越低，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于连的心也越跳越厉害。黑夜来了。他看到夜色很暗，满心欢喜，心上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天空乌云密布，热风劲吹，好像要起暴风雨似的。两位夫人散步的时间特别久。在于连看来，她们今晚的行动有点反常。她们怎么会喜欢这种天气呢？只有一颗热恋而又脆弱的心才会需要外界的刺激来增加内心的安乐啊！

她们到底坐下了，德·雷纳夫人坐在于连旁边，德维尔夫人又坐在她朋友旁边。于连心事重重，没有什么话好说。谈话要冷场了。

“难道我头一次决斗就这样哆嗦，这样倒霉吗？”于连心中暗想：因为他不太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不会看不清自己的精神状态的。

他痛苦得要命，在他看来，什么危险都比这种痛苦好受。他甚至几次三番地希望：德·雷纳夫人突然有事，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屋里去，那就可以免掉他的烦恼！于连拼命压制自己，连说话的声音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不料德·雷纳夫人的声音也颤抖起来，但于连没注意到。他的“本分”观念和他的胆怯心理，在作激烈的争夺战，使他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思去管别人。古堡的钟楼已经敲过九点三刻，他还不敢动手。于连觉得自己这样胆小，真是丢脸，于是暗下决心：“十点钟一响，我今天朝思暮想的事，一定要做到，否则，我就上楼回房间去，一枪打个脑袋开花。”

在焦急等待的最后时刻，于连的心情紧张过分，好像丧魂失魄一样，到底，他头上的钟楼敲响了十点钟。这要命的钟声，每一下都在他心中回响，仿佛打在他胸膛上似的。

十点钟的最后一响余音未了，他终于伸出手去，抓住德·雷纳夫人的手，但她立刻把手缩了回来。于连也不大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又再把她的手抓住。虽然他自己很激动，但还像触电般感到，他握住的手是冰凉的；他抽筋似的用劲握住她的手，她作了最后一次挣扎，要把手抽出来，但到底还是让他捏在手里。

他心里洋溢着幸福，并不是因为他爱德·雷纳夫人，而是因为他受的罪总算结束了。为了不让德维尔夫人有所发现，他觉得他应该讲话了，才一开口，声音就既洪亮，又有劲。而德·雷纳夫人却相反，说起话来激动得直颤抖，她的女朋友以为她病了，问她要不要进屋去。于连感到危险：“如果德·雷纳夫人回到客厅里，我又要像白天一样紧张。我捏住这只手的时间还不够，不能算是已经挽回了面子。”

等到德维尔夫人再问她要不要回客厅去时，于连捏住那只由他摆布的手，捏得更紧了。